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5-9 00:50
來書云：『楊、墨之為仁義，鄉愿之辭忠信，堯、舜、於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證，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歷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歷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
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為治。幽、歷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歷之心，而行幽、歷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用於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候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為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為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為律而身為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飲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璇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歷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歷數之學，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偏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邪？封禪之說尤為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為夸侈，以盪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為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為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為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為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慾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併力，以求遂其仰事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
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癢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昌。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鬥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撫回以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睹。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戲謔跳踉，聘奇鬥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曰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台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僭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於誰與望乎？
譯文
來信寫道：『楊朱和墨子的行仁義，鄉愿的近乎忠信；堯舜及子之的禪讓；湯武、項羽的放伐；周公、王莽及曹操的攝政，一概論之而沒有佐證，又將何去何從？同時，對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都未曾鑑察區別，如果國家要修明堂、建辟雍 ( 學校 ) 、制歷律、行封禪，又將有何益？所以【論語集注】中說道：「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共行事之實也。」這個可以當成定論了。』
你所講的楊朱、墨子、鄉愿、堯、舜、子之、商湯、武王、項羽、周公、王莽、曹操各自的區分，和前面說的舜與武王的情景大致可以類推，對於古今事變，你心存疑慮，前面在講良知時，已經以規矩尺度作比而加以說明了，此處不再重述。至於說到修明堂、建學校之事，似應講幾句。然而，這些事情非一兩句話就能說明白，暫且就你所說加以辨析，或許能消除一點你的困惑。關於明堂與辟雍的記述，最早見於【呂氏春秋·月令】和漢代學者鄭玄的註疏中，【六經】與【四書】中，還未曾作詳細記載。豈不為呂不韋和漢代學者鄭玄的知識，比夏商周三代的聖賢還要淵博？齊宣王時，明堂還有未毀掉的，可知，周幽王、周厲王時，周的明堂還完好無損。堯舜遠古之時，用茅草蓋房屋、壘土作台階，明堂制度未必完善，但不因此而阻礙他們治理天下。周幽王、周厲王的明堂，依然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時的舊模樣，但不能拯救周幽王和周厲王時的天下大亂。何也？這不是表明：能用憐恤他人的仁德之心來實施憐恤他人的仁政，即便是茅屋土階，也仿佛明堂；周幽王、厲王的蛇蠍心腸來實施幽王、厲王的暴政，即便是明堂，也是暴政實施的場所。漢代，漢武帝重新探討明堂之事；唐朝，武則天大建明堂，他們治理國政的效果又如何？君主建的學校稱辟雍，諸侯建的學校稱泮宮，均是根據地形而命名。但是，夏商周三代的學問，其是以講明人倫為核心，至於是否類似壁環，是否建在泮水邊，都無足重輕。孔老夫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須有中和之德。
只有以聲為音律，以身為尺度的人，才有能力制禮作樂。諸如禮儀樂器的細節和技巧，則是樂工和祝史的工作。因此曾參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主要是為了讓人們把握時間；舜，『在璇璣玉衡』，主要是為了『以齊七政』。這些都是爭取儘快地用仁愛百姓的心來施行養民的政策。
制定曆法，掌握時令的根本，正是在於此。羲與和在曆法數學方面的才華，皋陶和契不一定有。禹和稷也不一定有這方面的才華。堯舜的智能對事情並不能面面俱到，即使堯舜也不一定能從事羲和的工作。但是，到現在，依照羲和的方法世代修習，即便是曲知小慧之人，鄙陋的占卜之士，也可修訂曆法，占卜天像而不會有閃失。難道這是後代的曲知小慧之人反比堯舜、禹稷更能幹嗎？封禪之說更不可信。此是後代奸佞之徒為了討好獻媚，誇大其詞，藉以迷亂君心而浪費國力。這種欺天騙人、無恥之極的卑劣行徑，君子不屑談論。這也正是司馬相如被後人恥笑的原因。然而，你則認為這是儒生應學的，只怕有欠考慮吧！聖人之所以成為聖人，因為他生而知之，而朱熹在【論語集注】中引尹氏話說：『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若禮樂名物之類真與成聖的功夫相關，而聖人也須等學了之後才能知，那麼，聖人也就不能說是生而知之了。聖人生而知之，是專就義理而言的，並不是從禮樂名物方面說的，那麼，禮樂名物之類，亦與聖人毫無關係了。之所以說聖人是生而知之，僅指義理，而非指有關禮樂名物之類的知識；學而知之的人，也應該只是學這個義理罷了；困而知之的人，也應該只是在困難中學這個義理罷了。現在學者向聖人學習，對於聖人所知的，他們不去通過學習而知曉，相反迫切地把聖人所不能知的來作為學問，這不是將向聖人學習的方向給迷失了？所有這些論述，都是就你到困惑的地方加以闡釋剖析，關於拔本塞源這一根本問題還未談及。 不能讓天下人理解拔本塞源的主張，那麼，天下向聖人學習的人，就會日益感到複雜，日益感到艱難，並將會漸漸倫為禽獸夷狄，還滿以為在修習聖人的學問。不懂拔本塞源，即便一時理解我的主張，最終將是問題此起彼伏，疑惑接踵而至。我即使嘮叨不停，甘冒一死，也絲毫不能拯救天下。聖人之心，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他看全天下之人，並無內外遠近之別。只要是有血性的，都是他的兄弟兒女。聖人想讓他們有安全感，並去教育他們，以實現他的萬物一體的心願。天下平常人的心，起初與聖人並無什麼不同。他們只是被自我的私心迷惑，受到物慾的蒙蔽而間隔，公天下的大心變成為我的小心，通達的心變成有阻礙的心。各人有各人的想法，甚至有將自己的父子、兄弟當他人看待的。聖人為此深表憂慮，所以推廣他天地萬物一體的仁心來教育天下，讓每個人都能克制私心，剔除蒙蔽，藉以恢復人們原本共有的心體。聖人教育的重要內容就是堯舜所傳授的『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教育的細枝末節就是舜命令契的五個方面，『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堯舜與夏商周三代，所教的、所學的只有這些。其時，人們沒有不同的看法，戶戶沒有不同的習慣，能自然做到這些的稱聖，能努力做這些的稱賢。違背這些的，即使聰明如丹朱，也為不肖。在街巷田野之中，並從事農工商的人，均紛紛學習它，努力完善自己的德行。什麼原因？因為他們沒有紛繁的見聞、煩復的記誦、糜濫的詞章及對功利的追求，而只讓他們去孝敬父母，敬重兄長，誠實待友，籍以恢復心體中原本只有的，而這些是人性中固有的，並不是從外而借來的，又有誰不能做到？學校裏所做的事，只是為了成就德行。
人的才能各異，有的擅長禮樂，有的擅長政教，有的擅長治理水土和種植，這就需要依據他們所成就的德行，也們在學校中進一步培養各自的才能。依據德行讓他任職，並讓他在這個職位上終生不再更改。作為領導，只需要讓大家同心同德使天下人民安居樂業，注意他的才幹是否稱職，而不憑地位的貴賤來分重輕，不憑職業種類來分優劣。作為被任用的人，也只需同心同德，使天下的人民安居樂業，若自己的才能適宜，即便終生從事繁重的工作，也絲毫不感到辛苦，從事低賤瑣碎的工作也不認為卑下。此時，全天下的人高興快樂，和睦相處，親如一家。其中資質較差的人，就安守從事農工商的本分，工作勤奮，彼此提供生活必需品，沒有好高務外的念頭。才能卓著的人，如皋、夔、稷、契等，就出仕當官，以發揮自己的才能。國事宛如家事，有的經營衣食，有的互通有無，有的製造器物，大家團結合作、齊心協力，紛紛獻計獻策，以實現贍養父母、養育子女的願望，深恐自己在做某一件事時有所怠慢，因而特別重視自己的職責。所以，稷勤勉地種莊稼，不因為不明教化而感到羞恥，把契的擅長教化，看成自己的擅長教化；夔主掌音樂，不因為不懂禮而感到羞恥，把伯夷通曉禮，看成自己能通曉禮。他們心地純潔明亮，能夠徹底實現萬物一體達到仁的境界。因此，他們的胸懷寬廣、志氣通達，沒有彼此的區分和物我的差別。例如人的身體，眼看、耳聽、手拿、腳行，都是滿足自身的需要，服務於自身的。眼睛不因沒有耳朵的靈敏而感到可恥，但在耳朵聽時，眼睛一定會輔助耳朵。腳不因沒有手持的功能而感到可恥，但在手拿東西時，腳也必定向前進。由於人身無氣周流充沛，血液暢通，即使小病和呼吸，感官也能感覺到，並有神奇的反應，其中有不可言喻之妙。之所以聖人的學問至簡至易；易知易從；容易學會，容易成才，正是因為它把恢復心體所共同的義理當根本問題來抓，而非只注重有關知識技能方面的事情。
自夏商周三代之後，王道衰落而霸道盛行。孔子、孟子去世後，聖學顛覆而邪說橫行，教的人不肯再教聖學，學的人不肯再學聖學。行霸道的人，竊得與先王相似的東西，藉助外在的知識來滿足私慾，天下的人競相模仿他們，聖人之道因此被叢生的荊棘阻塞了。人與人之間彼此效法，每天所關心的只是富強的技巧、傾詐的陰謀和攻伐的戰略。只要能夠欺天騙人得到一時的好處，可以獲取聲名利益的方法，人人都去追逐。比如管仲、商鞅、蘇秦、張儀這種人，簡直數不勝數。時間一長，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掠奪，禍患無窮，人與禽獸夷狄幾乎沒有兩樣，霸術再也行不通了。此時，世上儒者感慨悲痛，他們搜尋從前聖王的典章制度，在焚書的灰燼中拾掇修補，其意圖正是要恢復先王仁道。但是，距離聖學的時代太遙遠，霸術的廣泛流傳已造成不可磨滅的影響，即便是賢慧之人，也不免深受霸術的薰陶。如此，他們希望講明修飾，以求在現實生活中重新發揚光大，但所作的努力反而增加了霸道的勢力範圍。相對來說，聖學的痕跡再也極難找到了。於是，產生了訓詁學，為了名譽傳播它；產生了記誦學，為了顯示博學去談論它；產生了詞章學，為了華麗去誇大它。如此沸沸揚揚，競相在天下爭鬥打鬧，不知有多少人！面對萬徑千蹊，人們無所適從。世上的學者，如同走進了百戲同演的劇場，處處都是嬉戲跳躍、競奇鬥巧、爭妍獻笑之人，觀者瞻前顧後，應接不暇，致使耳聾眼昏，神情恍惚，成天在那裏胡亂轉悠，樂不知返。他們仿佛精神失常，連自己的家竟也不知在哪。其時，國之君也被這些主張弄得神魂顛倒，他們終生從事無益的虛文，自己到底說什麼也一無所知。有時，雖有人覺得這些學問的荒謬怪誕、零亂呆滯而卓然奮起，欲有所作為，但他所能達到的，只不過是為爭取富強功利的霸業罷了。聖人的學問，越來越晦暗；功利的習氣，越來越嚴重。其間，雖也有人推崇佛老，但佛老的觀點始終不能消除人們的功利之心。雖也有人曾綜合群儒的主張，但群儒的主張最終也不能破解人們的功利之見。功利的毒汗，已深深滲透到人的心底骨髓，積習成性，時至今日已達幾千年之久。世人在知識上彼此炫耀、在權勢上彼此傾軋、在利益上彼此爭奪、在技能上彼此攀比、在聲譽上彼此競取。那些從政為官的人，主管錢糧還想兼事軍事刑法；主管禮樂還想兼事官員選拔。身為郡縣長官，還想提升到藩司和臬司；身為御史，又窺視着宰相這一要職。不能作那樣的事，就不能擔任兼管那件事的官；不通曉那一方面的知識，就不能謀求那方面的名譽。記誦的廣博，恰好滋長了他的傲慢；知識的增多，恰好讓他去為非作歹；見聞的廣泛，恰好使他恣意狡辨；辭意的華麗，恰好掩飾了他的虛偽做作。因此，皋、夔、稷、契不能兼作的事情，現在，剛入學的小孩子都想通曉他們的主張，窮盡他們的方法。他們樹的名義招牌，都是為了什麼共同促進天下的事業，但真正的意圖是，以此為幌子來滿足他們的私慾，實現他們的私心。唉！憑如此的積習，憑如此的心志，而又講如此的學術，當他們聞聽聖人的教導，就把它當成累贅包袱，從而格格不入，如此看來，此舉也就不足為怪了。因此，他們認為良知並不完美，認為聖人的學問是無用之術，這也是勢所必然的了。
唉！士者此生，又豈能求得聖人的學問？又豈能講明聖人的學問？士者此生，以學為志，不也是太勞累，太拘泥、太艱難了嗎？唉，真可悲啊！有幸的是，人心中的天理始終不會泯滅覆沒，良知的光明，萬古如一日。那麼，傾聽了我所講的拔本塞源的主張，一定會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拍案而起，如決口的河水，一瀉千裏而勢不可擋！若非豪俠之士，自覺勇敢地奮起，我又對誰寄予厚望呢？
評析
文中的『拔本塞源』應為對時事的看法，而不是『主張』，如果當作主張解，就是『溯本浚源』，『正本清源』了。陽明先生這一大段議論和論述，說的就是對時事學風正本清源的問題。鑑於當時社會上士大夫階層到學者都拔除了先聖學說中的根本教義 ~ 天理，阻塞了傳統文化的弘揚。各種反常現象的出現，不但擾亂了人心，而且污染了社會。所以，陽明先生最後大聲疾呼，把正本清源的希望寄託於學生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