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6-2 21:36
摘要：孔子雖然不是山西人，也沒有在山西做過事情，但在其有生之年，他通過對晉國人物和事件的關注，影響了晉國的歷史走向和後人對晉國歷史的認識與評價。在孔子身後，他的弟子和他的思想，繼續影響著三晉歷史和思想史的發展。秦漢以降，儒家思想成爲『獨尊』，山西地區不斷湧現有成就的大儒，使孔子與山西的關係達到了新的境界。
關鍵詞：孔子 山西
孔子與山西的關係，乍聽之下不好理解。因爲孔子既不是山西人，也沒有到過山西。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孔子與山西地區的人和事，確實有過種種直接或間接、緊密或鬆散的聯繫。
一、孔子與晉文公
孔子與山西的關係，至少應該從孔子與晉文公講起。晉文公在公元前628年去世，而孔子出生在公元前551年。孔子成人時，距離晉文公『尊王攘夷』的時代已有百年。孔子本是好學之人，更喜歡從歷史中汲取思想營養，所以，儘管晉文公稱霸已是往事，但還是深深吸引了孔子的目光，讓孔子從各個方面議論和探討晉文公霸業的得與失。
在決定晉、楚國爭霸的『城濮之戰』決戰前夜，就如何打敗楚國的策略問題，晉文公徵詢大臣舅犯和雍季問的意見。文公問：『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爲之奈何？』【韓非子·難一】舅犯主張，雖然君子應該持守忠信，但在兩軍陣前的特殊場合，採取詐偽之道也是允許的，所以，他主張以詐道對付楚人。但雍季認爲，以詐道應對只能獲得一時的利益，而想持續獲利就不可能了。面對截然不同的兩種策略，晉文公最後採用了舅犯的詐偽之謀與楚人決戰，並取得了勝利。但在後來論功行賞時，卻把雍季放在舅犯之上。
對於晉文公這種做法，孔子在讀史時做出了明確的評說。孔子總的評論是：『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也就是說，從晉文公在當時的表現來看，孔子認爲晉文公的稱霸是必然的歷史結果，因爲晉文公既能掌握一時的權變詐偽之道，又能清楚地判斷出什麼才是治理一個國家的長久之道。這個長久之道，在孔子儒家看來，就是以道德治國，以忠信臨民。具體說來，孔子的主張是：『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呂氏春秋·義賞】在特殊情況下，爲了取得戰鬥的勝利，可以使用詐術。但是，在治國的整體理念上，必須通過尊賢報德來倡導忠信之道。不過，晉文公雖然最終稱霸天下，但孔子還是不得不非常嚴肅地指出：『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這是記載在【論語·憲問】篇的孔子的觀點，意思是說，齊桓公稱霸走的是正道，而晉文公走的譎道。
什麼是孔子所說的晉文公之『譎』呢？【說文解字】的解釋是：『譎，權詐也。』東漢經學家鄭玄對【論語】此章的注釋是：『譎者，詐也。』宋代理學家朱熹在【論語集注】中的解釋則是：『譎，詭也。』綜合各家意見，看來孔子所批評的晉文公的譎道，就是舅犯在城濮之戰前夕所主張的詭詐之道。歷史上更多地是認爲『城濮之戰』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但卻很少注意到這場戰爭是春秋時代戰爭規則的一個轉折點。從此以後，戰爭的『譎道』開始大行其道，而『正道』則成爲強者的炫耀和說辭了。
縱觀孔子與晉文公的關係，二者雖然不是同一時代的人物，但孔子卻因爲晉文公的歷史貢獻而給予晉文公以特殊關注。孔子並不否認晉文公稱霸對於維護天下穩定和光大華夏文明的貢獻，但對於晉文公的霸業與齊桓公的霸業也做出了明確的區分和評價。孔子對晉文公及其霸業的評價，對於後人理解和研究晉文公的霸業，以及晉國的這一段輝煌歷史，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孔子與晉公室
【左傳】和【國語】是記載春秋時代中國歷史的最詳細也最可靠的史籍。這兩本史書，前者是對【春秋】所記歷史事件的展開，後者則是對【左傳】的補充，並且都在對晉國歷史的記載上，篇幅大大超對其他國家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記載。兩本書中都有孔子對晉國歷史人物及其作爲的評價，這既證明了孔子對歷史的重視，也說明了孔子對晉國的歷史和現實的關注。
晉文公去世後，晉國的國勢開始下滑，到晉文公的孫子晉靈公時墮入低谷。幸好在這時候有趙氏家庭首領趙宣子趙盾主政，才使晉國能夠勉強保持著霸主地位。然而，儘管晉靈公不理朝政，卻不能容忍趙宣子對晉國政局的左右，並終於在公元前607年對趙宣子發動了武裝襲擊。趙宣子被部下捨身相救，倖免於難，隻身逃往他國。可是，就在趙宣子還沒有走出趙國國境的時候，他的弟弟趙穿殺死了晉靈公，趙宣子只好返回都城，再理朝政。然而，史官董狐卻在史書中記載道：『趙盾弒其君。』趙宣子表示不服，董狐的解釋是：『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左傳·宣公二年】在發生這個事件的時候，孔子尚未降生人世，但這並不妨礙他後來在讀到這段歷史時發表評論。孔子的評論是：『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境乃免。』【左傳·宣公二年】意思是說，董狐是稱職的史官，趙宣子也是稱職的官員。同時，孔子進一步表示了對趙宣子的同情。他認爲趙宣子是因爲守法才背上了弒君的惡名，如果他能在走出晉國國境之後再返回，就有可能改變史官的看法。可能孔子認爲趙宣子的回返實出無奈，所以又爲趙宣子的遭遇深表惋惜。孔子的這一看法，成爲歷史上對這一事件的定論，充分體現了孔子對晉國史的高度關注和深刻理解。
到了孔子成年之後，他對於晉國歷史進程的關注，對於當時晉國政治人物的臧否，對於晉國政治事件的點評，隨著孔子思想的不斷成熟，達到了一個更爲頻繁、更爲傾心的程度。
公元前514年，晉國執政的韓宣子去世，魏獻子開始執政，並在不久之後任命一大批地方官員。據記載，魏獻子任用這批官員的理由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所謂『有力於王室』，爲鞏固周天子的地位做出了貢獻；二是所謂『不失職，能守業』；三是所謂『以賢舉』，因爲人品好而被任命。但是，從這些被任命官員的背景上看，卻有一些是魏獻子爲首的魏氏家族的成員。對此，魏獻子十分敏感，唯恐人們說他有意照顧自己的同族之人，有結黨營私的嫌疑。當然，也有人安慰他說：『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那麼，周武王任用親屬的原則是什麼呢？那就是：『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只要是真正的人才，遠近親疏就不應該有區別。
晉國發生這個事件時，孔子已經37歲，思想已經接近他所說的『不惑』之年了，所以，孔子對這個事件的評論，比他對於『邢侯之獄』中叔向意見的分析更加老到。很顯然，魏獻子的做法更近乎成熟了孔子儒學思想。孔子儒學中重要的政治理念之一就是舉用賢才，並且『故舊不遺』【論語·泰伯】所以，孔子聽到魏獻子舉用人才的做法和指導思想之後，深深感慨道：『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並且斷言：『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左傳·昭公28年】由此可見，孔子對於晉國政治的關注，與自己的思想能否得以現實政治的佐證是聯繫在一起。正是這個意義上，晉國的政治實踐才一直牽動著孔子的心。
公元前513年，就是魏獻子舉用賢才的次年，晉國趙氏家族的首領趙簡子趙鞅和荀氏家族的首領荀寅聯手鑄造了一個刑鼎，把當年范宣子所寫的【刑書】鑄在這個刑鼎上，公諸於眾。當然，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趙、荀二氏的做法是那個時代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爲了各自家族的政治利益，他們必須這樣做，以期在維護社會安定的同時，削弱晉國公室的權力。對此，孔子焉能不明究里？所以，當孔子禁不住發表評論時，其激烈程度也是溢於言表的。
孔子首先概括性地指出：『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孔子認爲晉國已經走上的滅亡之途，原因就是失去他本有的『度』。此處所謂晉國，顯然是指晉國姬性公室，也就是周人的後代。那麼，什麼是孔子所謂的度呢？孔子的解釋是：『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孔子所說的度，就是晉國自其立國者唐叔虞以來，以周禮爲基礎而建立的政治制度和秩序，其核心是強調卿大夫即社會上層的典範作用。有了在上者的典範作用，老百姓才會獲得恰當的行爲方式和生活方向，貴賤等級分明，各行其是，以此來保證社會的安定。在孔子看來，晉文公之所以能夠成爲諸侯盟主，也是發揚了周禮的精神，首先對官員做出來嚴格的要求。根據孔子的說法，晉文公的具體做法有兩項，一是任命『執秩之官』，即專職的紀委監察人員，監督官員的政治行爲；二是制定『被廬之法』，通過在被廬舉行閱兵的方式，制定專門的法規，明確對官員的要求。
那麼，趙簡子等人鑄鼎爲什麼會導致晉國公室的滅亡呢？孔子認爲鑄刑鼎的目的就是拋棄以周禮爲基礎的晉國傳統的政治體制，從而瓦解上述維護晉國公室權力的『度』。這也就是說，包括官員在內，只要遵守刑鼎上的法即可，而能不能成爲全社會的道德模範，在『刑鼎』面前是可有可無的。因爲刑鼎上頒布的法律，第一是向全社會公開的，第二是針對所有社會成員的。這樣一來，老百姓的行爲就會以刑鼎所頒布的法律爲準繩，而不會在意官員的行爲如何了，當然社會上層的道德模範作用也就可有可無了。結果就會是，社會上層失去了道德操守的約束，貴賤沒有區別，社會失范，國將不國。
孔子觀點是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做出的，是符合當時的政治實際的。也就是說，當時根本的政治制度是君主繼承制，不論是已經失勢的周天子，還是正在失勢的晉國公室，以及後來奪權的大家族，都是選擇了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而在這個制度之下，法律的作用終究相當有限。而社會的安定和發展，最大的依賴，還是後世所謂的『吏治』，即社會管理者的素質、地位和作用。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不僅是家族的興衰，還是王朝的興亡，社會上層的素質和作用都是最關鍵的因素。所以，在無法取代君主專制的前提下，孔子對晉國政治的評論確實是非常精闢的。其中，特別是對趙簡子的道德要求，尤其中肯。
三、孔子與趙簡子
晉文公的霸業之後，晉國盛極而逐漸轉衰。從晉文公於公元前628去世到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晉，有將近兩個世紀的歷程。在前一個世紀，晉國勉強維持百年的霸主地位。但是，這樣的維持是與若干個異姓大家族的崛起同時進行的。也就是說，正是晉國姬姓之外的異姓大家族的強勢，才使得晉國在晉文公時代結束後繼續占據天下霸主地位近百年。但是，晉國公室也正是在異姓大家族的發展中走向了衰亡。孔子是積極地面對歷史發展中的必然進程的。所以，對於異姓家族在晉國的得勢，以及這種得勢對於晉國政治和天下政治的積極作用，孔子並沒有表示過異議，而是認真地面對和評價這一歷史現象。從孔子儒學的角度來看，如果這些大家族能夠在個人和社會道德的培育方面做出應有的貢獻，由他們治理晉國，甚至治理天下，也未嘗不是一種可以接受的選擇。
在孔子時代，晉國所謂『六卿專政』的代表家族是趙氏家族，代表人物是趙簡子趙鞅。趙簡子的政治措施，不僅成就了趙氏家族在晉國的獨一無二的地位，也是晉國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既然是同時代人的有影響的政治人物，孔子當然不會僅僅滿足於傳聞中的了解，也不會滿足於通過各國政府間信息交流的了解。【論語】中記載，孔子會見了當時許多有影響和有成就的政治人物，並且這些人物或者由於自己的成就，或者由於與孔子的交往，最終成爲歷史名人。比如楚國著名政治家葉公，齊國政治家晏嬰，還有衛國的蘧伯玉，而魯國的政治人物就更多了。另一方面，孔子50多歲以後周遊列國14年，也熱切希望能與各國政要正面交流，以期有機會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那麼，既然孔子對趙簡子相當注意，到晉國去看一看，實地了解趙簡子的政治風采和政治成就，也應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然而，不幸的是，當孔子與弟子一行人到達黃河岸邊時，卻聽到了來自晉國的令人震驚的消息，致使孔子馬上就打消了渡河赴晉的想法。那麼，究竟是個什麼消息呢？原來是，一直被孔子所稱道的晉國賢臣竇鳴犢和舜華被趙簡子殺死了。
按理說，在那個時代，當權者殺死臣下是常有之事，孔子見到這種情況也不是第一次。很顯然，趙簡子殺死的這兩位賢臣，肯定在孔子的心目不是一般的人物。所以，我們先來認識一下他們，特別是竇鳴犢。
竇鳴犢名犨，字鳴犢，是趙氏家族有名的賢大夫。用孔子的話說就是：『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史記·孔子世家】換句話說，趙簡子之所以能夠掌握晉國的大權，在其權力上升的過程中，得到了這兩賢臣不可或缺的支持。但是，隨著趙氏家族的勢力不斷上升，隨著趙簡子的權力和地位越來越穩固，趙簡子與竇鳴犢之間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思想分歧。在趙簡子時代，晉國君主正在失去對晉國主要經濟和政治資源的控制力，其情形有似於當初周天子失去權力的過程。這一現象，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是必然，但在當時的一些思想正統的人士看來，卻認爲是不正常，是必須加以糾正的。不用說，竇鳴犢一直是懷著相當正統的思想，即認爲篡奪晉公室的權力是非法的和不道德的。孔子之所以欣賞竇鳴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爲竇鳴犢堅持了與早期儒家思想相一致的尊君思想。當竇鳴犢輔佐趙簡子，並爲趙氏家族經營勢力的時候，本是希望趙簡子和趙氏家族能夠恢復晉國公室的權力。何況在其發展初期，趙簡子也是打著擁戴晉君的旗號招集勢力、延攬人才的。可是，隨著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的不斷壯大，趙簡子的野心逐漸暴露出來，那就是著力發展趙氏家族的勢力，在消滅其他家族的同時，也要把晉君的權力削弱，以期完全掌握晉國的資源，甚至取晉君而代之。不用說，這是竇鳴犢以及舜華這樣的正統人士所萬萬不能接受的。
竇鳴犢的強硬態度，最終爲他招來了殺身之禍。正如孔子所描述的：『趙簡子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史記·孔子世家】這是說，趙簡子在竇鳴犢等賢臣的支持下，終於得志掌權，到了這個時候，竇鳴犢這樣的賢士就由輔翼者變成了趙簡子攫取晉君權力的攔路虎，只有殺掉他們，趙簡子才能順利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力。這樣的結局，單從竇鳴犢與趙簡子的關係來看，是有些讓人震驚的，但從中國古代專制政治的發展史來看，卻是很常見的。所謂兔死狗烹，所謂卸磨殺驢，本是古代專制政治的通行規則。可惜是的，對於這種政治本性，在孔子儒家看來，不僅不近人情的，而且是難以接受的。所以，孔子不禁感嘆說：『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避之，而況乎丘哉。』【史記·孔子世家】當時，孔子的『臨河而嘆』激發了後人的無限思索和想像，以至於在山西晉城一帶還流傳著孔子在此地的一些故事以及『孔子回車處』等遺蹟。
四、孔子與子夏、荀子
在儒學的創始人孔子之後，儒家思想的發展就落在了孔子弟子肩上，而來自三晉地區的子夏爲繼承和發展孔子儒學做出了獨樹一幟的貢獻。子夏在魏國的西河地區從事教育活動，一直擔任魏國君主魏文侯之師，還收授魏國的一些重要大臣爲弟子，使子夏儒學成爲三晉國家重要的意識形態，並最終形成廣有影響力的三晉儒學，在社會的各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子夏儒學的影響下，到了戰國後期，在趙國誕生了先秦時期重要的儒學大師荀子。荀子儒學繼承了發展了子夏儒學注重實踐、強調功用的特色，形成了三晉儒學的別樣風采，並最終導引了三晉法家思想的發展和成熟。
子夏出生在春秋末期的晉國，姓卜名商，子夏是其字。子夏年輕時就來到孔子門下求學，經孔子舉薦，曾做過魯國莒父的邑宰。孔子於公元前479年去世，此時子夏是29歲。由於子夏與魯國『縉紳之儒』思想分歧很嚴重，就接受了魏文侯斯的邀請，踏上了歸故鄉之路，傳播孔子思想，還擔任魏文侯的私人教師。子夏後半生在魏國的活動對山西歷史文化的早期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事實上，子夏後半生之所以選擇了遠離魯國同門的生活，除了他一直深受魏文侯禮遇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想開闢一條與魯國儒生不同的孔子思想的發展路線。
子夏是三晉儒學的創始者。儘管子夏在三晉施教的目的是傳播孔子思想，但他的政治主張還是與孔子有所不同的。子夏開創的三晉儒學在堅持孔子基本思想的同時，結合三晉之地的具體情況，在主張解決民生等務實方面提出了明確主張，以此與齊魯之儒形成了顯著區別。
子夏弟子是三晉儒學的發展者。在子夏弟子中，最有成就的是李悝和吳起。魏文侯在魏國實行改革，在政治經濟上倚重李悝，在軍事方面則重用吳起。在政治上，李悝最有名的舉措是頒布【法經】，這部法典的核心是加強政府權威，明顯受到子夏思想的影響。吳起在投師子夏之前的德行修養並不符合正統儒家的賢才標準。子夏把像吳起這樣的人士收爲弟子，表現出了與齊魯之儒不同的人才標準，說明當孔子儒學與三晉社會實際相結合時，三晉儒學就有了不同的主張。
子夏儒學的一個重要發展是對荀子和韓非子的思想影響。三晉之儒始於子夏，到戰國中後期出現了荀子之儒，最終形成了三晉儒學的整體脈落。
荀子前340-245年思想的形成深受子夏思想的影響。荀子所研習的儒家經典，有好幾部傳自子夏。清代學者章學誠認爲，荀子之學就是出自子夏儒學。三晉儒學從子夏開始，到荀子時代走向了成熟。荀子本是趙國人，其活動年代上距子夏之去世大約有50年左右。歷史記載說，荀子一直在家鄉活動，直到50多歲時才離開趙國，開始遊歷天下，廣泛與各門各派的思想進行交流。在趙國期間，荀子的思想已經成型。從荀子傳世的著述來看，居於其思想核心的儒家思想，與子夏之儒有著密切的內在關聯。荀子的故里在現在山西東南部的安澤一帶，這裡與西河地區毗鄰，不可能不受到子夏之儒的影響。至於影響荀子思想的三晉人物，除了子夏之外，最有可能的應該是李悝。李悝的主要貢獻在經濟思想和法制思想方面，其前者是子夏思想的重點，後者則是荀子思想的重點。李悝思想很可能成爲子夏思想與荀子思想之間的傳遞者。
五、孔子與山西儒士
秦漢以降，由於大一統局面開始形成，隨著有特色的地方政治退出歷史舞台，地方文化的差異性也表現得不再強烈了。特別是在西漢時期，前期的黃老思想和後期的儒家思想成爲意識形態的主流，孔子儒學成爲朝廷之學，孔子的名聲更多地是與各地的儒生形成一種思想繼承和被繼承的關係，山西地區的情形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從客觀形勢上講，此時的山西地區，中部以北在北方匈奴人的侵擾之下一直不能得到長期的穩定發展，文化發展也相對滯後。只有晉南地區，因爲農業發達，一向被視爲朝廷的『股肱之郡』，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到東漢時終於形成了文化大發展，並逐漸影響到整個山西地區。
在東漢前期，山西地區曾經湧起出像鮑永、閒仲叔、周黨和王霸這樣的名士，成爲弘揚孔子儒學、倡導政治節操的著名人物。到東漢後期，更有太原名士郭泰特立獨行，褒揚良善，成爲士林的領軍人物，爲擴大儒家思想的社會影響做出了貢獻。東漢末年，當曹操控制了山西中南部之後，派杜畿擔任河東太守。杜畿在河東太守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6年，期間，他不僅實行冬季修戎講武的制度，還開辦學宮，親自執經教授，傳布儒家經典，使河東郡的民風也開始變化。從整個中國古代史來看，晉南一帶的文化確實較之於山西其他地區更爲發達，這顯然是與這一時期杜畿的努力分不開的。
隋唐以後，隨著六朝以來天下混亂局面的逐漸穩定，孔子儒學開始恢復其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和影響。這時候，山西地區相繼湧現了許多大儒，他們繼承了三晉儒學的風骨，也爲儒學的發展做出了獨特貢獻。
山西地區最早的儒學大師是理學思潮的先驅者王通584－617。王通字仲淹，絳州龍門在今山西萬榮人，隋唐之際著名思想家。隋朝末年，因爲仕途不通，王通回鄉教學，以明王道爲己任，廣泛傳播孔子儒學【六經】，希望再振孔子之業。王通生逢南北朝大亂之後的隋唐一統時代，他順應歷史要求，提出了重新確立儒學主流思想地位的主張。另一方面，針對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廣泛流行，王通在檢討儒家思想不足之處的同時，並沒有完全排斥佛、道的價值，而是主張『三教可一』，以孔子思想爲核心，對佛教和道教思想加以適當改造，共同貢獻於國家的長治久安。
到唐代中晚期，山西地區產生了理學思想的推動者柳宗元773-819。柳宗元，字子厚，河東解縣在今山西永濟人。柳宗元是繼王通之後的重要儒家思想家，對於代表進步思潮的理學思想的形成發揮了承上啟下的作用。柳宗元不僅繼承了王通的進步思想，認爲儒、釋、道三教都有治理國家的作用，還重點提出了『統合儒釋』的觀點，對於宋代理學思想的出現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在宋代早期，山西地區有理學思想的開拓者孫復992-1057。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在今山西汾陽人，與胡瑗、石介一道，是宋明理學形成階段的代表人物，思想史上把此三人稱爲『宋初三先生』。孫復的思想以『弘道』爲核心，以『明經典』爲途徑，以『宣教化』爲目的。『道』後來成爲的宋明理學的最高範疇，『明經典』和『宣教化』也成爲宋明理學的主要內容。宋代另一位著名理學家是司馬光1019-1086。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在今山西夏縣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學家。司馬光的理學思想是北宋時代理學成熟期的組成部分。作爲理學思想陣營中的一員，在對待儒學的傳承問題上，司馬光不主張宋代理學直接繼承孟子思想的說法，堅持認爲不能低估荀子、董仲舒、揚雄和韓愈等人在儒學史上的貢獻。
明清以降，山西地區有兩位重要的儒家大師，薛瑄1389-1464和傅山1 607-1684。薛瑄，字德溫，河津在今山西萬榮人，明代河東學派的締造者。當宋明理學在明朝開始失去其進步性的時候，薛瑄以『實學』思想對占據理學統治地位的朱熹之學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既代表了明代『實學』的創新精神，也對清代『實學』的出現產生了重要影響。傅山，字青主，陽曲在今山西太原人，博學多識，在文學、哲學、書畫、醫學等多方面都很有成就。太原有名的小吃『頭腦』就與傅山有關，至今仍是人們桌上美味。作爲有創建的思想家，傅山進一步對宋明理學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和批判，推動了薛瑄以來不斷高漲的實學思潮的發展，影響了清朝以來的思想取向。
六、結語
孔子思想發生在2500多年前，到今天已經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而且是全人類寶貴的精神遺產之一。在孔子時代，以及孔子身後漫長歲月里，孔子思想對於中國社會的發展、對於陶鑄中華文明的靈魂，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而作爲中華文明有機組成部分的晉文化，當然與孔子思想有著割不斷、說不完的緊密聯繫。在這個意義上，探討孔子與山西的關係是非常必要的。
說到孔子與山西的關係，當然人們首先會想到孔子在世時與現今山西地區究竟發生過直接的聯繫沒有。我們的答案是，雖然因爲種種原因，孔子未能如願進入現今山西地區，但是，對於當時生活在這裡的一些人物，以及當時發生在這裡的一些事情，孔子本人不僅有過極大的關注，而且有過一定程度的參與。在這個意義上，探討孔子與山西的關係，既是研究孔子生平所必需，也是了解山西歷史所必需。
其次說山西。作爲一個地域名稱與行政區劃的山西，在孔子時代雖然尚未出現，但孔子時代晉國的核心區域實際上就在現在山西地區的中部、南部和東南部。孔子在其有生之年並未進入晉國，但與他有關的晉國人，不用說正是現今山西人的直系先人。至於三晉國家中與孔子和孔子思想關係密切的思想家，其生活的蹤跡也深深地留在了山西這塊土地上。在這個意義上，以『孔子與山西』爲主題探討孔子對晉國人和三晉人士的文化影響，就更有歷史厚重感和切近的現實意義了。
漢代以後，『山右』和『山西』的名稱逐漸盛行和確定，直到當今的山西省域。在這兩千多年的歷史發展中，孔子與山西的關係更多地體現在那些尊從孔子思想的山西思想家群體中。來自山西地區的儒家學者群，是孔子與山西之關係的延伸和發展，對孔子與山西的關係作了不斷的詮釋和傳承。在這個意義上，探討孔子與山西的關係也是中國思想史和山西歷史、山西思想文化史的不可或缺的一個課題。
作者簡介：高專誠
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