2021-5-3 17:55
本節探討：馬儒融合論〔2〕儒學困境。談談近代以來儒學的歷史命運。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曾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然而，當歷史的腳步行進到16世紀的時候，歐洲興起了文藝復興，18世紀又開始了工業革命，從而一躍走在世界前列。此時的中國清朝統治者，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之中，閉關自守，不看世界大勢，結果在短短100多年時間裡就落在西方後面，在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中，慘敗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堅船利炮之下。
中國在世界進步的潮流中落伍了。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有人說，是儒家思想束縛了中國兩千多年，阻礙了中國的進步。這種以偏概全的說法是與歷史事實不相吻合的。
首先，自漢代直至15世紀的1500多年中，中華民族的文明程度始終處於世界各民族的領先水平。
其次，中國從近代開始落後於西方，這樣一個歷史大變化必定是多種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不能簡單地歸咎於儒家思想這一個原因。毋庸諱言，近代以來，尤其是清王朝為鞏固其統治，竭力強化『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並採取高壓手段大興文字獄，加速了儒學僵化的進程，嚴重禁錮了人們的思想。這是造成近代以來中國落後的原因之一。然而除此之外，還有其它種種原因。例如：皇權專制制度已經走向腐朽和衰落；長期延續不變的小農生產方式效率低下；長期沿續不變的重農抑商、輕視科技政策阻礙了商品經濟和現代科技的產生；相對封閉的大陸型地理環境拖住了沿海地區發展商品經濟的後腿；閉關鎖國的海禁政策束縛了中國『走出去』的步伐；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扼制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此等等，都是造成中國在近代落後的原因。
產生於先秦百家爭鳴時代的孔子學說，與漢代大一統之後統治者提倡的儒學既有聯繫，又有重要區別。在先秦時代，在那個社會大變動、思想大解放的歷史條件下，孔子及其繼承人孟子、荀子的學說，是百家中的一家，是那個時代的顯學。它是生動活潑，具有獨立個性和自強不息奮鬥精神的，而不是僵化教條的；是心懷天下，憂國憂民的，而不是一味鼓吹愚忠愚孝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安身立命』之本的，而不是見利忘義、唯利是圖的。
先秦儒學的自主批判精神，不能適應秦以後的中央集權制度，遭到了『焚書坑儒』的嚴厲打擊。經過漢儒、宋儒改造，儒學獲得了進一步發展，與此同時，它也具有了維護專制統治工具的意涵。對於這後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否認它在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發展方面曾經起過的積極作用。然而，儒學一旦成為經學，它就僵化了；一旦成為政治的附庸，它就被附加進去許多扼殺人的獨立自主精神的內容。這種狀況在近代以來愈益嚴重。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閉鎖的大門，社會開始了有史以來第二次大變革，而愈益僵化的儒學不能適應社會大變革的要求，對它進行必要的改造、轉換和提升，是勢所必然。
一是對綱常名教的批判。近代以來，君主制度已經日趨腐朽和衰落，而一些腐儒們卻依舊大力宣揚綱常名教、愚忠愚孝，這就不能不激起有識之士的反擊。實際上，早在明末清初的時候，黃宗羲就發出了反對專制制度的第一聲吶喊，旗幟鮮明地揭露傳統社會『君主』的本質，認為這是『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康雍乾時期的思想家戴震，對『以理殺人』的『綱常名教』進行了猛烈批判，對在『綱常名教』下含冤而死的人們寄予深切的同情。五四新文化運動把矛頭直指『三綱』、『名教』，這也是理所當然。
然而，把這個罪名枉加到孔子頭上，籠而統之、不加分析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全盤否定孔子，卻是混淆了歷史事實。在君與臣的關係上，孔子主張『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在父與子的關係上，孔子主張父慈子孝。這是一種雙向對等的關係，經過改造和升華，是可以與當今社會的權利義務關係相融合的。然而到了漢儒那裡，孔子的上述思想被異化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變成一種絕對服從與被服從的關係，並一直延續下來。『三綱』對鞏固傳統社會的秩序有一定作用，但是，在中國結束君權制、走向共和制以後，它就成為過時的、應當拋棄的東西。如果不加區別，把『三綱』與孔子的思想混為一談，就是一種非歷史的、不客觀、不公正的態度。
二是對『存天理滅人慾』的批判。義利關係涉及價值觀的核心問題，因而成為中國倫理學的重要範疇，從古至今，長期爭論不休。孔子對義利關係的基本主張是：義字為先，義利相濟。他認為，『義』是人的價值之所在，是君子的行為尺度。孔子並不反對人們獲得符合道義的實際利益，他所反對的是那種不顧道義而牟取私利的行為。荀子則更加明確地指出：在求利避害這一點上，君子和小人是相同的，但是在『所求之道』上卻是不同的，君子是義字為先，小人是利字為先。荀子進一步指出，對於國家的治理而言，『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但是到了宋儒那裡，卻把義與利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清朝思想家顏元對理學家們的義利觀進行了尖銳批評，認為他們空談心性，脫離人之常情，不講實利，以至『誤人才，敗天下事』，他明確提出『義中之利，君子所貴也』的主張。戴震則認為，人性是人的自然本質，是知、情、欲的統一，情和欲是人的一切行為的基礎，『理』是人之情慾不失之度，自然之欲與必然之理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
馬克思指出：中國在近代之所以被打垮，除了隔絕於世，以天朝自欺以外，就是『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由此可見，理學家們的主張，導致國人恥於言利，思想僵化，嚴重阻礙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是近代以來中國落後的一個重要思想根源。 『存天理、滅人慾』的僵化思想在五四運動中受到批判，也是勢所必然。
三是對性理空談的批判。明朝的滅亡使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們掀起了反思傳統哲學，批判性理空談，主張恢復孔子學說經世致用之風的實學思潮，其代表人物是顧炎武、王夫之、顏元等。針對理學家們認為理是天地萬物本體的觀念，實學思潮認為，氣是天地萬物的本體，陰陽二氣的矛盾運動推動事物發展，理為氣之理，心為知覺之心，不具本體意義。顧炎武竭力主張以『實學』代替『理學』，倡導經世致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主張為學要以『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為內容。王夫之主張『理依於氣』，提出 『行先知後』的認識路線，認為『行』是『知』的基礎。顏元提倡『習行』，反對靜坐窮理，空談性命，強調知識應當從『習行』中獲得，明確地把『格物致知』的『格』字解釋為『手格猛獸』之格，並說『格物』就是『親下手』，就是『犯手實做其事』。這說明，他已經看到了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重要性。
實學之風深深影響了近代以來的知識分子，形成了關心世事、熱衷於投身政治活動的湘學士風。鴉片戰爭以來，湖南湧現出一批志士仁人，例如：魏源、譚嗣同、黃興、陳天華、宋教仁等，他們是湘學士風的傑出代表人物。湘學士風也深深影響了身為湖南學子的青年毛澤東，他在以後的革命生涯中之所以提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形成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不能不說與此有直接聯繫。
綜上所述，近代以來的批孔，矛頭所向是孔子之後的儒者們提出的『三綱』和『天理人慾』等內容，卻不加分析、籠而統之地把罪名加到孔子身上。這就是儒學在近代的歷史命運。這種狀況使儒學陷入了困境，也迎來了變革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