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6-8 22:36
摘要：冯友兰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哲学方法论意识的哲学家之一，深刻认识到哲学方法对中西哲学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过，冯友兰对“负的方法”的认识，则经过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演进过程。与此同时，“负的方法”也彰显了中国哲学特质。
关键词：冯友兰“负的方法”中国哲学特质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冯友兰先生十分重视对哲学方法论的探讨，曾专门著《新知言》一书予以论述，他深刻认识到哲学方法对中西哲学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他认为，真正的哲学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的方法，即逻辑分析方法，另一种是“负的方法”，即直觉主义方法。然而，冯友兰对“负的方法”在其新理学体系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逻辑演进过程。
一、“负的方法”由否定到肯定的演进
1943年在《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一文中，冯友兰第一次概括和命名了“负的方法”。他说：“直觉主义底方法，从讲形上学不能讲讲起，所以其方法可谓为负底方法。”“直觉主义底方法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上学底方法”。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6—497页讲形学不能讲，即对于形上学的对象也有所“表显”。对形上学的对象有所“表显”即是讲形上学。在冯友兰看来，没有讲“形上学”，不等于否认“形上学”，而恰恰是从反面表显，肯定了“形上学”，好比画家“烘云托月”的表现手法。由此可见，“负的方法”的鲜明特点是以“不讲”为“讲”，对于超越于经验的形上学对象我们不能从正面加以描述，只能以否定的方式来“表显”、体验、领悟形上学对象。
1920年夏，冯友兰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一文，向国内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柏格森对“直觉”的理解。所谓真正的直觉，是“‘一种智识的同情Intellectual Sympathy，由此同情，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物的里面，以求与那个物的画一的What is unique in it相合，而终于不可说And consequently in-expressible’。”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页在这篇文章结尾部分，冯友兰谈到了“直觉”与“分析”的关系，“直觉是分析以后的事，主张直觉的，只反对以分析为究竟，并不反对分析。若以为主张直觉，便是不要分析，便为大错。”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页可见，冯友兰认为直觉是分析以后的事，分析比直觉更重要，更看重理智的作用，显然，把直觉作为一种哲学方法是被排除在外的。此后，冯友兰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20世纪20年代中期，冯友兰发表了《一种人生观》的小册子。他后来曾说，在《一种人生观》理，我强调理智的重要，反对梁漱溟先生所谓“直觉”。
1931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在其第一章绪论中讨论到哲学方法时，他说：“哲学之方法，是直觉的，反理智的。其实凡所谓直觉、顿悟、神秘经验等，虽有甚高的价值，但不必以之混入哲学方法之内。无论科学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二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7页在冯友兰看来，哲学是“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哲学是理智的产物，概念的表达，是要表达一个逻辑的道理。基于冯友兰的哲学观，他认为直觉和神秘经验都不是哲学，也不是哲学的方法，但他肯定直觉和神秘经验都有很高的价值。在《四十年的回顾》中，冯友兰认为说：“照这段话看起来，我并没有摆脱柏格森的影响。我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直觉、顿悟、神秘经验，我还承认它们有很高的价值，不过认为它们不是一个哲学方法而已。”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16页在这一时期，冯友兰明确区分了理智的方法和直觉的方法，认为理智分析的、可言说的东西是哲学，直觉的不可言说的东西不是哲学，显然，直觉方法被排斥在哲学方法之外。这种状况在其后不久逐渐发生了变化。
按1947年冯友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中国哲学史的说法，他在《新理学》中完全用的是逻辑分析的方法，他说：“我在《新理学》中用的方法完全是分析的方法。可是写了这部书以后，我开始认识到负的方法也重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六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3页冯友兰自己认为在《新理学》一书中没有使用“负的方法”，但我们从其中也可以看到“负的方法”的“端倪”。《新理学》首章指出：“大全”或宇宙、大一、天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将万有作一整个而思之，则是对之有所思。盖我们若不有如此之思，则即不能得大全之观念，即不能知大全。既已用如此之思而知大全，则即又可知大全是不可思议底”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28页。在冯友兰看来，“大全”、“大一”、或“宇宙”等观念，首先是理智分析，逻辑推理的逻辑观念。《新理学》末章《圣人章》又指出，作者全书所说的“天”大全与宋儒不同，不过是一逻辑的观念而已，但此章似相对认同宋儒以宇宙是道德的，以“天”为道德的根源、根据的看法，承认宋儒所说的“知天事天”可回复到“天地万物一体之境界”。
显然，冯友兰也意识到逻辑观念的“天”与“圣域”或“天地万物一体之境界”似乎存在着内在矛盾和张力。“如本章所说之天，亦是宋儒所说之天，则与本书所说之系统不合。如本章所说之天，即本书第一章所说之天，则此所谓天者，不过是一逻辑底观念而已，知天事天，如何能使人入所谓圣域？”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2页如果承认宋儒之“天”，则与逻辑观念“天”不合，不承认宋儒之“天”，则无法领悟终极的境界。在《过去哲学史工作底自我批判》中，冯友兰承认：“在《新理学》里，我又称这个‘理世界’为‘无字天书’。我说：‘无字天书，有人能读之，有人不能读之。’……能读‘无字天书’的人，在‘读’的时候，有一种‘精神境界’，‘仿佛觉已超过经验，超过自己’。这种经验，当然就是宗教式的‘神秘经验’。”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41页“无字天书”即可以理解为一种“以不讲为讲”的“负的方法”，因此，冯友兰在《新理学》之后，开始肯定“负的方法”作为哲学方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二、只有通过“负的方法”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
顺此而进，冯友兰在1946年出版的《新知言》一书中详细阐发了“负的方法”。在194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简史》最后一章中他指出，“正的方法”试图作出区别，告诉我们形上学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形上学对象不是什么。他说：“哲学上一切伟大的形上学系统，无论它在方法论上是正的还是负的，无一不把自己戴上‘神秘主义’的大帽子。负的方法在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但是甚至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那里，正的方法是用得极好了，可是他们的系统的顶点也都有神秘性质。”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六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7—288页冯友兰以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野充分肯定了“负的方法”无论在方法论还是本体论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且是中西哲学“系统的顶点”。接着，他认为“负的方法”，即直觉主义方法，既不属于感性也不属于理性，而是属于超理性的范畴。他说：“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毋宁说它在清晰思想之外。它不是反对理性的；它是超越理性的。”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六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8页进而，冯友兰认为，一个完全的形而上学系统应该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而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乏作为哲学实质的清晰思想。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六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8页未来哲学应该是“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的结合。在冯友兰看来，“负的方法”是以“正的方法”为“媒介”的。“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既然是思维，对于不可思议的也必须思议，对于不可言说的也必须言说。所以正的方法也还是要用的。不过用了正的方法，同时要知道这种方法的缺点。用这种方法，同时又知道它不够，这就可以知道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为什么不可言说。这就对于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有了更一层的理解。正的方法是一种‘媒介’，有了这种‘媒介’，那些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也就更加显著了。”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2页在《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中的开篇第一部分，从中国哲学史的传统看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冯友兰又重提“负的方法”，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负的方法”的重视程度。他说：“中国传统的画月亮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在天空画一个圆圈子，说这就是月亮；另外一种画法是不画圆圈子，只是在月亮可能出现的天空中，涂以一片云彩，在云彩中留一块圆的空白，说那就是月亮。后一种画法称为‘烘云托月’。这种表达事物性质的方法，我称为负的方法。用这种方法表达事物的性质，不是先说事物的性质是什么，而是先说这种事物的性质不是什么。”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45页在冯友兰哲学中，最高概念是“宇宙”、“大全”，最高境界是“自同于大全”，而“宇宙”、“大全”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大全”这个概念无法用正面的方式说清楚，只能用“至大无外”来说明。“至大”是正面的说法，但不足以说明其性质，还必须说一个“无外”才能说明。“无外”不是说什么，而是说不是什么。这实际上是否定式的表达，其实质就是一种直觉体验。这样的表达式是中国哲学的特长。在冯友兰看来，方法问题是最能说明中西哲学的特点的，他对此有深刻认识。他指出，在中国哲学史中，“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而在西方哲学史中，“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六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8页。换言之，在中国哲学史中，有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而在西方哲学史中，有充分发展的正的方法。冯友兰认为，运用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分析方法，中国哲学可以达到“清晰的思想”，但这并不是哲学的目的，更不能否定中国哲学方法的重要价值。
在“总结”中，冯友兰认为“理学偏重分析概念，心学偏重运用直觉。”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51页这就是说，理学与心学的分歧，就是概念与直觉的分歧，他说：“如果认识到真正的哲学是理智与直觉的结合，心学与理学的争论亦可以息矣。”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51页问题不仅仅在于将理学与心学的分歧归结为概念与直觉，还在于冯友兰在“总结”中明确主张，要将二者结合起来。他说：“哲学家对于哲学中的主要概念，不仅要有理智的理解，而且要有直觉的感受。所谓‘道’是道学所谓‘大用流行’。道是在动态中的大全，大全是静态中的道。对于‘动的大全’这个概念，有深刻理解的哲学家，必然也直接地感受到有一个无头无尾、无始无终的洪流在那里流动着，这就是‘道体’。孔子在川上的那种感受，正是这种直觉，所以道学家们称之为‘见道体之言’。”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50页理学中的道就是“大用流行”，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对此不能用概念，而要用直觉，所谓“体道”就是直觉。但他又认为，“必须把直觉变成一个概念，其意义才能明确，才能言说。概念与直觉，不可偏重，亦不可偏废。理学和心学的分歧，其根源就在于此。”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51页他用程颢的《识仁篇》来说明概念与直觉的结合，“浑然与物同体”是“仁者”的直觉，“识得此理”则是概念，只有“识得此理”，才能“与物同体”。
三、“负的方法”彰显中国哲学特质
诚如上文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冯友兰在其哲学生涯的早期把“负的方法”，即直觉，排除在哲学方法之外，到写完《新理学》之后认识到“负的方法”也重要，到《新原人》又引进“负的方法”，在《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中则进而把“负的方法”看作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最终的方法。可见，冯友兰非常重视“负的方法”，并认为它“有可能对未来的世界的哲学，有所贡献”5。
不过，冯友兰虽然已经认识到“负的方法”在其哲学体系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史中的重要地位，但问题是他对“负的方法”的实质和发生机制并没有详细的论证和说明，给人留下了模糊不清的印象。一方面，由于冯友兰受制于其新实在论哲学观的制约，他把直觉主义的方法排斥在哲学的方法之外；另一方面，当他把“负的方法”放在中国哲学天人合一传统中进行考察时，他又自觉不自觉地认为所谓“负的方法”直觉主义方法又是不可或缺的，不能排斥在哲学方法之外。在中西哲学激烈碰撞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方法与哲学精神之间的内在张力，体现了冯友兰在吸收西方哲学理性主义方法使中国传统哲学呈现现代理性形式的同时，又不愿意失去中国哲学真精神的矛盾心理与思想冲突。
蒙培元认为，“负的方法”就是一种直觉方法。他说：“直觉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生命的直接领悟，直觉就是‘生活’，就是‘真实’，‘无论什么感觉，概念，情感，意志，都是互相穿插而成一个不可分的全体。讲哲学讲到这个地步，就实现了哲学的最终目的，即‘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因此，直觉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最重要的方法。”蒙培元：《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从求“真”与求“好”说起》，《学术评论》2005年第11期李景林在2010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正负方法与人生境界冯友兰哲学方法论引发之思考》一文，明确地将冯友兰哲学系统中的“正负方法”与“人生境界”关联在一起予以讨论，指出：“哲学最终所要达到的，是一种超越经验的不可感觉、不可思议之境，也就是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要达到这个哲学的‘最后顶点’，只能付诸神秘主义。负的方法，就是这样一个神秘主义的方法。”李景林：《正负方法与人生境界冯友兰哲学方法论引发之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李景林认为，本此识度，才能更好地理解冯友兰哲学方法及其哲学的真精神，从而获得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现代重建的智慧启迪。
结语
时至今日，之所以连冯友兰“负的方法”究竟是不是一种独立的方法目前学界还存在着相当分歧的看法，显然是与冯友兰对“负的方法”的论说本身就有不够清晰的地方有关，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此同时，对于“负的方法”的根源性问题意识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方向。我们主张，“负的方法”归根结底是一种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方法，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密切相关。它不是一个认知性原则，而是对最高本体、最高境界直接把握和体认。
原文载于《晋中学院学报》2020年第二期，略有改动。
《作者简介》
赵海燕，男，1976年8月出生，山西襄垣人
山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哲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