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人就该懂得这个道理。善用人的长处，是因人成事的第一要务。臣闻料才核能．治世之要．自非圣人．谁能兼兹百行．备贯众理乎．故舜合群司．随才授位．汉述功臣．三杰异称．况非此俦．而可备责耶．
夫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论其大体则弘略而高远．历纤理微则宕往而疏越．亢厉之人．不能回挠．其论法直则括据而公正．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宽恕之人．不能速捷．论仁义则弘详而长雅．趋时务则迟缓而不及．好奇之人．横逸而求异．造权谲则倜傥而瑰壮．案清道则诡常而恢迂．
又曰：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理小则迂．策术之政．宜于理难．以之理平则无奇．矫亢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公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其众．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民劳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
白话
我听说，考察、衡量人的才能，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之一。既然我们不是圣人，谁又能通晓各行各业，懂得天下各门各科的理论呢？所以舜统管各个部门，根据每个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责任；汉高祖刘邦讲论功臣，对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的才干各有不同的说法。何况一般人不能和这些人相比，怎么可以求全责备呢？
根据人的个性及其相应的长处和短处，刘邵的《人物志》大略概括如下：
性格刚正、志向高远的人，不善于做细致琐碎的事情。所以应当用全面的观点看待这种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远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处理琐碎小事的粗鲁和大意；严厉亢奋的人，不会灵活处事，这种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据，正直公平，说到变通可能就会变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宽容迟缓的人，往往不讲办事效率，至于说到仁义，其为人则弘大周全而宽厚文雅，但对时势则不能迅速准确地把握；好奇求异的人，放纵不羁，追求新奇，运用权谋、诡计则卓异出众，以清静元为之道来考究，这种人往往违背常规而不近人情。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实行王道德化的统治，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辽阔；讲究权谋的统治，适合于扶危救难，在安定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匡正时弊的统治，适合于纠正侈奢坠落的风气，靠它来治理已经病人膏盲的国家只会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统治，适用于纠正朝廷里的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中央机关之外的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威猛暴烈的统治，适合于讨伐内乱，靠它来管理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残暴了；注重技能的统治，宜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用来解决贫穷衰弱，只能劳民伤财，给民众增加困苦。
以上种种，都是针对某种流弊而采取的一时之计，对治理天下都不是长远的方略。昔伊尹之兴土工也．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推．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臣不如阴朋．请立以为大行．辟土聚粟．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以为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不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以为大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则夷吾在此．”黄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于奚毒附子也．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企．及其下也．牧竖能追之．才有修短也．胡人便于马．赵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则悸矣．”
魏武诏曰：“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
由此观之．使韩信下帏．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故“任长”之道．不可不察．
议曰：魏桓范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书策为先．分定之后．忠义为首．故晋文行舅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古语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
诸葛亮曰：“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一午于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白话
从前伊尹大兴土木的时候，用脊力强健的人来背土，独眼人来推车，驼背的人来涂抹..各人做其适宜做的事，从而使每个人的特点都得到了充分发挥。管仲在向齐桓公推荐人才的时候说：“对各种进退有序的朝班礼仪，我不如阴朋，请让他来作大行吧；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地利，发展农业，我不如宁戚，请让他来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二军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来作大司马吧；处理案件，秉公执法，不滥杀无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宾肯元，请让他来作大理吧；敢于犯颜直谏，不畏权贵，尽职尽忠，以死抗争，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来作大谏吧。你若想富国强兵，那么，有这五个人就够了。若想成就霸业，那就得靠我管仲了。”黄石公说：“起用有智谋、有勇气、贪财、愚钝的人，使智者争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贪者发财，使愚者勇于牺牲。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兵时最微妙的权谋。”
《淮南子》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毒过附子这种草药的，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中，任何才能都会有长短不同。比如胡人骑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种类虽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觉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换过来去做，就显得很荒谬了。”基于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诏说：“有进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陈平有什么忠厚的品德？
苏秦何曾守过信义？可是，陈平却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苏秦却拯救了弱小的燕国。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发挥了各自的特长。”
由此看来，让韩信当谋士，让董仲舒去打仗，让于公去游说，让陆贾去办案，谁也不会创立先前那样的功勋，也就不有今天这样的美名。所以，“任长”的原则，不能不仔细研究。
魏时桓范说：“帝王用人的原则是审时度势，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时候，以任用懂得军事战略的人为先；天下安定之后，以任用忠臣义士为主。
晋文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计谋行事，而后在夺取政权时又因雍季的忠言奖赏了他。汉高祖刘邦采用陈平的智谋，临终时把巩固政权的重任托付给了周勃。”古语说：“和平时期，品德高尚的人职位高贵；战乱发生的时候，战功多的人得到重赏。”诸葛亮说：“老子善于养性，但不善于解救危难；商鞅善于法治，但不善于施行道德教化；苏秦、张仪善于游说，但不能靠他们缔结盟约；白起善于攻城掠地，但不善于团结民众；伍子胥善于图谋敌国，但不善于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应变；前秦方士王嘉善于知遇明主，但不能让他来事奉昏君；许子将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但不能靠他来拢络人才。”这就是用人之所长的艺术。按语
一般用人，常常不能摆脱道德的屏障。这有它的合理之处，无论怎么说，品德总是用人的第一标准。但是，第一并不是一切。如果是唯品德论，而看不到人的其它长处，或者是选拔任用了有德而无才的人，对任何一项事业都是有害的。正是针对这种传统的偏颇，曹操矫枉过正，提出了“唯才是举”
的主张。这个主张有些偏激，但却极有启发性。
在本篇中，赵蕤引用了曹操的话说：“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苏秦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先是到秦国游说秦惠王，出谋划策让他去统一天下。当苏秦游说失败后，又转而到秦国的敌人那一方去游说，先是去燕国说服燕文候，继而又说服了赵。齐、韩、魏、楚等国，身挂六国相印。象这种两头卖好的人，可说是没有“笃行”
的无德之人。但是，他却可以使六国联合起来对抗强秦，六国也的确平安了几年。燕王如果不首先任用苏秦，以其弱小的燕国恐怕早就成了秦王菜板上的鱼肉了。还有陈平，他年轻的时候便是个游手好闲的人，甚至连老婆都没处讨，据说还有与嫂子通奸、收受贿赂的劣迹。当时正逢乱世，他先投奔项羽，项羽很重用他，官到都尉，后来因与刘邦作战失败，陈平怕被项羽杀掉，又转而投奔了刘邦。可见，这也是一个没有“笃行”的无德之人。但刘邦并没有因此而小看陈平，相反却比项羽还重用他。在后来的楚汉战争中，刘邦的许多奇谋妙计都出自陈平，而且，在刘邦死后，陈平协助周勃诛灭诸吕，进一步巩固了汉王朝的基业。可以说，在用人这一点上，人没有好坏，只有短长。正象黄石公所说的，如果用得适当，连贪图小利的小人也可能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