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6-2 20:26
一、山西儒学源流
山西儒学源远流长，传说尧、舜、禹的活动中心都在山西南部，出土文物给予了一定佐证。春秋时期，晋国长期是华夏群体的政治中心，产生了大量能行文武周公之道，尊王攘夷的优秀政治家，受到孔子的褒奖。他们的思想上承周公，下启孔子。晋国独特的政治文化环境为后来山西儒学的特色和走向奠定了基础。
山西儒学的正式源头始于子夏卜商。子夏小孔子四十四岁，是孔子晚年弟子中的佼佼者。案，传统儒学往往认为子夏所衷的是“小道”，又有人认为子夏热衷于具体事物，有些偏离孔子讲为仁求圣的大道，事实上，孔子壮年是非常热衷于以行动改变现实的，不然的话也不必去鲁至齐，周游列国，只是晚年一则四处碰壁，二则年老体衰，没精力再深度参与政治，于是退而著述，重点转为内在修为。从年龄上看，子夏和孔子都隔了一代人了，这四十多年的时间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年轻人的目光与老年人自然有所不同，孔子非常看重子夏的活跃和创新，说：“起予者，商也。”《论语·先进》这个“起”，可以说是启发，也可以说是“使我的学术兴起”。子夏果然没有辜负孔子的厚望，在孔子去世后来到魏国，在西河设教，西河在什么地方有争议，一般认为是在山西汾州，但是汾州也可能只是子夏最初设教的地方，从他的学生势力来看，不大可能长期去汾州向他求教，子夏可能名声大振之后换过地方，到了魏国的政治中心。子夏非常长寿，在魏国影响了几代人，有名的弟子除李悝、吴起、段木干、田子、公羊高、谷梁赤、禽滑厘等人外，还包括魏文侯本人，是儒家的第一个“帝王师”。 一时间三晋成为华夏政治文化中心，魏国又是三晋文化中心，其他国政治人物，多有魏国流出者，又子夏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也有虽未入门庭，但深受影响者。子夏开创的学派被称为“西河学派”，比齐国的“稷下学宫”还早很多年。
山西儒学第二个出现的一等人物是荀子。荀子是战国后期人，生长在那里有争议，有说是赵国猗氏的今运城市临猗县，有说是今临汾市安泽县的，有说是今河北邯郸的。战国时韩、赵、魏治域多有变化，荀子又特别长寿，历经了这些变化，但无论哪国，都属于三晋范围是没问题的。从荀子祖上的世系来看，是三晋望族。《元和姓纂》载，荀子是荀息的后人，“晋有荀林父，生庚裔荀况”，春秋时荀氏记载见于桓王十三年公元前 678 年，“晋曲沃灭荀，以其地赐大夫原氏黯，是为荀叔”。荀叔即荀息，其世世代代的封地在晋临猗、新绛一代。荀子一生游历甚广，三晋、齐、楚、秦都去过，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不宗一师，在《非十二子》中荀子批判过子夏之儒是流于死学问、小学问的“贱儒”，可见那个时代子夏氏之儒仍有影响，但是在荀子眼里已经异化为装模作样、形式主义，然而荀子自身却继承了子夏之儒早期的实践精神。荀子曾长时间配享孔庙，明朝嘉靖年间，由于宋明理学的地位趋于垄断，非“思-孟”一系的遭到排挤，荀子被以诽议前贤和培养出了李斯、韩非等“学术不纯”的理由被移出。
两汉时期，三晋已经缩为今天地理内的山西，山西没有出过董仲舒这样“为儒者宗”的大儒，但是董仲舒的儒学却与子夏的传承大有关系。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疏引戴宏《公羊传序》：“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子平，平传与子地，地传与子敢，敢传与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子夏到胡毋子都之间时间甚长，是否只经历了这几代人口口相传有些疑问，但是春秋公羊学是经子夏、公羊高一系传下来的是没问题的。董仲舒对子夏与《春秋》的关系也有论述。《春秋繁露·俞序》说：“故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抢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 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俞序》是董仲舒发明《春秋》之义的总序。可看出他与子夏与《春秋》的密切关系。董仲舒的公羊学也受了荀子很大影响，此为学者周知。
汉代山西为抵抗匈奴入侵之要冲，颇产践行儒道、立功国家的名将贤臣，卫、霍、冯、班等族姓为其中代表者。霍家起于平阳，霍去病是汉武帝第一爱将，霍光更是对国家稳定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政治家。冯家起于上党，“代有才俊”，冯唐及其孙冯奉世都军功彪炳，他们虽然不是儒学名家，但是是儒行名将，用知己的行为担当者儒者家国责任。班氏家族在两汉威名赫赫，不但是名将世家，还是名儒世家。班氏先祖班壹于战国末年从楚国迁于山西娄烦今朔州，历代为官，两汉之际最为著名的是班彪、班固、班超父子，史称“三班”。班彪、班固父子是《汉书》的作者，班超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故事的主角，在西域经营三十一年，收服五十多个国家，官至西域都护，封定远侯。班家的女子也家学渊源，出类拔萃，汉成帝初年，班况之女被选入宫，即著名班婕妤。班彪女班昭曹大家入宫为后妃讲学，为儒家女德的确立发展贡献巨大，并在其兄班固死继续完成了《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一门父子兄妹为史学大家。西汉中期后，儒家的地位已经确立，义理的创新发展告一段落，是儒家践行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山西人表现十分突出。
三国时期，山西运城籍的蜀汉猛将关羽，据说深受《春秋》影响，在元朝后地位不断上升，被封为“三教圣人”，在民间社会影响无出其右者，也是儒门一景。
两晋至隋唐，是儒家的伦理精神“化胡”和“摄法”的阶段。中华民族向来是一个以文化而非血统界定的共同体，中原文化不断地影响边远地区，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也不断地被汉化和自觉汉化。从汉亡到唐立，从“汉光文帝”刘渊到隋代鲜卑贵族，一拨拨少数民族统治者总是在追求成为儒家文化的正统继承者。魏晋南朝，传统汉家儒学转向为玄学和辞章之学，反而是北方少数民族接受和继承了更多的儒家礼法。“化胡”和“摄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战国、秦的法律背离了中华民族法制文化的正常方向，即抛弃了作为自然法基础的礼，纯任法律，汉朝到隋唐，礼的精神一点点渗入法律，到《唐律疏议》终于宣布自己“一准乎礼”，这叫“摄法”“礼摄法归”。“摄法”的过程主要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完成的，其中的几个标志准五服以制罪、五刑、十恶、八议、官当、同居相为隐等法律原则都是在这个时期确立起来的。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考略稿》中指出，隋唐制度有三个来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这一时段最重大的事情当然是北魏孝文帝厘革制度，用夏变夷，而北魏、西魏、北齐的政治中心都在山西。汉亡以后，儒学呈现出民间化、家族化、地方化的特点，儒学世家影响北方政治甚大，有五门七望之说，太原王氏就是五门之一。李唐皇族兴起于山西，本身就是“化胡”的成果，又是积极推动“化胡”的力量。如果说《唐律疏议》《唐礼》是静态的礼法儒学，《贞观政要》就是动态的政治儒学，贞观之治与李世民对儒学的重视有密切关系，他在《晋祠之铭并序》中写到的“施慧、至仁、刚节、大量”就是其以儒家精神为指导的治国理念。
隋唐之际，晋南地区出现了一个旷世大儒，他就是王通。王通是绛州龙门人，门人谥号“文中子”，著作很多，但大都失传，今只留下弟子编辑的仿《论语》体的《文中子说》。王氏在当地也是望族，其父在隋朝即任过高官，其弟王绩、其孙王勃都是初唐著名诗人。王通的学问涉及儒学很多方面，代表了几百年混乱之后诸种学说融合总结和返本开新的时代要求，比如“三教可一” “以性制情”等等，但主要内容还是政治文化，相传房玄龄、杜如晦都作过他的学生。整个唐代，山西儒学大体上还是沿着政治礼法的方向走，礼法与实政结合的特点明显，盛产文人雅士及高级政治家，其中也不乏名将，今运城闻喜县礼元镇有裴氏宰相村，一村一姓前后便出宰相级官员五十九人，文人雅士王勃、王维、柳宗元、白居易等简直是担起了唐代文坛的半壁江山，挽救大唐命运的郭子仪和民间加工起来的薛仁贵也都是山西人。唐末五代，晋王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以续唐天命自任，开启了另一拨胡人担汉命之举，惜功不克。中华民族向来是文化共同体，不是狭隘的血缘共同体，少数民族向往华夏文明，愿承华夏文明，不断融入华夏文明，这些故事许多发生在三晋故土。
有宋一代，在实践儒家方面，山西出过司马光、寇准、文彦博这样的名相，司马光不仅是名相，而且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在礼法理论上也有自己的特殊贡献，在纯学术方面，山西儒者孙复名列早期的“北宋三先生”。但理学出现之后，整个宋代学脉不断南移，其心性哲学路向与晋人气质不符，山西被拉开了距离。南宋时期，整个都北方缺少思想大儒，只有元好问这样的文人儒家。元明清三代，政治文化中心再次北移，山西作为京畿拱卫地区，再次盛产名臣名将，但这时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制度已经高度成熟，纵使良臣名将，也难以成就汉唐时期的伟大功业，但他们的人数是众多的。明朝山西再次成为抵抗游牧民族入侵的前沿阵地，尤其盛产名将，更多外省名将来立功于此，殉国于此，仅在雁门关殉国的兵部尚书就有三位。站在雁门关长城之上，看关口以北迤逦无尽之高平原，虽然山势并不险峻，但是尽是难以耕种之盐碱地，一片胡马塞北秋风之景象，山南则山势急下，直线十几公里即到忻州-定襄盆地，则是田舍桑麻，一片农耕景象。雁门关东北而上直到燕山山脉，形成了中国天然的地理分界线和气候分界线，也是游牧与农耕的文化分界线，雁门关以北到阴山长城一代，自古胡汉杂居，贸易来往，形成了当地人剽悍与柔韧并存的独特性格。
在明代前期，晋南大地上又出现了一个一代儒宗，他就是薛瑄。薛瑄是运城万荣人，他的一生是标准的科举仕进官至高位、为往圣继绝学、门徒满天下的一生，其学术宗朱子，又以实学为特色，其弟子、再传弟子、再再传弟子中也是大家林立，如阎禹锡、张鼎、段坚、周蕙、吕柟、吕潜等。明末理学大家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阳明心学，二是北方薛瑄朱子之学，清人称薛瑄为“明初理学之冠”，可见其地位之重要。薛瑄是明朝第一个从祀孔庙的人，山西历史上从祀孔庙的除去子夏和荀子一共有过王通、司马光、薛瑄三人，这是儒生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誉。太原、晋南皆有过三贤祠，供奉三人，被称为河东道脉。
明朝后期，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明末清初，儒家中也出现了顾、王、黄为代表的一批有民主色彩的思想家，太原傅山也在其中。明清易代之后，山西贡献过大批像孙嘉淦、于成龙、陈廷敬这样的廉吏能臣。清朝不是出思想家的朝代，然而在晚清中西接触之后，儒家中出现一批要求积极变法、学习西方的人物，忻州徐继畲是早期最突出的代表，他曾历经督抚职位，第一批接办洋务，任总理大臣、首任同文馆事务大臣，著有《瀛寰志略》等睁开眼睛看世界振聋发聩之书，是第一个突破华夷、天朝意识，引进西方民主价值体系，宣扬西方制度理念的人，被《纽约时报》称为“东方伽利略”。如孔庙从祀制度再续，他和湖南郭嵩涛当属首选。戊戌变法之时，山西杰出的儒者杨深秀为维新派骨干，康党上疏中有十七篇出自其手，事变后竟直接上疏要求慈禧归政，被杀害于菜市口，在刚猛担当和思想先进性上皆可称儒者楷模。民国之后，群雄竞起，儒家思想浓厚的阎锡山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爆发治理山西 26 年，以其独具一格的工商业精神加儒家道德理念使山西在战火纷飞中成为世外桃源，免受兵燹并建立了近现代工业体系、教育体系，成为全国模范省，晋人至今犹念其德。明末清初，晋商崛起并一直繁荣到民国时期，晋商文化也深深地浸透者儒家精神。徐继畲、阎锡山和晋商的事业告诉我们，儒家的视野是开放的，是能够接受现代文明的，是能够在商业大潮中发挥积极作用的。
广义地看儒学，应当是儒学、儒家、儒行一体的，非仅知识学问。山西儒家、儒学史上英杰辈出，任何历史上杰出的人物又与其文化土壤分不开，一个名臣廉吏后面多少忠臣孝子，一个旷世大儒后面多少学子乡贤，上面的梳理只能是挂一漏万。但这些人物言行中，已经能够看出山西儒学与他地外省不同的鲜明特色。
二、山西儒学特点
(一) 从学术本体看，山西儒学的主流是礼法实政之学。
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不是一种专门学问，而是整体的人生感悟、自然感悟，蕴含着多维的发展向度，孔子的弟子来自各个邦国、不同阶层，也有不同性格气质，孔子在世时学生中就有“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等不同特长方向《论语·先进》，再加上孔子因材施教，各弟子因自己气质性格不同而所得不同，孔子去世后不久“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散于各地，又与各地民情政俗相结合，发展出了儒学的多样性。如果说儒学的整个基调都是积极入世的，那么其中表现最积极的莫过于子夏氏之儒。子夏一开始就给山西儒学打上了积极政治的烙印。子夏居魏，以学术协助魏国在战国初期称霸百年，他究竟继承了什么、教授了什么？记载所涉甚多，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转引郑玄注云：“《论语》‘仲弓、子游、子夏等撰’。”东汉徐防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自子夏。”。从比较详细的史料看来，下面三方面比较可信：一是易学，传《子夏易传》；二是春秋学，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皆是传自子夏；三是今天所谓之政治法律之学。汉书载，“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汉书·儒林传》这些人包括魏文侯本人大多是杰出的政治家，上文未列的李悝还是我国第一个专门的法学家，著有《法经》，则子夏学团以什么为主要研习内容可知矣。另，公羊春秋在经学之中本来就是以政治伦理为主要内容的，《周易》中也有大比重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总结。如果我们以一个最简练的现代词汇总结子夏学的最根本特征，“政治儒学”一词可谓不失。
子夏之后，三晋大地上涌现出的最大的儒家代表就是荀子。荀子留下了完整的《荀子》，其内容一目了然，其最大的特色就是“礼法学”。与前人注意力集中在政治经验和操作上不同，荀子致力于探讨政治法律的本质，今传《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谈政治法律，其他篇章所述问题，也大都与政治法律有间接关系。其如：“礼起于何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是其代表性学思。政治法律之学与荀子意义的礼法学二词一今一古，意义差不多，不过一侧重于动，一侧重于静，一侧重于现实运用，一侧重于原理探究。这也是子夏于荀子的区别，我们可以说，前者更实用，而后者更深刻，前者救济于一世，后者适合于万代。战国之时，法家起于三晋，法家代表人物李斯、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虽然法家放弃了仁义礼智的自然法立场，堕于完全为君主一人服务的工具主义，与儒家有了本质区别，但从师承上可以看出三晋儒学的实践精神和重法倾向。
汉朝开始是继承了秦朝制度的，然后儒家在几十年后开始复兴了。作为汉朝定调、为整个帝制时代奉行的政治哲学，以董仲舒思想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是继承了子夏和荀子的礼法导向的，然而又更重视孔孟仁的精神，引入阴阳之学为天道依据。可以说董仲舒对帝国和儒学的双重贡献无能出其右者，只是在宋明理学兴起之后，对他的贡献有所轻视。前些年大陆新儒家初兴之时，以蒋庆先生为代表的“公羊学”或“政治儒学”就是继承董学的。与子夏、荀子相比，董学更突出了“制度儒学”的特点，既重视制度本身的建设也重视对制度的合理性论证。这种论证不是效率论证，而是天道伦理论证，即天人同构，人伦政治与天道一体的论证。董仲舒的思想代表了时代精神，山西学人也在其中，山西实践儒者更在其中。魏晋南北朝之时，在南方儒学转入玄学、佛学之季，北方儒生以山西为主要舞台进行着汉家礼法与律学的结合、以礼法对胡人的汉化。王通的出现，是对魏晋南北朝儒学玄学化的当头喝止和重归礼法的号召。大唐一代，经学细化和《贞观政要》、《唐律疏议》、《唐六典》等礼法实政之书是儒学的主要成就，唐代科举开“明法科”，也是法律之学得到重视的表现，山西作为邻京要地，李唐起源，为朝廷贡献大量实政人才，连文学也关注司法，白居易曾致大力于明法，留下脍炙人口的《百道判》。
宋代山西最杰出的儒者无疑是司马光，司马光能够入祀孔庙绝非因为他当过宰相，而是因为他的学术思想，而他的学术思想的核心就是礼法学，他的政治活动也是围绕礼法而展开的。嘉祐七年二月他上《谨习书》就提出“国家治乱本于礼”。一部《资治通鉴》从头至尾贯穿着礼法实政精神：“臣问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资治通鉴·卷一》“礼之为物大矣！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资治通鉴·卷十一》。司马光也十分重视家礼，有《司马氏书仪》《温公家范》等重要著述规范和论述家庭礼仪，后来朱熹作《朱子家礼》时，一半以上内容都援引自《书仪》，其中《居家杂仪》部分更是一字不易。
北宋到清末一千年，山西唯一一个入祀孔庙大儒是薛瑄。薛瑄是明清两代最大的朱子学代表，也是实学之首倡者。他认为理是实理，“实理皆在乎万物万事之间，圣贤之书不过模写其理耳”《读书录》卷十。宋儒言理学已明，关键在于如何实践，“自宋以来，真儒辈出，理学大明，顾人之躬行实践何如耳！”“读圣贤之书,句句字字有实用处，方为实学。若徒取以为口耳文词之资,非实学也。”《读书续录》卷三。重要的是“真知其理而实践之”《读书录》卷二,“必欲实得而力践之乃有益”。“为学无别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读书录》卷四“知一理则行一理,知一事则行一事,自然理与事相安,无虚泛不切之患。”《读书录》卷三。时人誉为“笃实践履之学” 李贤《文清公神道碑铭》，黄宗羲亦赞薛瑄“学贵践履”，称之为“实践之儒”明儒学案·师说》。同时，薛瑄自己又是著名的廉吏，恪守礼法，不媚上，不与权臣私交，长期担任司法官吏，比一般人更注重法律，曰：“为政以法律为师，已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办案不畏重压，不徇私情，时人称“薛铁汉”。
我们以山西历史上五个最杰出儒家为核心，副之以其弟子学传，可以明显地看到山西儒学的特点，即它的主流是礼法实政之学。后世徐继畲、阎锡山也体现了这种重礼法和实政的精神。
(二) 从学术受体上看，山西儒学的主流是能臣良将、廉吏乡贤之学。
不同地域的儒学有共同特点，都是人伦之学、家国之学、天人之学，但是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受体或习学主体上看区别还是明显的。比如闽洛之学、关学是哲学家的儒学，鲁学比较原始，带有浓厚的宗教礼仪色彩，有些宗教家的儒学的意思，阳明后学泰州学派那是平民儒学，而山西儒学是廉吏孝子、能臣名将的笃行实践之学，这与山西儒学以礼法实政为主要内容也是一致的。
儒学史，是思想家的儒学学术史，也是儒家儒行史，不能使千千万万的忠臣孝子、仁人志士将圣贤教诲付诸实行，儒学也就没有那么伟大的意义了。儒学史，又是中国人的生活史，它是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原生精神，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天生一体，共存共荣。不同地域的儒家信徒由于所处人文地理条件不同、历史机遇不同，对儒学的不同方面各有侧重是正常的。比如河洛之学，身在中原腹地，长处太平，便发展出悠游从容气质，其研习接受者主要为士大夫群体，固然中国古代士大夫是读书人与官僚的合体，一个人身在其中，不同场合还是有身份区分的，如两宋士大夫儒学主要是一种哲学家儒学，长于探讨理气心性玄远之事。长安汉唐两代是政治中心，儒学之大问题、大学者集中之地，探讨的学问宏大而政治化，政治哲学家儒学的特点明显。江浙一带南宋、明朝经济法发达，很多城市领先全国几百年进入市民生活状态，个人身份因生产生活方式而溢出宗法关系，它就需要有一种市民化、平民化、给个人利益一个合理安排之处的思想形态，泰州学派于是应运而生。而山西地域有两大特征，一是它的北部处于与游牧民族交锋的前线，护卫着整个传统华夏地区的安全，二是它长期与政治中心距离较近，开始是长安洛阳，后来是北京，这使它一面多受政治文化影响，一面多为国家输送军事和行政人才。它的前线地位也造就了居安思危、吃苦耐劳的品格，不像经济发达地区士人之悠游清谈。尤其是北宋之后，经济中心南移而游牧民族入侵压力增大，这种对比就更强烈。明清两代晋商崛起，也是以吃苦耐劳、精明务实著称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也适合于接受一方文教，二者相辅相成。前文列举的能臣廉吏军事将领只是山西干才中最杰出的一些，他们的基数是庞大的，各县人物志中杰出之士数不胜数，有待我们发掘和宣传学习，这些致力于儒家礼乐教化和家国事业的普通人是产生杰出人物的土壤。
(三) 山西儒学长于形下而拙于形上，重于外王而轻于内圣。山西儒学的长于形而下而拙于形而上是与前两个特征一致的。可能会有很多人不服，说山西儒学也不缺乏形而上的思辨，这要比较着看。比如说荀子的思想体系是非常完整的，也多谈天道、本源的问题，但在荀子与孟子之间比较，显然荀子是经验式的、非逻辑、非形而上学的，他的理论由实际观察的经验得出，而非由基础设定逻辑推出，如性恶论、礼论。因为这个特点，荀子被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归入唯物主义阵营，在文革中幸免于难。再如司马光和二程是同时期人，正好用来比较，司马光之学集中于礼仪政治，而二程、张载、周敦颐之学却集中谈宇宙本体、人性来源等，是以司马光虽学问博大，却不被列为宋明道学之列。山西大儒中最接近理学主流的就是薛瑄了，然而薛瑄却又是实学之祖，继承朱子之学而强调讲理学的道理落实在生活实践之中，与差不多同时期的南方阳明心学相比，仍然是短于新的形上思辨，以致黄宗羲评价薛瑄说：“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故数传之后，其议论设置，不问可知其出河东也。”《明儒学案·河东学案》正是这种保守务实的风气，虽不利开风气之先但是利于治理守成，不利出独创脱逸的思想先锋人物却利于培养大批有相同规矩标准的廉吏乡贤。
内圣与外王是儒学的两个方面，内圣指内在修养，外王指外在事业，两个方面本来是一体的，儒生以内在的智慧品德去驱动外王事业，在外部功业和历练中成就道德人格，一而二，二而一。孔子死后儒学在继续发展中也有分化，曾子、孟子一路形成了重内的传统，子夏、荀子一路形成的重外的传统，只要不走极端，重内重外都没问题，但是过于偏颇则易人格失衡，如韩非李斯等法家本也出于儒门，但是不求内圣只求外王，使自己堕入道德虚无，成为被利欲所驱的物化工具。而宋明理学的一些人受佛教影响过大，只求个人心灵解脱而消极于世事，远圣而近禅。早期儒学是偏于外王事业的，就是思孟一派讲的道德人格也是在事中成就的，并无静坐默念观照内心等内容，不论礼法还是实政，都是事功，其内圣是坚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精神意志；而北宋以后的儒学则越来越重视境界式的道德、哲学式的思辨和对天道心性关照式的体察。山西儒者开始继承的就是子夏、荀子一路的外王传统并且一直保持了下来，踏实肯干，勇于实践，比较少理学、心学的空谈、近禅之弊。要强调的是，“外王”并非仅指今天所说的重大政治活动，《论语·为政》载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治理好一乡一里、一个家庭、任何一个共同体，都是为政。
(四) 山西儒学是知行合一之学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提出的重要命题，它本身有对治理学空谈心性的用意。然而后来心学的发展中一些后学却比程朱理学更加近禅。山西儒学因为自身的传统和文化社会条件等原因，虽未以此为口号，却比当时南方儒学更加知行合一，知是知此礼法，行是行此礼法，笃行见长，故廉吏能臣、孝子义士较多。
三、山西当代儒学发展的思考
儒学不仅仅是学术研究，它的全称应该是儒家事业，不过它是以学术指导和引领的事业。儒家事业中断的几十年，博物馆式儒学研究并未中断，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儒学，指的是要经世济用、改变人的心灵和社会生活的儒学，并非书斋中的考古学问。在作为学术的儒学、作为信仰的儒家、作为实践的儒行之间，学术是首要的，它保证了方向的正确，但是，并不需要每个儒生都作出学术贡献。近代以来，理论的权威性在向高处集中，儒学被哲学化、专业化、世界化，再没有地方性的思想家。学术专业化也带来了空泛化，同时，哲学层次的研究又非常个人化，尤其在互联网时代，思想不受地域限制，所形成的合力大都是以师承关系组合，只有资料收集、文化挖掘事业才适合以同事、地域关系形成合力。就哲学研究而言，当代儒学当然不必泥拘于传统，但是，个别杰出人物的突出创新不代表一个地域普遍学术素养的积淀，学团和风气的形成依赖于人物和文化的传承，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山西不是政治文化中心，山西儒学现在也没出现全国性权威人物和研究团体，勉力追逐热点、前沿以求领袖学界的条件不足。山西学人必须脚踏实地，发掘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在跟上儒学的前提下，培养儒家、首重儒行；在儒学研究中，要首重继承，挖掘人文，显扬先贤，次言创新；在本省人文中，要抓住那些代表了山西儒学特点的礼法实政之学、礼法实政之人。而且，这种以史料、人物发掘为主要内容的工作也容易动员院校学者和民间研究者，形成集体合力，产出和积累成果。
儒学今天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知行合一，实践，再实践。从一个国家的文化社会均衡全面发展来看，再强有力的政治，包办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力不从心，强行包办则会带来恶果，礼俗规则是在数千年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其不合适、不协调的内容也是不断地和逐渐地被替代的，简而言之，我们的生活依然离不开传统，不但中国如此，世界也如此，被拔了根的生活会显现出种种现代病。儒学改造生活的第一捷径仍然是与政治结合，包括最初步的建言献策、为地方文旅发展添砖加瓦，中级的积极入仕和用儒家思想影响官吏队伍，高级的提供更好的政治理论，为改善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境界，为提升政治文明和治理水平做出贡献。儒学改造生活的第二条比较缓慢但更为持久的路径是“觉民行道”，即扎扎实实将儒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植入国民的心灵。不论学术研究，还是改造生活，都是可以归入广义“三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四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范围的“成人事业”为社会服务、成就他人的事业。成人事业亦是自身获得人生价值，获得自我实现的成己事业。
山西民间儒学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就儒学复兴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自发的民间文化自救运动，早期的儒家学者而不是儒学研究者无一不是以民间身份起家的，即使身在体制机构之内。山西书院中已经加入山西省儒学会组建的书院联盟的就有二百多家，没加入的书院和各种读书会不知道有多少，正呈现出四处开花之势。但目前儒学研究与民间儒学之间衔接不够，这也是全国普遍情况。中国太大，又有集权传统，地方名士的荣光被国师国士的名声遮去，儒学研究只盯着一流人物，在一流人物中又只盯着思想家，而一流思想家的深奥思想对普通民众又缺乏亲切感和号召力。学术研究看似火热而不接地气，民间儒学蓬蓬勃勃却不辨真伪，被一些江湖人士带偏。学者儒学必须下沉基层，而下沉基层则必须提高基层的参与度，对普通儒者、民间儒行的挖掘度不够，基层的参与度就提不上来。比如元代大儒泽州郝经、明代偏关名将万世德，这样的名儒名将山西很多，却除了本县鲜有人知，更不用说乡贤级的了。讲好山西故事，挖掘文化，激励儒行，正是我们现在应当做的，这需要继承实学精神，脚踏实地，一个县一个县的去挖掘，重点还不是挖掘文化本身，而是挖掘人！儒家文化浩瀚如海，凭少数人是不可能完成事业，必须广泛动员群众，重点是那些当地史志研究者、文联作家、退休历史语文教师、书院领袖等人物，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当地文化，要把他们挖掘出来，共同参与弘儒事业。事实上他们也一直在默默耕耘，不过缺少平台，缺少交流，因此也缺乏与他们的努力相配的成就感。要让当代儒者挖掘和宣传古代儒者，挖掘出来要放在全省和全国性的平台上去宣扬和交流，提高当代儒者的参与度和荣誉感。这一思路也与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中央精神相符，与发展文旅事业的地方政府要求相符，容易取得官方支持。
最后，我想把我们最近的一次调研作为可以复制的案例介绍给天下儒学同仁。2022 年 8 月 3 日至 5 日，我们来自不同教学科研单位的四位学者，带着为《山西儒学》首刊组稿的主要任务，组成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调研组，通过当地书院来到了山西省偏关县，考察了当地文物古迹之后，与当地老人座谈。参会二十人，有前文联常务副主席、前史志办主任和现馆员、前中学校长、历史老师、现任学校校长、当地作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书院山长，可以说当地最有传统文化的人汇聚一堂。我们慷慨恳切地告诉大家，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打造《山西儒学》这个平台，它将承担起文明复兴的重任，是我们晚年生命意义的燃烧炉。与会贤达参与热情非常之高，对长城文化、黄河文化、走西口文化、文明古迹、历史掌故、前贤今达的故事娓娓道来，对文化的毁灭、文明的流失痛心疾首，而且很多都有现成的著述。他们饱阅兴衰，对当今世界局势、历史变迁的见识水平另我们吃惊，绝对是站在时代的前沿高度，而不是保守落后，让我们深深感叹夫子说“礼失而求诸野”不我欺也。这些宝贵的资源是山西这样的文化大省所特有的，新兴的经济发达地区还真不见得如此丰富，它们必须赶快被挖掘固定，并发挥作用，否则随着时间的流失，文化和人将很快一起逝去。当地政府也非常重视，县委书记、县长和政协主席一起与我们座谈，介绍偏关文旅资源和县里的规划，我们听到了他们对偏关文物历史的熟稔，对偏关文化的热爱，特别是对偏关文旅事业未来的期待。我想类似调研以前肯定也有人做过，但是他们没有把它当作一个事业长期做下去的儒者情怀，于是地方文化仍旧停留在地方，没有形成一个全省儒者共同的事业，没有打造一个全省致力于中华文明复兴的文化志愿者的共同家园。从现在开始，这件事由我们来做。
继承和发扬山西先儒的实干精神，以儒学会为引领主体，以书院联盟为联系基层之链条，以《山西儒学》为网络平台，一县一县地去挖掘和动员县域文史人员，一起去挖掘地方儒家儒行，以今儒宣扬古儒事业、弘扬古儒精神；以儒学建立儒家信仰，把儒家信仰变成儒行，最终达到改造社会、成就自身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探索的一条道路，它将得到不断完善和创新，任重而道远，士不可以不弘毅！
作者简介：宋大琦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儒学、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