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6-2 20:26
一、山西儒學源流
山西儒學源遠流長，傳說堯、舜、禹的活動中心都在山西南部，出土文物給予了一定佐證。春秋時期，晉國長期是華夏群體的政治中心，產生了大量能行文武周公之道，尊王攘夷的優秀政治家，受到孔子的褒獎。他們的思想上承周公，下啟孔子。晉國獨特的政治文化環境為後來山西儒學的特色和走向奠定了基礎。
山西儒學的正式源頭始於子夏卜商。子夏小孔子四十四歲，是孔子晚年弟子中的佼佼者。案，傳統儒學往往認為子夏所衷的是『小道』，又有人認為子夏熱衷於具體事物，有些偏離孔子講為仁求聖的大道，事實上，孔子壯年是非常熱衷於以行動改變現實的，不然的話也不必去魯至齊，周遊列國，只是晚年一則四處碰壁，二則年老體衰，沒精力再深度參與政治，於是退而著述，重點轉為內在修為。從年齡上看，子夏和孔子都隔了一代人了，這四十多年的時間裡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年輕人的目光與老年人自然有所不同，孔子非常看重子夏的活躍和創新，說：『起予者，商也。』【論語·先進】這個『起』，可以說是啟發，也可以說是『使我的學術興起』。子夏果然沒有辜負孔子的厚望，在孔子去世後來到魏國，在西河設教，西河在什麼地方有爭議，一般認為是在山西汾州，但是汾州也可能只是子夏最初設教的地方，從他的學生勢力來看，不大可能長期去汾州向他求教，子夏可能名聲大振之後換過地方，到了魏國的政治中心。子夏非常長壽，在魏國影響了幾代人，有名的弟子除李悝、吳起、段木干、田子、公羊高、穀梁赤、禽滑厘等人外，還包括魏文侯本人，是儒家的第一個『帝王師』。 一時間三晉成為華夏政治文化中心，魏國又是三晉文化中心，其他國政治人物，多有魏國流出者，又子夏的弟子和再傳弟子，也有雖未入門庭，但深受影響者。子夏開創的學派被稱為『西河學派』，比齊國的『稷下學宮』還早很多年。
山西儒學第二個出現的一等人物是荀子。荀子是戰國後期人，生長在那裡有爭議，有說是趙國猗氏的今運城市臨猗縣，有說是今臨汾市安澤縣的，有說是今河北邯鄲的。戰國時韓、趙、魏治域多有變化，荀子又特別長壽，歷經了這些變化，但無論哪國，都屬於三晉範圍是沒問題的。從荀子祖上的世系來看，是三晉望族。【元和姓纂】載，荀子是荀息的後人，『晉有荀林父，生庚裔荀況』，春秋時荀氏記載見於桓王十三年公元前 678 年，『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荀叔即荀息，其世世代代的封地在晉臨猗、新絳一代。荀子一生遊歷甚廣，三晉、齊、楚、秦都去過，也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不宗一師，在【非十二子】中荀子批判過子夏之儒是流於死學問、小學問的『賤儒』，可見那個時代子夏氏之儒仍有影響，但是在荀子眼裡已經異化為裝模作樣、形式主義，然而荀子自身卻繼承了子夏之儒早期的實踐精神。荀子曾長時間配享孔廟，明朝嘉靖年間，由於宋明理學的地位趨於壟斷，非『思-孟』一系的遭到排擠，荀子被以誹議前賢和培養出了李斯、韓非等『學術不純』的理由被移出。
兩漢時期，三晉已經縮為今天地理內的山西，山西沒有出過董仲舒這樣『為儒者宗』的大儒，但是董仲舒的儒學卻與子夏的傳承大有關係。東漢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疏引戴宏【公羊傳序】：『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子平，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敢，敢傳與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子夏到胡毋子都之間時間甚長，是否只經歷了這幾代人口口相傳有些疑問，但是春秋公羊學是經子夏、公羊高一系傳下來的是沒問題的。董仲舒對子夏與【春秋】的關係也有論述。【春秋繁露·俞序】說：『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搶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 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俞序】是董仲舒發明【春秋】之義的總序。可看出他與子夏與【春秋】的密切關係。董仲舒的公羊學也受了荀子很大影響，此為學者周知。
漢代山西為抵抗匈奴入侵之要衝，頗產踐行儒道、立功國家的名將賢臣，衛、霍、馮、班等族姓為其中代表者。霍家起於平陽，霍去病是漢武帝第一愛將，霍光更是對國家穩定做出巨大貢獻的傑出政治家。馮家起於上黨，『代有才俊』，馮唐及其孫馮奉世都軍功彪炳，他們雖然不是儒學名家，但是是儒行名將，用知己的行為擔當者儒者家國責任。班氏家族在兩漢威名赫赫，不但是名將世家，還是名儒世家。班氏先祖班壹於戰國末年從楚國遷於山西婁煩今朔州，歷代為官，兩漢之際最為著名的是班彪、班固、班超父子，史稱『三班』。班彪、班固父子是【漢書】的作者，班超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故事的主角，在西域經營三十一年，收服五十多個國家，官至西域都護，封定遠侯。班家的女子也家學淵源，出類拔萃，漢成帝初年，班況之女被選入宮，即著名班婕妤。班彪女班昭曹大家入宮為后妃講學，為儒家女德的確立發展貢獻巨大，並在其兄班固死繼續完成了【漢書】的八表和天文志，一門父子兄妹為史學大家。西漢中期後，儒家的地位已經確立，義理的創新發展告一段落，是儒家踐行派登上歷史舞台的時候，山西人表現十分突出。
三國時期，山西運城籍的蜀漢猛將關羽，據說深受【春秋】影響，在元朝後地位不斷上升，被封為『三教聖人』，在民間社會影響無出其右者，也是儒門一景。
兩晉至隋唐，是儒家的倫理精神『化胡』和『攝法』的階段。中華民族向來是一個以文化而非血統界定的共同體，中原文化不斷地影響邊遠地區，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也不斷地被漢化和自覺漢化。從漢亡到唐立，從『漢光文帝』劉淵到隋代鮮卑貴族，一撥撥少數民族統治者總是在追求成為儒家文化的正統繼承者。魏晉南朝，傳統漢家儒學轉向為玄學和辭章之學，反而是北方少數民族接受和繼承了更多的儒家禮法。『化胡』和『攝法』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戰國、秦的法律背離了中華民族法制文化的正常方向，即拋棄了作為自然法基礎的禮，純任法律，漢朝到隋唐，禮的精神一點點滲入法律，到【唐律疏議】終於宣布自己『一準乎禮』，這叫『攝法』『禮攝法歸』。『攝法』的過程主要是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完成的，其中的幾個標誌准五服以制罪、五刑、十惡、八議、官當、同居相為隱等法律原則都是在這個時期確立起來的。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考略稿】中指出，隋唐制度有三個來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周』。這一時段最重大的事情當然是北魏孝文帝釐革制度，用夏變夷，而北魏、西魏、北齊的政治中心都在山西。漢亡以後，儒學呈現出民間化、家族化、地方化的特點，儒學世家影響北方政治甚大，有五門七望之說，太原王氏就是五門之一。李唐皇族興起於山西，本身就是『化胡』的成果，又是積極推動『化胡』的力量。如果說【唐律疏議】【唐禮】是靜態的禮法儒學，【貞觀政要】就是動態的政治儒學，貞觀之治與李世民對儒學的重視有密切關係，他在【晉祠之銘並序】中寫到的『施慧、至仁、剛節、大量』就是其以儒家精神為指導的治國理念。
隋唐之際，晉南地區出現了一個曠世大儒，他就是王通。王通是絳州龍門人，門人諡號『文中子』，著作很多，但大都失傳，今只留下弟子編輯的仿【論語】體的【文中子說】。王氏在當地也是望族，其父在隋朝即任過高官，其弟王績、其孫王勃都是初唐著名詩人。王通的學問涉及儒學很多方面，代表了幾百年混亂之後諸種學說融合總結和返本開新的時代要求，比如『三教可一』 『以性制情』等等，但主要內容還是政治文化，相傳房玄齡、杜如晦都作過他的學生。整個唐代，山西儒學大體上還是沿着政治禮法的方向走，禮法與實政結合的特點明顯，盛產文人雅士及高級政治家，其中也不乏名將，今運城聞喜縣禮元鎮有裴氏宰相村，一村一姓前後便出宰相級官員五十九人，文人雅士王勃、王維、柳宗元、白居易等簡直是擔起了唐代文壇的半壁江山，挽救大唐命運的郭子儀和民間加工起來的薛仁貴也都是山西人。唐末五代，晉王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以續唐天命自任，開啟了另一撥胡人擔漢命之舉，惜功不克。中華民族向來是文化共同體，不是狹隘的血緣共同體，少數民族嚮往華夏文明，願承華夏文明，不斷融入華夏文明，這些故事許多發生在三晉故土。
有宋一代，在實踐儒家方面，山西出過司馬光、寇準、文彥博這樣的名相，司馬光不僅是名相，而且是傑出的歷史學家，在禮法理論上也有自己的特殊貢獻，在純學術方面，山西儒者孫復名列早期的『北宋三先生』。但理學出現之後，整個宋代學脈不斷南移，其心性哲學路向與晉人氣質不符，山西被拉開了距離。南宋時期，整個都北方缺少思想大儒，只有元好問這樣的文人儒家。元明清三代，政治文化中心再次北移，山西作為京畿拱衛地區，再次盛產名臣名將，但這時以皇帝為中心的官僚制度已經高度成熟，縱使良臣名將，也難以成就漢唐時期的偉大功業，但他們的人數是眾多的。明朝山西再次成為抵抗游牧民族入侵的前沿陣地，尤其盛產名將，更多外省名將來立功於此，殉國於此，僅在雁門關殉國的兵部尚書就有三位。站在雁門關長城之上，看關口以北迤邐無盡之高平原，雖然山勢並不險峻，但是儘是難以耕種之鹽鹼地，一片胡馬塞北秋風之景象，山南則山勢急下，直線十幾公里即到忻州-定襄盆地，則是田舍桑麻，一片農耕景象。雁門關東北而上直到燕山山脈，形成了中國天然的地理分界線和氣候分界線，也是游牧與農耕的文化分界線，雁門關以北到陰山長城一代，自古胡漢雜居，貿易來往，形成了當地人剽悍與柔韌並存的獨特性格。
在明代前期，晉南大地上又出現了一個一代儒宗，他就是薛瑄。薛瑄是運城萬榮人，他的一生是標準的科舉仕進官至高位、為往聖繼絕學、門徒滿天下的一生，其學術宗朱子，又以實學為特色，其弟子、再傳弟子、再再傳弟子中也是大家林立，如閻禹錫、張鼎、段堅、周蕙、呂柟、呂潛等。明末理學大家高攀龍認為，有明一代，學脈有二，一是南方陽明心學，二是北方薛瑄朱子之學，清人稱薛瑄為『明初理學之冠』，可見其地位之重要。薛瑄是明朝第一個從祀孔廟的人，山西歷史上從祀孔廟的除去子夏和荀子一共有過王通、司馬光、薛瑄三人，這是儒生能夠得到的最高榮譽。太原、晉南皆有過三賢祠，供奉三人，被稱為河東道脈。
明朝後期，中國出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明末清初，儒家中也出現了顧、王、黃為代表的一批有民主色彩的思想家，太原傅山也在其中。明清易代之後，山西貢獻過大批像孫嘉淦、于成龍、陳廷敬這樣的廉吏能臣。清朝不是出思想家的朝代，然而在晚清中西接觸之後，儒家中出現一批要求積極變法、學習西方的人物，忻州徐繼畲是早期最突出的代表，他曾歷經督撫職位，第一批接辦洋務，任總理大臣、首任同文館事務大臣，著有【瀛寰志略】等睜開眼睛看世界振聾發聵之書，是第一個突破華夷、天朝意識，引進西方民主價值體系，宣揚西方制度理念的人，被【紐約時報】稱為『東方伽利略』。如孔廟從祀制度再續，他和湖南郭嵩濤當屬首選。戊戌變法之時，山西傑出的儒者楊深秀為維新派骨幹，康黨上疏中有十七篇出自其手，事變後竟直接上疏要求慈禧歸政，被殺害於菜市口，在剛猛擔當和思想先進性上皆可稱儒者楷模。民國之後，群雄競起，儒家思想濃厚的閻錫山從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爆發治理山西 26 年，以其獨具一格的工商業精神加儒家道德理念使山西在戰火紛飛中成為世外桃源，免受兵燹並建立了近現代工業體系、教育體系，成為全國模範省，晉人至今猶念其德。明末清初，晉商崛起並一直繁榮到民國時期，晉商文化也深深地浸透者儒家精神。徐繼畲、閻錫山和晉商的事業告訴我們，儒家的視野是開放的，是能夠接受現代文明的，是能夠在商業大潮中發揮積極作用的。
廣義地看儒學，應當是儒學、儒家、儒行一體的，非僅知識學問。山西儒家、儒學史上英傑輩出，任何歷史上傑出的人物又與其文化土壤分不開，一個名臣廉吏後面多少忠臣孝子，一個曠世大儒後面多少學子鄉賢，上面的梳理只能是掛一漏萬。但這些人物言行中，已經能夠看出山西儒學與他地外省不同的鮮明特色。
二、山西儒學特點
(一) 從學術本體看，山西儒學的主流是禮法實政之學。
孔子所創立的儒學不是一種專門學問，而是整體的人生感悟、自然感悟，蘊含着多維的發展向度，孔子的弟子來自各個邦國、不同階層，也有不同性格氣質，孔子在世時學生中就有『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等不同特長方向【論語·先進】，再加上孔子因材施教，各弟子因自己氣質性格不同而所得不同，孔子去世後不久『儒分為八』【韓非子·顯學】，散於各地，又與各地民情政俗相結合，發展出了儒學的多樣性。如果說儒學的整個基調都是積極入世的，那麼其中表現最積極的莫過於子夏氏之儒。子夏一開始就給山西儒學打上了積極政治的烙印。子夏居魏，以學術協助魏國在戰國初期稱霸百年，他究竟繼承了什麼、教授了什麼？記載所涉甚多，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轉引鄭玄注云：『【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撰」。』東漢徐防說：『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自子夏。』。從比較詳細的史料看來，下面三方面比較可信：一是易學，傳【子夏易傳】；二是春秋學，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皆是傳自子夏；三是今天所謂之政治法律之學。漢書載，『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漢書·儒林傳】這些人包括魏文侯本人大多是傑出的政治家，上文未列的李悝還是我國第一個專門的法學家，著有【法經】，則子夏學團以什麼為主要研習內容可知矣。另，公羊春秋在經學之中本來就是以政治倫理為主要內容的，【周易】中也有大比重政治智慧和歷史經驗總結。如果我們以一個最簡練的現代詞彙總結子夏學的最根本特徵，『政治儒學』一詞可謂不失。
子夏之後，三晉大地上湧現出的最大的儒家代表就是荀子。荀子留下了完整的【荀子】，其內容一目了然，其最大的特色就是『禮法學』。與前人注意力集中在政治經驗和操作上不同，荀子致力於探討政治法律的本質，今傳【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談政治法律，其他篇章所述問題，也大都與政治法律有間接關係。其如：『禮起於何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荀子·禮論】是其代表性學思。政治法律之學與荀子意義的禮法學二詞一今一古，意義差不多，不過一側重於動，一側重於靜，一側重於現實運用，一側重於原理探究。這也是子夏於荀子的區別，我們可以說，前者更實用，而後者更深刻，前者救濟於一世，後者適合於萬代。戰國之時，法家起於三晉，法家代表人物李斯、韓非都是荀子的學生，雖然法家放棄了仁義禮智的自然法立場，墮於完全為君主一人服務的工具主義，與儒家有了本質區別，但從師承上可以看出三晉儒學的實踐精神和重法傾向。
漢朝開始是繼承了秦朝制度的，然後儒家在幾十年後開始復興了。作為漢朝定調、為整個帝制時代奉行的政治哲學，以董仲舒思想為代表的今文經學是繼承了子夏和荀子的禮法導向的，然而又更重視孔孟仁的精神，引入陰陽之學為天道依據。可以說董仲舒對帝國和儒學的雙重貢獻無能出其右者，只是在宋明理學興起之後，對他的貢獻有所輕視。前些年大陸新儒家初興之時，以蔣慶先生為代表的『公羊學』或『政治儒學』就是繼承董學的。與子夏、荀子相比，董學更突出了『制度儒學』的特點，既重視制度本身的建設也重視對制度的合理性論證。這種論證不是效率論證，而是天道倫理論證，即天人同構，人倫政治與天道一體的論證。董仲舒的思想代表了時代精神，山西學人也在其中，山西實踐儒者更在其中。魏晉南北朝之時，在南方儒學轉入玄學、佛學之季，北方儒生以山西為主要舞台進行着漢家禮法與律學的結合、以禮法對胡人的漢化。王通的出現，是對魏晉南北朝儒學玄學化的當頭喝止和重歸禮法的號召。大唐一代，經學細化和【貞觀政要】、【唐律疏議】、【唐六典】等禮法實政之書是儒學的主要成就，唐代科舉開『明法科』，也是法律之學得到重視的表現，山西作為鄰京要地，李唐起源，為朝廷貢獻大量實政人才，連文學也關注司法，白居易曾致大力於明法，留下膾炙人口的【百道判】。
宋代山西最傑出的儒者無疑是司馬光，司馬光能夠入祀孔廟絕非因為他當過宰相，而是因為他的學術思想，而他的學術思想的核心就是禮法學，他的政治活動也是圍繞禮法而展開的。嘉祐七年二月他上【謹習書】就提出『國家治亂本於禮』。一部【資治通鑑】從頭至尾貫穿着禮法實政精神：『臣問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資治通鑑·卷一】『禮之為物大矣！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資治通鑑·卷十一】。司馬光也十分重視家禮，有【司馬氏書儀】【溫公家范】等重要著述規範和論述家庭禮儀，後來朱熹作【朱子家禮】時，一半以上內容都援引自【書儀】，其中【居家雜儀】部分更是一字不易。
北宋到清末一千年，山西唯一一個入祀孔廟大儒是薛瑄。薛瑄是明清兩代最大的朱子學代表，也是實學之首倡者。他認為理是實理，『實理皆在乎萬物萬事之間，聖賢之書不過模寫其理耳』【讀書錄】卷十。宋儒言理學已明，關鍵在於如何實踐，『自宋以來，真儒輩出，理學大明，顧人之躬行實踐何如耳！』『讀聖賢之書,句句字字有實用處，方為實學。若徒取以為口耳文詞之資,非實學也。』【讀書續錄】卷三。重要的是『真知其理而實踐之』【讀書錄】卷二,『必欲實得而力踐之乃有益』。『為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讀書錄】卷四『知一理則行一理,知一事則行一事,自然理與事相安,無虛泛不切之患。』【讀書錄】卷三。時人譽為『篤實踐履之學』 李賢【文清公神道碑銘】，黃宗羲亦贊薛瑄『學貴踐履』，稱之為『實踐之儒』明儒學案·師說】。同時，薛瑄自己又是著名的廉吏，恪守禮法，不媚上，不與權臣私交，長期擔任司法官吏，比一般人更注重法律，曰：『為政以法律為師，已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辦案不畏重壓，不徇私情，時人稱『薛鐵漢』。
我們以山西歷史上五個最傑出儒家為核心，副之以其弟子學傳，可以明顯地看到山西儒學的特點，即它的主流是禮法實政之學。後世徐繼畲、閻錫山也體現了這種重禮法和實政的精神。
(二) 從學術受體上看，山西儒學的主流是能臣良將、廉吏鄉賢之學。
不同地域的儒學有共同特點，都是人倫之學、家國之學、天人之學，但是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在受體或習學主體上看區別還是明顯的。比如閩洛之學、關學是哲學家的儒學，魯學比較原始，帶有濃厚的宗教禮儀色彩，有些宗教家的儒學的意思，陽明後學泰州學派那是平民儒學，而山西儒學是廉吏孝子、能臣名將的篤行實踐之學，這與山西儒學以禮法實政為主要內容也是一致的。
儒學史，是思想家的儒學學術史，也是儒家儒行史，不能使千千萬萬的忠臣孝子、仁人志士將聖賢教誨付諸實行，儒學也就沒有那麼偉大的意義了。儒學史，又是中國人的生活史，它是從這片土地上生長出來的原生精神，與這片土地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天生一體，共存共榮。不同地域的儒家信徒由於所處人文地理條件不同、歷史機遇不同，對儒學的不同方面各有側重是正常的。比如河洛之學，身在中原腹地，長處太平，便發展出悠遊從容氣質，其研習接受者主要為士大夫群體，固然中國古代士大夫是讀書人與官僚的合體，一個人身在其中，不同場合還是有身份區分的，如兩宋士大夫儒學主要是一種哲學家儒學，長於探討理氣心性玄遠之事。長安漢唐兩代是政治中心，儒學之大問題、大學者集中之地，探討的學問宏大而政治化，政治哲學家儒學的特點明顯。江浙一帶南宋、明朝經濟法發達，很多城市領先全國幾百年進入市民生活狀態，個人身份因生產生活方式而溢出宗法關係，它就需要有一種市民化、平民化、給個人利益一個合理安排之處的思想形態，泰州學派於是應運而生。而山西地域有兩大特徵，一是它的北部處於與游牧民族交鋒的前線，護衛着整個傳統華夏地區的安全，二是它長期與政治中心距離較近，開始是長安洛陽，後來是北京，這使它一面多受政治文化影響，一面多為國家輸送軍事和行政人才。它的前線地位也造就了居安思危、吃苦耐勞的品格，不像經濟發達地區士人之悠遊清談。尤其是北宋之後，經濟中心南移而游牧民族入侵壓力增大，這種對比就更強烈。明清兩代晉商崛起，也是以吃苦耐勞、精明務實著稱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人也適合於接受一方文教，二者相輔相成。前文列舉的能臣廉吏軍事將領只是山西幹才中最傑出的一些，他們的基數是龐大的，各縣人物誌中傑出之士數不勝數，有待我們發掘和宣傳學習，這些致力於儒家禮樂教化和家國事業的普通人是產生傑出人物的土壤。
(三) 山西儒學長於形下而拙於形上，重於外王而輕於內聖。山西儒學的長於形而下而拙於形而上是與前兩個特徵一致的。可能會有很多人不服，說山西儒學也不缺乏形而上的思辨，這要比較着看。比如說荀子的思想體系是非常完整的，也多談天道、本源的問題，但在荀子與孟子之間比較，顯然荀子是經驗式的、非邏輯、非形而上學的，他的理論由實際觀察的經驗得出，而非由基礎設定邏輯推出，如性惡論、禮論。因為這個特點，荀子被中國式馬克思主義歸入唯物主義陣營，在文革中倖免於難。再如司馬光和二程是同時期人，正好用來比較，司馬光之學集中於禮儀政治，而二程、張載、周敦頤之學卻集中談宇宙本體、人性來源等，是以司馬光雖學問博大，卻不被列為宋明道學之列。山西大儒中最接近理學主流的就是薛瑄了，然而薛瑄卻又是實學之祖，繼承朱子之學而強調講理學的道理落實在生活實踐之中，與差不多同時期的南方陽明心學相比，仍然是短於新的形上思辨，以致黃宗羲評價薛瑄說：『河東之學，悃愊無華，恪守宋人矩矱，故數傳之後，其議論設置，不問可知其出河東也。』【明儒學案·河東學案】正是這種保守務實的風氣，雖不利開風氣之先但是利於治理守成，不利出獨創脫逸的思想先鋒人物卻利於培養大批有相同規矩標準的廉吏鄉賢。
內聖與外王是儒學的兩個方面，內聖指內在修養，外王指外在事業，兩個方面本來是一體的，儒生以內在的智慧品德去驅動外王事業，在外部功業和歷練中成就道德人格，一而二，二而一。孔子死後儒學在繼續發展中也有分化，曾子、孟子一路形成了重內的傳統，子夏、荀子一路形成的重外的傳統，只要不走極端，重內重外都沒問題，但是過於偏頗則易人格失衡，如韓非李斯等法家本也出於儒門，但是不求內聖只求外王，使自己墮入道德虛無，成為被利慾所驅的物化工具。而宋明理學的一些人受佛教影響過大，只求個人心靈解脫而消極於世事，遠聖而近禪。早期儒學是偏於外王事業的，就是思孟一派講的道德人格也是在事中成就的，並無靜坐默念觀照內心等內容，不論禮法還是實政，都是事功，其內聖是堅定的世界觀、價值觀和精神意志；而北宋以後的儒學則越來越重視境界式的道德、哲學式的思辨和對天道心性關照式的體察。山西儒者開始繼承的就是子夏、荀子一路的外王傳統並且一直保持了下來，踏實肯干，勇於實踐，比較少理學、心學的空談、近禪之弊。要強調的是，『外王』並非僅指今天所說的重大政治活動，【論語·為政】載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治理好一鄉一里、一個家庭、任何一個共同體，都是為政。
(四) 山西儒學是知行合一之學
知行合一是王陽明提出的重要命題，它本身有對治理學空談心性的用意。然而後來心學的發展中一些後學卻比程朱理學更加近禪。山西儒學因為自身的傳統和文化社會條件等原因，雖未以此為口號，卻比當時南方儒學更加知行合一，知是知此禮法，行是行此禮法，篤行見長，故廉吏能臣、孝子義士較多。
三、山西當代儒學發展的思考
儒學不僅僅是學術研究，它的全稱應該是儒家事業，不過它是以學術指導和引領的事業。儒家事業中斷的幾十年，博物館式儒學研究並未中斷，而我們今天所說的儒學，指的是要經世濟用、改變人的心靈和社會生活的儒學，並非書齋中的考古學問。在作為學術的儒學、作為信仰的儒家、作為實踐的儒行之間，學術是首要的，它保證了方向的正確，但是，並不需要每個儒生都作出學術貢獻。近代以來，理論的權威性在向高處集中，儒學被哲學化、專業化、世界化，再沒有地方性的思想家。學術專業化也帶來了空泛化，同時，哲學層次的研究又非常個人化，尤其在互聯網時代，思想不受地域限制，所形成的合力大都是以師承關係組合，只有資料收集、文化挖掘事業才適合以同事、地域關係形成合力。就哲學研究而言，當代儒學當然不必泥拘於傳統，但是，個別傑出人物的突出創新不代表一個地域普遍學術素養的積澱，學團和風氣的形成依賴於人物和文化的傳承，這是必須面對的現實。山西不是政治文化中心，山西儒學現在也沒出現全國性權威人物和研究團體，勉力追逐熱點、前沿以求領袖學界的條件不足。山西學人必須腳踏實地，發掘和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在跟上儒學的前提下，培養儒家、首重儒行；在儒學研究中，要首重繼承，挖掘人文，顯揚先賢，次言創新；在本省人文中，要抓住那些代表了山西儒學特點的禮法實政之學、禮法實政之人。而且，這種以史料、人物發掘為主要內容的工作也容易動員院校學者和民間研究者，形成集體合力，產出和積累成果。
儒學今天最主要的問題還是知行合一，實踐，再實踐。從一個國家的文化社會均衡全面發展來看，再強有力的政治，包辦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力不從心，強行包辦則會帶來惡果，禮俗規則是在數千年生活中逐漸形成的，其不合適、不協調的內容也是不斷地和逐漸地被替代的，簡而言之，我們的生活依然離不開傳統，不但中國如此，世界也如此，被拔了根的生活會顯現出種種現代病。儒學改造生活的第一捷徑仍然是與政治結合，包括最初步的建言獻策、為地方文旅發展添磚加瓦，中級的積極入仕和用儒家思想影響官吏隊伍，高級的提供更好的政治理論，為改善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境界，為提升政治文明和治理水平做出貢獻。儒學改造生活的第二條比較緩慢但更為持久的路徑是『覺民行道』，即扎紮實實將儒學的世界觀、人生觀植入國民的心靈。不論學術研究，還是改造生活，都是可以歸入廣義『三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四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範圍的『成人事業』為社會服務、成就他人的事業。成人事業亦是自身獲得人生價值，獲得自我實現的成己事業。
山西民間儒學活動開展得紅紅火火。就儒學復興來說，它本身就是一種自發的民間文化自救運動，早期的儒家學者而不是儒學研究者無一不是以民間身份起家的，即使身在體制機構之內。山西書院中已經加入山西省儒學會組建的書院聯盟的就有二百多家，沒加入的書院和各種讀書會不知道有多少，正呈現出四處開花之勢。但目前儒學研究與民間儒學之間銜接不夠，這也是全國普遍情況。中國太大，又有集權傳統，地方名士的榮光被國師國士的名聲遮去，儒學研究只盯着一流人物，在一流人物中又只盯着思想家，而一流思想家的深奧思想對普通民眾又缺乏親切感和號召力。學術研究看似火熱而不接地氣，民間儒學蓬蓬勃勃卻不辨真偽，被一些江湖人士帶偏。學者儒學必須下沉基層，而下沉基層則必須提高基層的參與度，對普通儒者、民間儒行的挖掘度不夠，基層的參與度就提不上來。比如元代大儒澤州郝經、明代偏關名將萬世德，這樣的名儒名將山西很多，卻除了本縣鮮有人知，更不用說鄉賢級的了。講好山西故事，挖掘文化，激勵儒行，正是我們現在應當做的，這需要繼承實學精神，腳踏實地，一個縣一個縣的去挖掘，重點還不是挖掘文化本身，而是挖掘人！儒家文化浩瀚如海，憑少數人是不可能完成事業，必須廣泛動員群眾，重點是那些當地史志研究者、文聯作家、退休歷史語文教師、書院領袖等人物，沒有人比他們更熟悉當地文化，要把他們挖掘出來，共同參與弘儒事業。事實上他們也一直在默默耕耘，不過缺少平台，缺少交流，因此也缺乏與他們的努力相配的成就感。要讓當代儒者挖掘和宣傳古代儒者，挖掘出來要放在全省和全國性的平台上去宣揚和交流，提高當代儒者的參與度和榮譽感。這一思路也與弘揚傳統優秀文化的中央精神相符，與發展文旅事業的地方政府要求相符，容易取得官方支持。
最後，我想把我們最近的一次調研作為可以複製的案例介紹給天下儒學同仁。2022 年 8 月 3 日至 5 日，我們來自不同教學科研單位的四位學者，帶着為【山西儒學】首刊組稿的主要任務，組成山西省當代儒學研究會調研組，通過當地書院來到了山西省偏關縣，考察了當地文物古蹟之後，與當地老人座談。參會二十人，有前文聯常務副主席、前史志辦主任和現館員、前中學校長、歷史老師、現任學校校長、當地作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書院山長，可以說當地最有傳統文化的人匯聚一堂。我們慷慨懇切地告訴大家，我們要和大家一起打造【山西儒學】這個平台，它將承擔起文明復興的重任，是我們晚年生命意義的燃燒爐。與會賢達參與熱情非常之高，對長城文化、黃河文化、走西口文化、文明古蹟、歷史掌故、前賢今達的故事娓娓道來，對文化的毀滅、文明的流失痛心疾首，而且很多都有現成的著述。他們飽閱興衰，對當今世界局勢、歷史變遷的見識水平另我們吃驚，絕對是站在時代的前沿高度，而不是保守落後，讓我們深深感嘆夫子說『禮失而求諸野』不我欺也。這些寶貴的資源是山西這樣的文化大省所特有的，新興的經濟發達地區還真不見得如此豐富，它們必須趕快被挖掘固定，並發揮作用，否則隨着時間的流失，文化和人將很快一起逝去。當地政府也非常重視，縣委書記、縣長和政協主席一起與我們座談，介紹偏關文旅資源和縣裡的規劃，我們聽到了他們對偏關文物歷史的熟稔，對偏關文化的熱愛，特別是對偏關文旅事業未來的期待。我想類似調研以前肯定也有人做過，但是他們沒有把它當作一個事業長期做下去的儒者情懷，於是地方文化仍舊停留在地方，沒有形成一個全省儒者共同的事業，沒有打造一個全省致力於中華文明復興的文化志願者的共同家園。從現在開始，這件事由我們來做。
繼承和發揚山西先儒的實幹精神，以儒學會為引領主體，以書院聯盟為聯繫基層之鏈條，以【山西儒學】為網絡平台，一縣一縣地去挖掘和動員縣域文史人員，一起去挖掘地方儒家儒行，以今儒宣揚古儒事業、弘揚古儒精神；以儒學建立儒家信仰，把儒家信仰變成儒行，最終達到改造社會、成就自身的目的。這就是我們目前探索的一條道路，它將得到不斷完善和創新，任重而道遠，士不可以不弘毅！
作者簡介：宋大琦
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儒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山西省當代儒學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儒學、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