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曰：神农形悴．唐尧瘦癯．舜黎黑．禹胼胝．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墨翟无黔突．孔子无暖席．非以贪禄位．将欲起天下之利．除万人之害．
非曰：李斯以书对秦二世云：“申子曰：‘有天下者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桎．’若尧舜然．故谓之‘桎’也．夫以人徇已．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
夫尧禹以身徇天下．谓之‘桎’者．不亦宜乎．”
白话
正方：神农面容憔悴，唐尧瘦弱不堪，虞舜皮肤黝黑，禹手足磨出老茧，背鼎的伊尹辅佐成汤得了天下，屠牛的吕望辅佐武王打了江山，墨翟为了实现自己理想四处奔走，家里的烟囱都不冒烟，而孔子连席子都坐不暖。
他们这些人，如此心力交瘁，都不是为了贪图俸禄权位，而是想使天下人都幸福，为天下苍生消灭祸害。
反方：李斯上书给秦二世说：“申不害说过：‘拥有天下而不肆意横行，这叫做以天下为“桎梏”。’象唐尧和虞舜那样，就是使天下成了自己的‘桎梏’了。如果别人为你牺牲，那么你就会显得尊贵而别人显得低贱；相反就是你贱而人贵。这种情况，自古皆然。唐尧和大禹为天下牺牲自己，因此说他们使天下成了自己的‘桎梏’。这种观点不是很中肯吗？”是曰：《论语》曰：“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魏文候受艺于子夏．敬段干木．过其庐．未尝不式．于是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贤．国人称仁．上下和洽．未可图也．”秦王乃止．由此得誉于诸候．
非曰：韩子曰：“夫马似鹿．此马值千金．今有千金之马．而无一金之鹿者．何也．马为人用．而鹿不为人用．今处士不为人用．鹿类也．所以太公至齐而斩华士．孔子为司寇而诛少正卯．”
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否．还报曰：“可攻也．其君好见岩穴之士．布衣之人．”主父曰：“如子之言．是贤君也．安可攻．”李疵曰：“不然．夫上尊岩穴之士．则战士殆．上尊学者．则农夫惰．农夫惰则国贫．战士怠则兵弱．兵弱于外．国贫于内．不亡何待．”主父曰：“善．”遂灭中山．
白话
正方：《论语》说：“推举被遗忘的人才，天下百姓就心悦归服了。”
魏文候曾受教于孔子的学生子夏，因为很尊敬孔子的另一个学生段干木，当他坐车路过段干木的住所时，没有一次不下车扶着车把走的。秦国想讨伐魏国时，有人说：“魏国君主很贤明，大家都称赞他的仁义，上下级的关系也很融洽，不可打魏国的主意。”秦王于是取消了这个主意，魏文候因此而在各国诸候中变得很有名气。
反方：韩非子说：“马的形体如果长得象鹿，那这马就会价值千金。
如今有千金之马，而无值一金之鹿，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马能被人使用，而鹿却不能。如果隐居的高士不能被君王使用，他们就象鹿一样了。所以姜太公一到齐国，就把那些夸夸其谈，只会讲漂亮话的读书人给斩了；孔子当司冠时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杀了少正卯。
赵武灵王让李疵去中山国侦察是否可以攻打它，李疵回来报告说：“可以打，中山国的君王喜欢召见住在岩洞中的隐士和平民。”赵武灵王说：“照你所说，中山君是位贤君，怎么可以攻打呢？”李疵说：“不然。君主尊敬隐士，战士就会减少；君主尊崇学者，农夫就会懒惰。农夫懒惰，国家就贫困；战士少了，军队力量就削弱。兵弱于外，国贫于内，不亡国还等什么呢？”
赵武灵王说：“好。”于是就把中山国给灭了。 是曰：《汉书》曰：陈平云：“吾多阴谋．道家所禁．吾世即废亡．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其后玄孙坐酎金失候．
非曰：后汉范晔论耿弇曰：“三代为将．道家所忌．而耿氏累叶以功名自终．将其用兵．欲以杀止杀乎．何其独能崇也．”
白话
正方：《汉书》记载陈平说：“我有许多阴险的权谋都是道家禁止使用的，这些谋略恐怕在我这一世就要被废弃埋没了。算了吧，如果在我这一生永远没有出头的机会，那是因为我所使用的谋略有损阴德啊。”后来他的玄孙因为上贡的金子不合皇室宗庙祭祀的要求而被除去了候位。
反方：后汉的范晔在说到耿弇时说：“耿弇三代为将，所用的谋略都很阴损，道家所忌，可是耿氏家族却历代以功绩卓著而善始善终。带兵打仗，都是要以暴易暴、以杀制杀的呀！他怎么就能世世代代独独受此尊荣呢？”是曰：《易》曰：“崇高莫大于富贵．”又曰：“圣人之大宝曰位．”
非曰：孙子为书谢春申君曰：“鄙谚曰：‘厉人怜王．’此不恭之言也．虽然．古无虚谬．不可不审察也．此为劫杀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无法术以知奸．则大臣主断图私．以禁诛于己也．敌杀贤长而立幼弱．废正嫡而立不义．《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圉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反问病．遂以冠缨绞王杀之．因自立也．齐崔杼之妻美．庄公通之．崔杼率其党而攻庄公．庄公走出．逾于外墙．射中其股．遂杀之．而立其弟．
近代李兑用赵．饿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杀之．淖齿用齐．擢闵王之筋．悬于庙梁．宿昔而死．’夫厉虽肿胞之疾．上比前代．未至绞缨．射股也．下比近代．未至擢筋．饿死也．夫劫杀死亡之主．心之忧劳．形之困苦．必甚于厉矣．由此观之．厉虽怜王．可也．”
白话
正方：《周易》说：“人类最崇高的事业，没有比富贵更伟大的了。”
又说：“圣人最大的法宝就是权位。”
反方：孙子上书给春申君说：“民谚有言：‘得了癞疥病的人都可怜做国王的人。’这话虽然说得很不恭敬，但是自古流传的这句谚语却没有一点虚伪和荒谬的意思，不能不好好想一想啊！这句民谚是专指那些被人杀害的亡国之君而言的。作为一国之君，年轻历浅，却要恃才自傲，到处炫耀，又没有心术和办法识别奸人，这时大臣就会专擅大权图谋私利，怕的是遭受杀身之祸。为此他们或则杀长立幼，或则废嫡立不义。《春秋》曾就此劝诫道：‘楚王子圉要到郑国访问，还没走出国境，听说楚王病了，于是返回去问候病情，乘机用帽子上的带子把楚王勒死，自立为楚国国王。齐国崔杼的妻子很美，齐庄公与她私通，崔杼就率领他的部下攻打齐庄公，庄公翻墙逃跑时让箭射中大腿，被崔杼追上去杀死，拥立庄公的弟弟为王。李兑在赵国当政，把灵王围在沙丘宫，百日后被活活饿死。淖齿在齐国当政，将齐闵王抽了筋，悬挂在庙梁上，过了一宿就死了。患癞疥的人虽然得的是皮肤病，还不至于象前代或近代这些人一样用帽带勒死、箭矢穿股、抽筋、饿死的办法残害国君。而那些被残杀的君王，心里所承受的压力与劳苦，身体所遭受的摧残，要比癞病患者所受的痛苦厉害多了。由此看来，说癞病患者可怜做国王的人，是有道理的。”是曰：《易》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者．莫大于圣人．”
非曰：庄子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教之．则并与仁义以窃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候．诸候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智耶．故逐于大盗．揭诸候．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故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是曰：《论语》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非曰：《易》曰：“穷则变．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太史公曰：“鄙人有言：‘何知仁义．以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0 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候．诸候之门．仁义存焉’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代．岂若卑论侪俗．与代沉浮而取荣名哉．”
是曰：东平王苍曰：“为善最乐．”
非曰：语曰：“时不与善．己独由之．”故曰：非妖则妄．是曰：
庞统好人伦．勤于长养．每所称述．多过于才．时人怪而问之．统曰：“当今天下大乱．正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谈．则声名不足慕也．不足慕企．而为善少矣．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代教．使有志者自励．不亦可乎．”
非曰：《人物志》曰：“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敌伐一而并失．由此观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是故郤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而终于出奔．蔺相如以回车取胜于廉颇．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物势之反．乃君子所谓道也．”
是曰：《孝经》曰：“居家理．治可移于官．”
非曰：郦生落魄．无以为衣食业．陈蕃云：“大丈夫当扫天下．谁能扫一室．”
白话
正方：《周易》上说：“能够为人民准备必需的物资，设置完备的器械谋求天下福利的，没有比圣人更伟大的了。”
反方：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什么时候也不会停止。虽然让圣人治是天下受到普遍的推崇，其实是给盗跖这种大盗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发明了斗斛以便称量，结果连斗带升一起都被偷了；发明了称锤和称杆以便称量，结果连锤带杆都给偷了；发明兵符和玉玺以便让人守信用，结果兵符和玉玺一起都给偷了；为教育民众创造出仁义礼制，结果仁义也被窃取走了。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盗窃帘钩的人被杀，而窃取国家的人却成了诸候。只要是做了诸候，仁义道德也就有了，这还不是仁义和贤明和智慧一起都被盗窃了吗？
所以人人争着做大盗，争着当诸候，纷纷去盗窃仁义，以及斗斛、称以及符玺这些实际的利益。为此，虽然有高官厚禄的诱惑，有刀钺斧锯的危胁，仍旧阻止不了这些窃国大盗。导致这种无法制止的后果，实在是圣人的过失呀！
所以老子说：‘国家最厉害的武器是不能让人看见的。’真正的圣贤是天下最厉害的武器，是不能把他暴露给天下人的。”
正方：《论语》说：“君子再穷也能坚持节操，小人一受穷就会无所不为了。”
反方：《易》上说：“穷则思变，变革才能通达，通达就能保持长久。
因此天会自动保佑他们，他们就吉祥而无往不利。”太史公说：“边鄙之人有句俗语说：‘怎样来知晓仁义呢？对自己有利就是有德。’因此，伯夷反对周王伐纣，饿死在首阳山，但文王、武王并不因此而被贬低；跖、0 暴戾无道，但盗徒们对他们却大唱赞歌。由此看来，‘窃钩者诛，窃国者候’，‘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并不是一句空话。现在有的人死抱住他的学问不放，固守着自己的小仁小义，长期独立于世外，落后于时代，哪如与世沉浮，顺应时代的变化，求取功名富贵实惠呢？”
正方：东汉时的东平王刘苍说：“成就善业是最快乐的事。”
反方：古语说：“时代不让人做好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因此说：不成为妖孽，就会变得狂妄。
正方：三国时的庞统喜欢谈论人伦道德，善于品鉴人物，但他所称许的人，多数都名声超过才能。当时的人对此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当今天下大乱，正道衰微，善人少恶人多。我想振兴风俗，宏扬道义，如果不大力称赞他们，那么人的名声就不会引起人们羡慕了。人们再不企慕名声，为善的人就更少了。如今我提拔十人，只有五个够格的，还能得到一半，他们受人尊重，使之名声远扬，世代传颂，使有志向的人能自己勉励自己，不也是件好事吗？”
反方：《人物志》中说：“有才德的人知道吃亏受损实际上是有好处的，所以有一份功劳却可以得到二份的美誉；见识浅薄的小人不知道自己占了便宜实际上是一种损失，所以自夸其功，结果功劳和名誉一起损失了。由此看来，不自夸有功的，实际上是真正的夸功；不争名夺利的，实际上是名利双收；对敌方有所让步的，其实是战胜了对方。正是由于这个道理，春秋时的郤至善于抬举别人，实际上压倒了别人，名望显得更高；王叔爱争高低，结果被迫出逃他国；蔺相如用引车回避的办法战胜了廉颇；寇恂因为不和贾复争斗，得到了比贾复贤明的美誉。物极必反，这就是君子常说的‘道’。”
正方：《孝经》上说：“居家过日子，能治理得井井有条，那么这个人的治家之道同样可以用到为官之道上。”
反方：汉高祖的参谋郦食其落魄时，都不能养家糊口。东汉名臣陈蕃说：“大丈夫应当扫除天下，怎能只留心收拾屋子这些琐事呢？”是曰：公孙弘曰：“力行近乎仁．好问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自理．知所以自理．然后知所以理人．天下未有不能自理而能理人者也．此百代不易之道．”
非曰：《淮南子》曰：“夫审于毫厘之计者．必遗天下之数．不失小物之选者．惑于大事之举．今人才有欲平九州．存危国．而乃责之以闺阁之礼．修乡曲之俗．是犹以斧剪毛．以刀伐木．皆失其宜矣．”
是曰：商鞅谓赵良曰：“子之观我理秦．孰与五大夫贤乎．”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鬻于秦容．被褐饭牛．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
今君之见秦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
非曰：《史记》曰：“蔺相如因宦者缪贤见赵王．”又曰：“邹衍作《谈天论》．其语宏大不经．然王公大人尊礼之．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如燕．昭王拥帚先驱．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持方柄欲纳圆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负鼎而辅汤以王．百里奚饭牛．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邹衍其言虽不轨．亦将有牛鼎之意乎．
是曰：陈仲举体气高烈．有王臣之节．李元礼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
陈留蔡伯喈以仲举强于犯上．无礼长于接下．犯上为难．接下为易．宜先仲举而后元礼．
非曰：姚信云：“夫皋陶戒舜．犯上之征也．舜理百揆．接下之效也．
故陈平谓王陵言：‘面折庭译．我不如公．至安刘氏．公不如我．’若犯上为优．是王陵当高于良．平．朱云当胜于吴．邓乎．”
白话
正方：西汉大臣公孙弘说：“身体力行近于仁，勤学好问近于智，能知廉耻近于勇。明白这三条原则，就懂得怎样修身自律了。知道如何修身自律，就会知道怎样管理别人。大底下还没有不能管理自己反而能管理别人的人。这是百世不易的真理。”
反方：《淮南子》说：“能把毫厘之差算得一清二楚的人，一定忽略对天下形势的了解；对小事一点也不放过的人，对于大事就会感到困惑不解。
如果现在有人胸怀平九州、救危国的大志，不让他去成就大事，反而拿类似三从四德的礼仪来要求他，让他学习遵守民情风俗，这就好比拿斧头割汗毛。
用宝刀伐树木一样不近情理。”
正方：商鞅问赵良：“你看我治理秦国，与百里奚相比谁贤明？”赵良回答道：“百里奚是来自荆楚的普通百姓，他听说秦缪公贤明，就发愿去拜见，但去秦国又没有路费，于是把自己出卖给秦国的客人当奴隶，穿着破衣烂衫给人家喂牛。秦缪公知道后，把这个喂牛的人提拔起来，官拜左相，位尊身显，秦国人都不敢仰视他。现在你被秦王任用，是通过秦王的侍从景监，不是因为你有名声才被重用的呀。”
反方：《史记》说：“蔺相如是由于有宦官缪贤的推荐才被赵王起用的。”又说：“邹衍作了一篇《谈天论》的文章，夸大其辞，荒诞不经，然而王人大人们照样尊重他。邹衍一到魏都大梁今开封，魏惠王就去郊外迎接他，以宾主之礼款待他；到了燕国，燕昭王亲自打扫道路欢迎他。孔丘受困于陈、蔡，面带饥色；孟轲受困于齐、梁，那种可怜巴巴的情景怎能和邹衍相比呢？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兵法，孔子一言不发就离去了；魏惠王准备攻打赵国，想听听孟子的意见，孟子却建议他让出一片土地给赵国。这就好比要把方木棒打入圆榫眼格格不入啊！”
还有另一种说法：“伊尹善长烹调，扛着鼎去拜见商汤，后来终于输佐商汤一统天下。百里奚给人喂牛，秦缪公起用他后，成就了霸业。可见要干一件事，就得先把原来事收起来，然后把原来的道理用之于伟大的事业上来，这样才会成就大事。邹衍的学说虽然不正统，但也隐含着施展报负的深意呀！”
正方：东汉时的陈蕃性格高傲刚烈，具有帝王之臣的节操；李元礼忠诚正直，具有治理天下的才能。蔡邕认为陈蕃敢于冒犯龙颜，李元礼对待下属平易近人。冒上最难，善于待下较易，因此陈蕃应当排名在先，李元礼排名在后。
反方：晋人姚信说：“皋陶戒告虞舜，这是冒犯国君的表现；虞舜善于总理百官，这是平易待下的效用。所以汉丞相陈平对王陵说：‘在君王面前直言敢谏，据理力争，我比不上你；至于说到巩固刘氏政权，你就比不上我了。’如果认为敢于犯上最高，那么王陵当然要高于张良、陈平，刘秀的直臣朱云也要胜过吴汉和邓禹了。这样说合适吗？”是曰：《史记》曰：“韩子称：‘儒者以文乱法．而侠士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季次．孔子弟子．未尝仕．孔子称之．读书怀独行．议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奚饭牛．仲尼厄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近代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者耶．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代．不同日而论矣．曷足小哉．”
非曰：《汉书》曰：“天子建国．诸候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各有等差．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子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越职有诛．侵官有罚．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礼乐征伐．出自诸候．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纵连横．力政争强．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固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杀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候．彰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及至汉兴．禁纲疏阔．来之匡改也．
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郭解．剧孟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候．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陷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失矣．’非明王在上．示之好恶．齐之以礼法．人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微．窃杀生之权．其罪也．不容于诛矣．”
白话
正方：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韩非子认为读书人以舞文弄墨来败乱法度，侠士以武力挟持而触犯禁令。这两种人都受到韩非子的批评，可是有学识的人却常常称赞他们。那些以权术来谋取宰相、卿大夫的人，辅佐他们那个时代的君王，他们的事迹都已记载在史书里，当然没什么好说的了。至于象孔子的弟子季次季次坚决不做官，所以孔子很赞赏他
和原宪，本是穷人家的子弟，勤奋读书，胸怀超凡脱俗的德行，不肯与世沉浮，当时的人也讥笑他们。当代的游侠之士，其行为虽然与传统的法治观念相抵触，然而他们言必信，行必果，一旦答应别人就说一不二，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援救危难中的正人君子，办了好事决不自吹自擂。这些行侠仗义的人，确实也有值得赞美的地方啊！再说，人生在世，危难困苦、走投无路的情况说不定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就连许多贤人都免不了，如从前舜的父亲要害他，在他打井的时候掩埋了井口，把他困在了井里；伊尹曾是有莘氏送嫁娘到殷汤的陪臣，是个厨师，背着做饭的鼎，借向成汤讲烹饪技术时才受到赏识；傅学是个在傅岩这个地方打土墙的奴隶；姜太公曾被困在壁高林深的滋泉以钓鱼聊度时光；管仲曾被齐桓公囚禁；百里奚经给人家喂过牛；孔子在匡地受困，在陈、蔡两国挨过饿。这些人都是读书人所称道的有道德、有修养的仁人志士，都免不了遭受这样的苦难，更何况中等之材而又处在这种末世呢？他们所遇到的灾难真是一言难尽啊！身处这种乱世，作为一介平民的游侠，自己给自己立下济世救人、一诺千金的行为准则，行侠仗义的英名传颂四方。所以，每当善良正直的人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而他们也不惜为之舍身赴难，这不是和人们所称颂的圣贤豪杰一样吗？即便是乡间村俚的普通侠义之士，同季次、原宪这样的贤德之士比较起来，就其对当今社会的作用而言，也不是能同日而语的。所以侠义之士在信义和功德方面的意义，怎么可以轻视呢！”
反方：班因在《汉书》中却反对司马迁的这一看法，他说：“天子和诸候建立国家，从卿、大夫到老百姓，自上而下，都要有等级差别。因此，人们才驯顺地忠心敬上，基层的人也不敢有非分之想。孔子说：‘天子统治有道，天下太平，那么国家的政权就不会落在士大夫手中。’百官各有其职，守法听令，以尽其职责，越权被诛，侵犯受罚。这样才会上下和顺，把事情治理好。周王室衰微时，礼乐制度和征伐叛逆的决策权落在了诸候手里。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夫掌握了国家大权，臣僚替天子发号施令。这种衰败的情况到了战国时代，又是合纵，又是连横，诸侯各国竞相用强权和武力征伐称霸。于是各国的公子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借着王公的势力，收罗游侠，使鸡鸣狗盗之类的事屡屡发生，老百姓不得安宁，而他们却受到了各国君主的礼遇。赵国的丞相虞卿抛弃国家的利益去救他的患难之交魏齐；信陵君魏无忌窃取虎符假传国王的命令，让朱亥用锥杀死了将军晋鄙，夺取军权，去为平原君赵胜解救被包围的赵国。他们就是用这种欺上瞒下的方式得到诸候的器重，因此而扬名天下。
人们在慷慨激昂地谈论起大侠来的时候，都把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推崇为首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背弃国家、结党营私的局面，而忠守职责，为国效力的大义就被破坏了。等到汉代统一天下后，实行无为宽松的国策；这种不良风气没有得到彻底纠正。魏其候窦婴和武安候田蚡这些人，在京城中互相竞争谁家的死士更强；郭解、剧孟之类，在街头巷尾横冲直闯，骚扰民众，他们的势力可以达到郡县城乡，公侯王子对他们都得卑躬屈膝。
许多老百姓把他们当作大英雄，对他们羡慕不已。这些人即便是身犯国法，铛锒入狱，还自以为能扬名后世，有如季布、子路或李牧一类的勇士，死而无悔。曾子说：‘国王丧失治理天下的总则，那么人民就会长时间的妻离子散。’如果不是明智的国上当政，向全国人民讲清好坏的标准，然后用礼法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人们哪里会知道国家禁止的是什么，从而走上正道呢？古代的正确看法是：对于象尧、舜和文王，春秋五霸就是罪人，而六国是五霸的罪人，以此类推，信陵君等四豪就是六国的罪人。何况象郭解这一类游侠，以一个卑微的匹夫，窃取了生杀大权，他们的罪过，纵然是杀头都太客气了！”是曰：《尸子》曰：“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人主者．以用贤为功也．”
《史记》曰：“鲍叔举管仲．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之能知人也．”
非曰：苏建常责大将军青曰：“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愿观古今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尝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其为将如此．
议曰：此一是一非．皆经史自相违者．
白话
正方：《尸子》说：“人臣以推荐贤者为有功；人主以任用贤者为有功。”《史记说：“鲍叔牙举荐管仲；天下人很少赞美管仲，而是称赞鲍叔牙有知人的才能。”
反方：苏建经常责备大将军卫青：“你自高自大，使得天下的贤士大夫都不称颂你，希望你象古今名将那样招揽、选拔德才兼备的人。”大将军卫青抱歉地说：“自从魏其候、武安候大宴宾客，招贤纳士以后，天子曾对此非常愤怒。亲近士大夫，招揽贤士，罢黜不肖之人，那是人主的权力；做为人臣，只要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可以了，何必要去招贤纳士呢？”卫青做为汉武帝的大将军，终生都是这么做的。
以上所列举的一正一反的命题，都是从经史典籍中摘录出来的自相矛盾的立论。班固云：“昔王道既微．诸候力政．时君事主．好恶殊方．是以诸家之术．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令诸候．其言虽殊．譬犹火水相灭．亦能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事虽相反．而皆相成也．”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此之谓也．
白话
班固说：“从前王道衰微，诸候各国竟相巩固自己的政权，由于当时各国的君主好恶不同，因而使诸子百家的学说蜂拥而起。他们各执己见，大力宣扬自己的理论观点，并且到处游说，争取让诸候采纳。他们的学说虽然各不相同，但就象水与火的关系一样，相灭而又相生。仁和义，敬与和，虽然相反，然而它们却都相辅相成。”
《周易》说：“天下人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达到共同目标的途径却有各种各样；天下的真理是同一的，而人们思考、推究真理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却是千差万别的。”《周易》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