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6-2 21:36
摘要：孔子虽然不是山西人，也没有在山西做过事情，但在其有生之年，他通过对晋国人物和事件的关注，影响了晋国的历史走向和后人对晋国历史的认识与评价。在孔子身后，他的弟子和他的思想，继续影响着三晋历史和思想史的发展。秦汉以降，儒家思想成为“独尊”，山西地区不断涌现有成就的大儒，使孔子与山西的关系达到了新的境界。
关键词：孔子 山西
孔子与山西的关系，乍听之下不好理解。因为孔子既不是山西人，也没有到过山西。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孔子与山西地区的人和事，确实有过种种直接或间接、紧密或松散的联系。
一、孔子与晋文公
孔子与山西的关系，至少应该从孔子与晋文公讲起。晋文公在公元前628年去世，而孔子出生在公元前551年。孔子成人时，距离晋文公“尊王攘夷”的时代已有百年。孔子本是好学之人，更喜欢从历史中汲取思想营养，所以，尽管晋文公称霸已是往事，但还是深深吸引了孔子的目光，让孔子从各个方面议论和探讨晋文公霸业的得与失。
在决定晋、楚国争霸的“城濮之战”决战前夜，就如何打败楚国的策略问题，晋文公征询大臣舅犯和雍季问的意见。文公问：“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韩非子·难一》舅犯主张，虽然君子应该持守忠信，但在两军阵前的特殊场合，采取诈伪之道也是允许的，所以，他主张以诈道对付楚人。但雍季认为，以诈道应对只能获得一时的利益，而想持续获利就不可能了。面对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晋文公最后采用了舅犯的诈伪之谋与楚人决战，并取得了胜利。但在后来论功行赏时，却把雍季放在舅犯之上。
对于晋文公这种做法，孔子在读史时做出了明确的评说。孔子总的评论是：“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也就是说，从晋文公在当时的表现来看，孔子认为晋文公的称霸是必然的历史结果，因为晋文公既能掌握一时的权变诈伪之道，又能清楚地判断出什么才是治理一个国家的长久之道。这个长久之道，在孔子儒家看来，就是以道德治国，以忠信临民。具体说来，孔子的主张是：“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吕氏春秋·义赏》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取得战斗的胜利，可以使用诈术。但是，在治国的整体理念上，必须通过尊贤报德来倡导忠信之道。不过，晋文公虽然最终称霸天下，但孔子还是不得不非常严肃地指出：“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谲而不正。”这是记载在《论语·宪问》篇的孔子的观点，意思是说，齐桓公称霸走的是正道，而晋文公走的谲道。
什么是孔子所说的晋文公之“谲”呢？《说文解字》的解释是：“谲，权诈也。”东汉经学家郑玄对《论语》此章的注释是：“谲者，诈也。”宋代理学家朱熹在《论语集注》中的解释则是：“谲，诡也。”综合各家意见，看来孔子所批评的晋文公的谲道，就是舅犯在城濮之战前夕所主张的诡诈之道。历史上更多地是认为“城濮之战”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但却很少注意到这场战争是春秋时代战争规则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战争的“谲道”开始大行其道，而“正道”则成为强者的炫耀和说辞了。
纵观孔子与晋文公的关系，二者虽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物，但孔子却因为晋文公的历史贡献而给予晋文公以特殊关注。孔子并不否认晋文公称霸对于维护天下稳定和光大华夏文明的贡献，但对于晋文公的霸业与齐桓公的霸业也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和评价。孔子对晋文公及其霸业的评价，对于后人理解和研究晋文公的霸业，以及晋国的这一段辉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孔子与晋公室
《左传》和《国语》是记载春秋时代中国历史的最详细也最可靠的史籍。这两本史书，前者是对《春秋》所记历史事件的展开，后者则是对《左传》的补充，并且都在对晋国历史的记载上，篇幅大大超对其他国家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载。两本书中都有孔子对晋国历史人物及其作为的评价，这既证明了孔子对历史的重视，也说明了孔子对晋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关注。
晋文公去世后，晋国的国势开始下滑，到晋文公的孙子晋灵公时堕入低谷。幸好在这时候有赵氏家庭首领赵宣子赵盾主政，才使晋国能够勉强保持着霸主地位。然而，尽管晋灵公不理朝政，却不能容忍赵宣子对晋国政局的左右，并终于在公元前607年对赵宣子发动了武装袭击。赵宣子被部下舍身相救，幸免于难，只身逃往他国。可是，就在赵宣子还没有走出赵国国境的时候，他的弟弟赵穿杀死了晋灵公，赵宣子只好返回都城，再理朝政。然而，史官董狐却在史书中记载道：“赵盾弑其君。”赵宣子表示不服，董狐的解释是：“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左传·宣公二年》在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孔子尚未降生人世，但这并不妨碍他后来在读到这段历史时发表评论。孔子的评论是：“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境乃免。”《左传·宣公二年》意思是说，董狐是称职的史官，赵宣子也是称职的官员。同时，孔子进一步表示了对赵宣子的同情。他认为赵宣子是因为守法才背上了弑君的恶名，如果他能在走出晋国国境之后再返回，就有可能改变史官的看法。可能孔子认为赵宣子的回返实出无奈，所以又为赵宣子的遭遇深表惋惜。孔子的这一看法，成为历史上对这一事件的定论，充分体现了孔子对晋国史的高度关注和深刻理解。
到了孔子成年之后，他对于晋国历史进程的关注，对于当时晋国政治人物的臧否，对于晋国政治事件的点评，随着孔子思想的不断成熟，达到了一个更为频繁、更为倾心的程度。
公元前514年，晋国执政的韩宣子去世，魏献子开始执政，并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大批地方官员。据记载，魏献子任用这批官员的理由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所谓“有力于王室”，为巩固周天子的地位做出了贡献；二是所谓“不失职，能守业”；三是所谓“以贤举”，因为人品好而被任命。但是，从这些被任命官员的背景上看，却有一些是魏献子为首的魏氏家族的成员。对此，魏献子十分敏感，唯恐人们说他有意照顾自己的同族之人，有结党营私的嫌疑。当然，也有人安慰他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那么，周武王任用亲属的原则是什么呢？那就是：“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只要是真正的人才，远近亲疏就不应该有区别。
晋国发生这个事件时，孔子已经37岁，思想已经接近他所说的“不惑”之年了，所以，孔子对这个事件的评论，比他对于“邢侯之狱”中叔向意见的分析更加老到。很显然，魏献子的做法更近乎成熟了孔子儒学思想。孔子儒学中重要的政治理念之一就是举用贤才，并且“故旧不遗”《论语·泰伯》所以，孔子听到魏献子举用人才的做法和指导思想之后，深深感慨道：“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并且断言：“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左传·昭公28年》由此可见，孔子对于晋国政治的关注，与自己的思想能否得以现实政治的佐证是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个意义上，晋国的政治实践才一直牵动着孔子的心。
公元前513年，就是魏献子举用贤才的次年，晋国赵氏家族的首领赵简子赵鞅和荀氏家族的首领荀寅联手铸造了一个刑鼎，把当年范宣子所写的《刑书》铸在这个刑鼎上，公诸于众。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赵、荀二氏的做法是那个时代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了各自家族的政治利益，他们必须这样做，以期在维护社会安定的同时，削弱晋国公室的权力。对此，孔子焉能不明究里？所以，当孔子禁不住发表评论时，其激烈程度也是溢于言表的。
孔子首先概括性地指出：“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认为晋国已经走上的灭亡之途，原因就是失去他本有的“度”。此处所谓晋国，显然是指晋国姬性公室，也就是周人的后代。那么，什么是孔子所谓的度呢？孔子的解释是：“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孔子所说的度，就是晋国自其立国者唐叔虞以来，以周礼为基础而建立的政治制度和秩序，其核心是强调卿大夫即社会上层的典范作用。有了在上者的典范作用，老百姓才会获得恰当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向，贵贱等级分明，各行其是，以此来保证社会的安定。在孔子看来，晋文公之所以能够成为诸侯盟主，也是发扬了周礼的精神，首先对官员做出来严格的要求。根据孔子的说法，晋文公的具体做法有两项，一是任命“执秩之官”，即专职的纪委监察人员，监督官员的政治行为；二是制定“被庐之法”，通过在被庐举行阅兵的方式，制定专门的法规，明确对官员的要求。
那么，赵简子等人铸鼎为什么会导致晋国公室的灭亡呢？孔子认为铸刑鼎的目的就是抛弃以周礼为基础的晋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从而瓦解上述维护晋国公室权力的“度”。这也就是说，包括官员在内，只要遵守刑鼎上的法即可，而能不能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模范，在“刑鼎”面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刑鼎上颁布的法律，第一是向全社会公开的，第二是针对所有社会成员的。这样一来，老百姓的行为就会以刑鼎所颁布的法律为准绳，而不会在意官员的行为如何了，当然社会上层的道德模范作用也就可有可无了。结果就会是，社会上层失去了道德操守的约束，贵贱没有区别，社会失范，国将不国。
孔子观点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是符合当时的政治实际的。也就是说，当时根本的政治制度是君主继承制，不论是已经失势的周天子，还是正在失势的晋国公室，以及后来夺权的大家族，都是选择了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而在这个制度之下，法律的作用终究相当有限。而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最大的依赖，还是后世所谓的“吏治”，即社会管理者的素质、地位和作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仅是家族的兴衰，还是王朝的兴亡，社会上层的素质和作用都是最关键的因素。所以，在无法取代君主专制的前提下，孔子对晋国政治的评论确实是非常精辟的。其中，特别是对赵简子的道德要求，尤其中肯。
三、孔子与赵简子
晋文公的霸业之后，晋国盛极而逐渐转衰。从晋文公于公元前628去世到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有将近两个世纪的历程。在前一个世纪，晋国勉强维持百年的霸主地位。但是，这样的维持是与若干个异姓大家族的崛起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正是晋国姬姓之外的异姓大家族的强势，才使得晋国在晋文公时代结束后继续占据天下霸主地位近百年。但是，晋国公室也正是在异姓大家族的发展中走向了衰亡。孔子是积极地面对历史发展中的必然进程的。所以，对于异姓家族在晋国的得势，以及这种得势对于晋国政治和天下政治的积极作用，孔子并没有表示过异议，而是认真地面对和评价这一历史现象。从孔子儒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些大家族能够在个人和社会道德的培育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由他们治理晋国，甚至治理天下，也未尝不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
在孔子时代，晋国所谓“六卿专政”的代表家族是赵氏家族，代表人物是赵简子赵鞅。赵简子的政治措施，不仅成就了赵氏家族在晋国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也是晋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既然是同时代人的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孔子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传闻中的了解，也不会满足于通过各国政府间信息交流的了解。《论语》中记载，孔子会见了当时许多有影响和有成就的政治人物，并且这些人物或者由于自己的成就，或者由于与孔子的交往，最终成为历史名人。比如楚国著名政治家叶公，齐国政治家晏婴，还有卫国的蘧伯玉，而鲁国的政治人物就更多了。另一方面，孔子50多岁以后周游列国14年，也热切希望能与各国政要正面交流，以期有机会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既然孔子对赵简子相当注意，到晋国去看一看，实地了解赵简子的政治风采和政治成就，也应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然而，不幸的是，当孔子与弟子一行人到达黄河岸边时，却听到了来自晋国的令人震惊的消息，致使孔子马上就打消了渡河赴晋的想法。那么，究竟是个什么消息呢？原来是，一直被孔子所称道的晋国贤臣窦鸣犊和舜华被赵简子杀死了。
按理说，在那个时代，当权者杀死臣下是常有之事，孔子见到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很显然，赵简子杀死的这两位贤臣，肯定在孔子的心目不是一般的人物。所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特别是窦鸣犊。
窦鸣犊名犨，字鸣犊，是赵氏家族有名的贤大夫。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史记·孔子世家》换句话说，赵简子之所以能够掌握晋国的大权，在其权力上升的过程中，得到了这两贤臣不可或缺的支持。但是，随着赵氏家族的势力不断上升，随着赵简子的权力和地位越来越稳固，赵简子与窦鸣犊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思想分歧。在赵简子时代，晋国君主正在失去对晋国主要经济和政治资源的控制力，其情形有似于当初周天子失去权力的过程。这一现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必然，但在当时的一些思想正统的人士看来，却认为是不正常，是必须加以纠正的。不用说，窦鸣犊一直是怀着相当正统的思想，即认为篡夺晋公室的权力是非法的和不道德的。孔子之所以欣赏窦鸣犊，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窦鸣犊坚持了与早期儒家思想相一致的尊君思想。当窦鸣犊辅佐赵简子，并为赵氏家族经营势力的时候，本是希望赵简子和赵氏家族能够恢复晋国公室的权力。何况在其发展初期，赵简子也是打着拥戴晋君的旗号招集势力、延揽人才的。可是，随着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不断壮大，赵简子的野心逐渐暴露出来，那就是着力发展赵氏家族的势力，在消灭其他家族的同时，也要把晋君的权力削弱，以期完全掌握晋国的资源，甚至取晋君而代之。不用说，这是窦鸣犊以及舜华这样的正统人士所万万不能接受的。
窦鸣犊的强硬态度，最终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正如孔子所描述的：“赵简子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史记·孔子世家》这是说，赵简子在窦鸣犊等贤臣的支持下，终于得志掌权，到了这个时候，窦鸣犊这样的贤士就由辅翼者变成了赵简子攫取晋君权力的拦路虎，只有杀掉他们，赵简子才能顺利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这样的结局，单从窦鸣犊与赵简子的关系来看，是有些让人震惊的，但从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发展史来看，却是很常见的。所谓兔死狗烹，所谓卸磨杀驴，本是古代专制政治的通行规则。可惜是的，对于这种政治本性，在孔子儒家看来，不仅不近人情的，而且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孔子不禁感叹说：“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避之，而况乎丘哉。”《史记·孔子世家》当时，孔子的“临河而叹”激发了后人的无限思索和想象，以至于在山西晋城一带还流传着孔子在此地的一些故事以及“孔子回车处”等遗迹。
四、孔子与子夏、荀子
在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发展就落在了孔子弟子肩上，而来自三晋地区的子夏为继承和发展孔子儒学做出了独树一帜的贡献。子夏在魏国的西河地区从事教育活动，一直担任魏国君主魏文侯之师，还收授魏国的一些重要大臣为弟子，使子夏儒学成为三晋国家重要的意识形态，并最终形成广有影响力的三晋儒学，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子夏儒学的影响下，到了战国后期，在赵国诞生了先秦时期重要的儒学大师荀子。荀子儒学继承了发展了子夏儒学注重实践、强调功用的特色，形成了三晋儒学的别样风采，并最终导引了三晋法家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子夏出生在春秋末期的晋国，姓卜名商，子夏是其字。子夏年轻时就来到孔子门下求学，经孔子举荐，曾做过鲁国莒父的邑宰。孔子于公元前479年去世，此时子夏是29岁。由于子夏与鲁国“缙绅之儒”思想分歧很严重，就接受了魏文侯斯的邀请，踏上了归故乡之路，传播孔子思想，还担任魏文侯的私人教师。子夏后半生在魏国的活动对山西历史文化的早期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上，子夏后半生之所以选择了远离鲁国同门的生活，除了他一直深受魏文侯礼遇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想开辟一条与鲁国儒生不同的孔子思想的发展路线。
子夏是三晋儒学的创始者。尽管子夏在三晋施教的目的是传播孔子思想，但他的政治主张还是与孔子有所不同的。子夏开创的三晋儒学在坚持孔子基本思想的同时，结合三晋之地的具体情况，在主张解决民生等务实方面提出了明确主张，以此与齐鲁之儒形成了显著区别。
子夏弟子是三晋儒学的发展者。在子夏弟子中，最有成就的是李悝和吴起。魏文侯在魏国实行改革，在政治经济上倚重李悝，在军事方面则重用吴起。在政治上，李悝最有名的举措是颁布《法经》，这部法典的核心是加强政府权威，明显受到子夏思想的影响。吴起在投师子夏之前的德行修养并不符合正统儒家的贤才标准。子夏把像吴起这样的人士收为弟子，表现出了与齐鲁之儒不同的人才标准，说明当孔子儒学与三晋社会实际相结合时，三晋儒学就有了不同的主张。
子夏儒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对荀子和韩非子的思想影响。三晋之儒始于子夏，到战国中后期出现了荀子之儒，最终形成了三晋儒学的整体脉落。
荀子前340-245年思想的形成深受子夏思想的影响。荀子所研习的儒家经典，有好几部传自子夏。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荀子之学就是出自子夏儒学。三晋儒学从子夏开始，到荀子时代走向了成熟。荀子本是赵国人，其活动年代上距子夏之去世大约有50年左右。历史记载说，荀子一直在家乡活动，直到50多岁时才离开赵国，开始游历天下，广泛与各门各派的思想进行交流。在赵国期间，荀子的思想已经成型。从荀子传世的著述来看，居于其思想核心的儒家思想，与子夏之儒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荀子的故里在现在山西东南部的安泽一带，这里与西河地区毗邻，不可能不受到子夏之儒的影响。至于影响荀子思想的三晋人物，除了子夏之外，最有可能的应该是李悝。李悝的主要贡献在经济思想和法制思想方面，其前者是子夏思想的重点，后者则是荀子思想的重点。李悝思想很可能成为子夏思想与荀子思想之间的传递者。
五、孔子与山西儒士
秦汉以降，由于大一统局面开始形成，随着有特色的地方政治退出历史舞台，地方文化的差异性也表现得不再强烈了。特别是在西汉时期，前期的黄老思想和后期的儒家思想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孔子儒学成为朝廷之学，孔子的名声更多地是与各地的儒生形成一种思想继承和被继承的关系，山西地区的情形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从客观形势上讲，此时的山西地区，中部以北在北方匈奴人的侵扰之下一直不能得到长期的稳定发展，文化发展也相对滞后。只有晋南地区，因为农业发达，一向被视为朝廷的“股肱之郡”，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到东汉时终于形成了文化大发展，并逐渐影响到整个山西地区。
在东汉前期，山西地区曾经涌起出像鲍永、闲仲叔、周党和王霸这样的名士，成为弘扬孔子儒学、倡导政治节操的著名人物。到东汉后期，更有太原名士郭泰特立独行，褒扬良善，成为士林的领军人物，为扩大儒家思想的社会影响做出了贡献。东汉末年，当曹操控制了山西中南部之后，派杜畿担任河东太守。杜畿在河东太守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6年，期间，他不仅实行冬季修戎讲武的制度，还开办学宫，亲自执经教授，传布儒家经典，使河东郡的民风也开始变化。从整个中国古代史来看，晋南一带的文化确实较之于山西其他地区更为发达，这显然是与这一时期杜畿的努力分不开的。
隋唐以后，随着六朝以来天下混乱局面的逐渐稳定，孔子儒学开始恢复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和影响。这时候，山西地区相继涌现了许多大儒，他们继承了三晋儒学的风骨，也为儒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山西地区最早的儒学大师是理学思潮的先驱者王通584－617。王通字仲淹，绛州龙门在今山西万荣人，隋唐之际著名思想家。隋朝末年，因为仕途不通，王通回乡教学，以明王道为己任，广泛传播孔子儒学《六经》，希望再振孔子之业。王通生逢南北朝大乱之后的隋唐一统时代，他顺应历史要求，提出了重新确立儒学主流思想地位的主张。另一方面，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广泛流行，王通在检讨儒家思想不足之处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排斥佛、道的价值，而是主张“三教可一”，以孔子思想为核心，对佛教和道教思想加以适当改造，共同贡献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到唐代中晚期，山西地区产生了理学思想的推动者柳宗元773-819。柳宗元，字子厚，河东解县在今山西永济人。柳宗元是继王通之后的重要儒家思想家，对于代表进步思潮的理学思想的形成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柳宗元不仅继承了王通的进步思想，认为儒、释、道三教都有治理国家的作用，还重点提出了“统合儒释”的观点，对于宋代理学思想的出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宋代早期，山西地区有理学思想的开拓者孙复992-1057。孙复，字明复，晋州平阳在今山西汾阳人，与胡瑗、石介一道，是宋明理学形成阶段的代表人物，思想史上把此三人称为“宋初三先生”。孙复的思想以“弘道”为核心，以“明经典”为途径，以“宣教化”为目的。“道”后来成为的宋明理学的最高范畴，“明经典”和“宣教化”也成为宋明理学的主要内容。宋代另一位著名理学家是司马光1019-1086。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在今山西夏县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司马光的理学思想是北宋时代理学成熟期的组成部分。作为理学思想阵营中的一员，在对待儒学的传承问题上，司马光不主张宋代理学直接继承孟子思想的说法，坚持认为不能低估荀子、董仲舒、扬雄和韩愈等人在儒学史上的贡献。
明清以降，山西地区有两位重要的儒家大师，薛瑄1389-1464和傅山1 607-1684。薛瑄，字德温，河津在今山西万荣人，明代河东学派的缔造者。当宋明理学在明朝开始失去其进步性的时候，薛瑄以“实学”思想对占据理学统治地位的朱熹之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既代表了明代“实学”的创新精神，也对清代“实学”的出现产生了重要影响。傅山，字青主，阳曲在今山西太原人，博学多识，在文学、哲学、书画、医学等多方面都很有成就。太原有名的小吃“头脑”就与傅山有关，至今仍是人们桌上美味。作为有创建的思想家，傅山进一步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批判，推动了薛瑄以来不断高涨的实学思潮的发展，影响了清朝以来的思想取向。
六、结语
孔子思想发生在2500多年前，到今天已经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而且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遗产之一。在孔子时代，以及孔子身后漫长岁月里，孔子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陶铸中华文明的灵魂，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而作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晋文化，当然与孔子思想有着割不断、说不完的紧密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探讨孔子与山西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说到孔子与山西的关系，当然人们首先会想到孔子在世时与现今山西地区究竟发生过直接的联系没有。我们的答案是，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孔子未能如愿进入现今山西地区，但是，对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一些人物，以及当时发生在这里的一些事情，孔子本人不仅有过极大的关注，而且有过一定程度的参与。在这个意义上，探讨孔子与山西的关系，既是研究孔子生平所必需，也是了解山西历史所必需。
其次说山西。作为一个地域名称与行政区划的山西，在孔子时代虽然尚未出现，但孔子时代晋国的核心区域实际上就在现在山西地区的中部、南部和东南部。孔子在其有生之年并未进入晋国，但与他有关的晋国人，不用说正是现今山西人的直系先人。至于三晋国家中与孔子和孔子思想关系密切的思想家，其生活的踪迹也深深地留在了山西这块土地上。在这个意义上，以“孔子与山西”为主题探讨孔子对晋国人和三晋人士的文化影响，就更有历史厚重感和切近的现实意义了。
汉代以后，“山右”和“山西”的名称逐渐盛行和确定，直到当今的山西省域。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孔子与山西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那些尊从孔子思想的山西思想家群体中。来自山西地区的儒家学者群，是孔子与山西之关系的延伸和发展，对孔子与山西的关系作了不断的诠释和传承。在这个意义上，探讨孔子与山西的关系也是中国思想史和山西历史、山西思想文化史的不可或缺的一个课题。
作者简介：高专诚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