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6-8 23:24
摘要：近现代以来，由于思想史上的争论和误判而湮没，河汾道统和河东学派的历史地位没有得到充分认可，其哲学思想未能受到应有重视，其优秀传统也没有得到传承。中兴河汾道统和河东学派及其哲学思想，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山西学界、儒林和书院的新使命。本文旨在梳理河汾道统和河东学派的历史渊源，彰显其历史地位，反思其传承缺失，以构建新的文化传统。
关键词：河汾道统、河东学派、学界、儒林、书院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说过，古河东地区曾经是华夏民族先祖创建和发展华夏文明的活动中心。常裕，2009年：《河汾道统:河东学派考论》，人民出版社，“序言”第2页也就是在这个地区，自隋唐至明清出现了思想传承绵长、多种文化会通、鸿儒大师辈出的儒家精神气象和思想高峰，形成了名重华夏的儒学道统和学派，人称“河汾道统”和“河东学派”。
“凡亮起来的，人们都把它叫做星。”舒婷，1994年：《舒婷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第79页隋代王通开创了河汾道统，明代薛瑄创立了河东学派，河东大地儒学先贤的灿烂光芒映照了中华思想文化的一段历程。然而，近现代以来，“河汾道统”和“河东学派”宛若昨夜星辰，由于思想史上的争论、偏见和误判而湮没，其历史地位没有得到充分认可，其哲学思想未能受到应有重视，其优秀传统也没有得到应有传承。这一现状令山西学界、儒林特别是做书院文化的同道同仁倍感失落，也带来深刻反思。中兴“河汾道统”和“河东学派”及其哲学思想，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山西学界、儒林和书院的新使命。本文旨在梳理“河汾道统”和“河东学派”的历史渊源，彰显其历史地位，反思其传承缺失，以构建新的文化传统。
一、道统渊源
“道统”一词是朱熹首先提出的：“子贡虽未得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朱文公集》卷三十六《与陆子静·六》朱熹所谓“道统”指的是儒学思想渊源统系。“道统”说始于宋代，盛于明清，主要用于理学学术渊源统系的梳理，即“分其宗旨，别其源流”。冯友兰先生认为，道统的首创者是儒家至圣孔子。冯友兰，1982年：《中国哲学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第114页孔子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第三十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就是为儒家确立的思想统系。这一“统系”经孟子、荀子传承，经汉代“独尊儒术”，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的正统。可见，“道统”说虽始于朱熹，实际源远流长。
儒家“道统”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道统”世系，一是“道统”学说。
最早明确提出儒家“道统”世系的是唐代中期哲学家、文学家韩愈。韩愈所列儒家“道统”传道世系，具体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韩愈的“道统说”与孔子确立的思想统系保持了一致性，不仅为后世匡定了范式，也成为儒家“道统”说的主流。继韩愈之后，唐代末期文学家皮日休提出的儒家“道统”世系是：“孔子—孟子—荀子—王通—韩愈”。《皮子文薮》卷九《请韩太公配饷太学书》继韩、皮之后，宋初文学家柳开提出的儒家“道统”世系是：“孔子—孟子—杨雄—王通—韩愈”。《河东集》卷六《答藏丙第一书》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和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糅合皮、柳“道统”说，十分关注荀子、杨雄、王通、韩愈，在阐述儒家思想渊源时，不仅认同王通的儒学思想观点，而且也从中得到启示，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但朱熹出于理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将王通与韩愈排斥于儒家“道统”世系之外，另起炉灶提出“周敦颐—二程子—张载”为孟子之后道统的隔代传人。《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战国汉唐诸子》沿袭朱熹“道统”说，明末清初理学家孙奇逢提出的儒家传道世系为：“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朱子—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理学宗传》清初学者魏裔介则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厘定了一个阵容颇为庞大的儒家“道统”传承谱系：“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皋陶—汤—伊尹—莱文—文—太公望—宜生—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许衡—薛瑄”。《孝经注义》因王通和薛瑄都是河东人，王通传道授徒主要在“河汾”地区称为“河汾设教”，所以，皮、柳的“道统”说被后人称为“河汾道统”，薛瑄创立的“河东学派”也被看作是“河汾道统”的传承。王、薛不仅先后为皮、柳和孙、魏列入儒家“道统”传承谱系，而且先后于明嘉靖九年1531年和隆庆六年1573年经礼部裁定入祀孔庙。常裕，《河汾道统:河东学派考论》，第5、6、8、9、309、312页这说明王、薛的哲学思想和“河汾道统”“河东学派”都得到了官方认可，在儒学思想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关于儒家“道统”学说。儒家“道统”学说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隋唐儒学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既有内部的“王道”与“霸道”之争，又有外部的儒家与佛道两家的会通发展。在这种思想文化局势下，韩愈提出“道统”学说，并将孔子与孟子的“仁义”思想确立为一统标准，这是儒家“道统”学说的第一个阶段。皮、柳将王通列入“道统”，意在将其以《中庸》为主的“执中”和“中道”学说作为一统标准，成为儒家“道统”学说的第二个阶段。到了朱熹和薛瑄，把由孔孟发端、宋儒尊承的“内圣心性修养”作为一统标准，算是儒家“道统”学说的第三个阶段。常裕：《河汾道统:河东学派考论》，第9、314、315、325页从儒家“道统”学说演化发展的三个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出，“河汾道统”及“河东学派”贯穿了儒学发展的全过程，为儒学发展史乃至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所不可或缺。了解和把握了“河汾道统”及“河东学派”的渊源和演进，也就把握了儒家思想发展的主动脉。
二、历史地位
关于王通儒学思想及“河汾道统”的历史地位。历史上，除了皮、柳赋予的儒家“道统”地位外，还有宋明哲学家石介、邵雍、程颐、叶适、陈亮、朱熹、陆九渊、薛瑄等人，都对王通的学问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讲道河汾，培养了大批有王佐之才的高弟，为传承和弘扬儒家学说作出了重要贡献。程颐认为王通的学问在荀子、杨雄之上，薛瑄则把王通比作河东的“伊川子”。常裕：《河汾道统:河东学派考论》，“序言”第8页，“正文”第316～319页然而，真正能够立足于社会影响和文化格局的高度来认识王通的，还十分鲜见。实际上，将人物评价局限于比较高下，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一种习气，格局不大，格调也不高阅读现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著作，我们可以从中开掘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和认识：王通的“执中”“中道”和“三教可一”思想是一座绕不过的高峰。研究唐代政治社会绕不过，研究唐代及后世三教会通文化现象更绕不过。
王通儒学思想对于唐代政治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中国现代政治学家萧公权先生认为：“儒家思想至东汉盛极而衰，至魏晋几于熄灭……故隋末王通崛起于河汾，遂为一代儒宗，唐初名臣或出门下。以为唐儒之先导。”萧公权，2011年：《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第394页梁启超先生也提到过：“隋末有人曰王通者，自比孔子，而将一时将相若贺若弼、李密、房玄龄、魏徵、李𪟝等皆攀认为其门弟子。”梁启超，1998年：《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7页回顾一下唐太宗立国初期的政治社会情势，就可以深刻认识这一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黄仁宇，2007年：《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第48页创立了一个延续达400年的全新朝代，成为“儒家治世”的典范。但由西汉外戚干政及东汉末年“党锢之祸”的腐败政治，导致了隋唐统一中国前430年的分裂战乱时代，儒家也就一度被彻底抛弃。直到隋代，儒学的颓势也没有多少改观。唐朝甫立，选择何种治国方略，成为事关成败兴亡的必然抉择。唐太宗洞察前朝得失，选定了“二帝三王”时代的理想社会和儒家施仁政、重道义、讲秩序、崇和平的治国理政之路他晚年所写的《晋祠之铭并序》中将此总结为“施惠、至仁、刚节、大量”的治国理政方略和文化修为情怀。吴金生、吴昊，2018年：《《晋祠之铭并序》的儒学价值与当代意义》，载吴光、牛廷涛、柳河东主编《儒学精神的当代价值》，中西书局，第88页初唐大批文人雅士来往于河汾之间，接受王通的儒学思想，正是实行治国理政方略和文化修为的需要，等于为唐太宗实行儒家政治进行了理论准备和人才培训。稍往远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王通的儒学理论，就不会有盛唐韩愈“道统”体系和柳宗元“统合儒释”思想主张的形成；如果没有王通影响下儒学的中兴，就不会有唐朝贞观盛世的出现。常裕：《河汾道统:河东学派考论》，“序言”第2、5、6、7页皮、柳将王通和韩愈列入儒家“道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对此，有学者认为，“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在时间上存在着连续性，政治思想上存在着一致性，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吴金生吴昊，2019年：《儒、佛和合的人文精神及其文化价值》，载秋爽、宫长义主编《第十二届和合论坛论文集(2018)》，中国出版集团金版电子出版社，第571页所以说，之于拒绝采用王通治国方略的隋朝而言，唐朝是幸运的。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儒学中兴在隋唐：天不生仲淹，儒家如长夜；儒家不中兴，唐宗如长夜。
王通儒学思想对于唐代儒、释、道三元文化共同繁荣局面产生的重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当代哲学家、宗教学家牟钟鉴先生认为：“隋代大儒王通，是有远见的思想家，他为盛世设计治理的蓝图，就是实行仁政德治的王道，‘王道盛则礼乐从而兴焉’，‘礼以制行，乐以和德’”“他对于三教关系的态度超出门户之见，从国家整体需要出发，提出‘三教于是乎可一矣’。其所谓‘一’是合作共事，这样可‘使民不倦’，就是民众精神不散乱怠惰。三教作用不同：在政治上‘政恶多门’，只能用儒；但不可废佛道，三教各有其用，出现灾难是用非其人”“他的意思很明白：如有英明之主，三教可以协同发挥积极的作用。他所期待的弘道之人终于出现了，那便是唐太宗。”牟钟鉴，2018年：《儒道佛三家关系简明通史》，人民出版社，第197页要理解牟钟鉴先生对于王通儒学思想重要性的评价，也需要回顾一下唐太宗立国初期的文化情势。李唐王朝建立之前出现过两个重要的文化繁荣局面：一是春秋战国之际，“诸侯纷争”的社会战乱格局导致政治哲学形成“百家争鸣”；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彻底瓦解”的天下秩序动荡造就的道家思想盛行和佛教信仰形成高潮。先说后者。第二次文化繁荣造成了儒家思想受到抑制，道家思想盛行，佛教信仰形成高潮，儒、道、释三元文化形成消长局面。面对这样的局面，唐太宗不愧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文化的洞见者：他深谙文化清流而不为迷雾所惑，审时度势地采取了以崇儒为中心、三教并立和三教会通的文化修为策略，其“贞观盛世”不仅让道家得以继续发展，也成为中国佛教文化最为灿烂的时期。吴金生、吴昊：《《晋祠之铭并序》的儒学价值与当代意义》，载《儒学精神的当代价值》，第89页其哲学根基正是王通“三教可一”的儒、释、道共生和谐的宇宙观。再说“百家争鸣”。钱穆先生说过，中国学术思想发生过一个极大的转变，两汉以后“渐不用‘诸子’两字，而改称‘三教’了。今天我们讲中国历史的人，只说前面是先秦诸子，到汉武帝以后，就是儒家定于一尊。这种话完全没有常识。竟流传到整个社会、整个学术界。时代大变了，诸子没有了，变成儒、释、道。”钱穆，2011年：《讲堂遗录(二)》，九州出版社，第533、534页学术界什么时代由“诸子”改称“三教”的？应该就是由王通的“三教可一”开了先河的吧！这一改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三教”开始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明白了这一点，王通的“三教可一”思想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和作用也就理应得到充分肯定。
王通儒学思想对于宋明理学形成的影响，从朱、孙、魏开出的“道统”清单看，他们并不认同王与宋明理学的渊源关系。虽然朱熹不愿认同王通的儒学思想，但其提出的“十六字心法”中的“允执厥中”与王通阐明的“惟变所适，惟义所在”的“中”道也客观地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常裕：《河汾道统:河东学派考论》，“序言”第7页，“正文”第318页这说明王通儒学思想对于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只是他不愿意承认罢了。
薛瑄不仅创立了“河东学派”，同时也是明代北方理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四库全书总目》明确记载：“大抵朱、陆分门以后，至明而朱之传流为河东。”薛瑄学宗朱子，但能超越朱子，提出“理气不相离”、“统天地之万物，一气之变化”的理气观，促成了明初理学转向；阐发和实践“性理”，夹“理气”以论“心性”，将“心学”拽往实体化、客观化方向；首倡“务实理”、“求实用”的实学思想和学风，促进了明清经世实学思潮的兴起和形成。薛瑄由此立学河东，异于姚江阳明心学，也带动了“关学”中兴。薛敬之、吕柟等河东弟子及从游者们遍布秦、楚、吴、越大地，承接薛瑄的学术思想，所阐发的各种思想也精彩纷呈，或更深远地影响了后世理学发展的大趋势。明代思想家、东林书院创办者高攀龙反对王学“无用便是落空学问”的“空虚玄妙”之学，而力挺薛瑄，认为“薛瑄之学严密而无流弊”常裕：《河汾道统:河东学派考论》，“序言”第2、3、4、5页。
如前所述，王通和薛瑄先后被列为儒家圣圣相传“道统”的直接传人，在儒学思想史和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由此形成相传千年的“河汾道统”和具有近六百年历史的“河东学派”，标志着古河东思想文化曾经达到的高度，为灿烂的山西文明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三、传承之殇
“河汾道统”与“河东学派”的被湮没，仅仅是由于思想史上的争论、偏见和误判。学术思想的争论，不仅极为正常，而且颇有益处。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不就是思想文化界的大争论吗？这样的争论不仅没有影响思想文化的进步，反而形成了一座空前绝后的思想高峰和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繁荣局面。从有机哲学观点看待这个问题，越是对立的，才越能丰富其思想。然而，由“河汾道统”与“河东学派”的被削弱和被湮没而产生的强烈文化失落感，我们很容易归咎于门户之见者的偏失评价，或归咎于某个重要时代节点学术权威片言只语的偏颇评断。前者，典型的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对薛瑄“阳为引重而阴致微词”的“尊王抑薛”说，他认为，“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明儒学案》后者，典型的是梁启超先生的“《中说》伪书”说，认为王通“虚构伪事而自著书以实之”，人是“病狂之人”，书是“妖诬之书”。常裕：《河汾道统:河东学派考论》，“序言”第3、6页，“正文”第11页正是这样的偏见和误判，导致了后世“河汾道统”和“河东学派”思想成就、政治主张及声誉名望的被削弱和被湮没。
为恢复和提高“河汾道统”和“河东学派”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力，我们也要善于从学术思想研究中发现不同声音。比如，同样是对于王通《中说》一书，梁启超认为其为伪书，而钱穆先生却给予充分肯定。梁启超先生曾指出过，王通“这个人，事事模仿。”梁启超，2016年：《两千五百年儒学变迁概略》，载《儒家哲学》，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35页言外之意，并不看好王通的做法。类似的说法，还有号称晚明三大儒家之一的王船山，他认为“自修之士，有见而亟言之，德不崇，心不精，王通之所以不得为真儒也”。《读通鉴论•太宗·六》但钱穆先生却认为，这是“当时中国人对经学就有的三种不同意见”，并将这三种不同意见辨析为“惑经”、“续经”、“宗经”。他认为：“隋朝文中子王通写《中说》，他主张续经。”而王通的“续经”，在钱穆先生看来，是儒家大智慧。他认为，“王通的见解是通的。不过后来人尊经，认为你王通怎么可以继续孔子来续经呢？这话反而不通了。其实后来人等于是照着王通的话做了……王通可以说是子学家，他学孔子要续经。”钱穆：《讲堂遗录二》，第534、535页梁启超先生说的“事事模仿”，显然就是钱穆先生所谓“续经”。钱穆先生所言不仅仅是说法不同的问题，实质上是对于梁说的拨乱反正。
不过，梁启超先生毕竟是大家，还是很有些儒家中庸精神的。他也曾经说过，王通的著作“有人说是博洽，有人说是荒唐，”但“能另辟蹊径，直接孔子，这是他独到的地方”，“他对于佛教，一点不排斥，并且主张调和”，“隋代儒家，不论南北，都主调和儒佛”，“王通就是很好的代表”。梁启超：《两千五百年儒学变迁概略》，载《儒家哲学》，第35页梁启超先生如此评价，对于王通研究十分难得的，也十分重要。只是此言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多少关注。其实，“河汾道统”被湮没的重要原因，在于唐宋思想界严重的排佛现象，王通“三教可一”思想必然也会受到排斥。问题是，如果我们如钱穆先生所言，认识到王通在“诸子”到“三教”思想文化格局变化中的历史作用，就不应该忽视王通在学术思想上的历史地位。
同样，说说对于薛瑄的评价。清人《四库全书》曰：“明初理学，以端与薛瑄为最醇。”《曹月川集提要》在清人眼中薛瑄与曹端两位北方理学家名望极佳。近代佛学大家弘一法师曾摘录薛瑄《读书录》，“以备录览”，认为“其中说性理者，颇近佛法，惜模糊影响，似是而非，故无足取。但其习气之言，皆精湛切实。可资吾人省惕。”弘一，1988年：《弘一大师全集》，弘化社，第642页钱穆先生认为，黄宗羲对薛“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然河东有未见性之讥，所谓‘此心始觉性天通’者，定非欺人语，可见无事乎张皇耳”的评价是违心之言，“今日吾人平心读敬轩书及梨洲评语，则梨洲之所以讥之者，亦正所以誉之矣。”这等于说，黄宗羲并无己见，有的只是宗承门户之见，所言“乃以专尊阳明，似未能真识敬轩之为人也”。钱穆，2011年：《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七)》，九州出版社，第25、32、34页
历史上朱熹也曾被人攻讦过。南宋与朱熹同时代有两个人，一个叫做叶绍翁，一个叫做杨和甫，分别写过《四朝见闻录》和《行都记事》，揭过朱熹的人格之短，批评过朱熹的理学缺失，而且影响很大。李国文，2016年：《李国文说“宋”》，万卷出版公司，第259、265页晚明“颜习斋、李恕谷学派”主张“必破一分陈、朱，始入一分孔、孟”，认为孔、孟与陈、朱判然两途。清人毛奇龄曾著《四书改错》，驳改朱子之错451条。钱穆：《讲堂遗录(二)》，第235、240页但这并没有影响朱熹被奉为圣人直至在理学方面一家独大。为什么我们要因为历史上“河汾道统”与“河东学派”的学术争论引发的偏见和某些学术权威的极端误判而产生价值自损式的失落和自卑呢？
通过以上的例子，似乎可以得到一个提示：如果将“河汾道统”与“河东学派”做成学术公案，势必会引起学界对于王通和薛瑄的重新审视，而不会仅纠结于朱、黄及梁的偏见和误判。令人遗憾的是，在多数思想史著作中，如此大儒要么被付诸阙如，要么只点缀寥寥数语，且语焉不详。
虽然有学者做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通过学术上的拨乱反正为“河汾道统”与“河东学派”正名。但也要承认以下几点：一是本土的学术研究缺乏研究本土文化的热情，学术成果尚不尽如人意；二是知识的缺乏局限了研究的视野，许多学术空间尚未涉足；三是研究的高度和深度远远落后于相关学派，如张子和关学研究，如朱子思想和南派理学研究，如阳明心学和浙东学派研究。
找到了道统渊源，明白了历史地位，山西后世后人当然会将“河汾道统”与“河东学派”视为一份丰厚的传统文化财富。然而，无论它们在当时是多么高大过，耀眼过，但沧海桑田，时过境迁，我们想要将其奉为今天的文化传统，还是需要用心重构的。因为，文化传统就是重构的传统文化。反思“河汾道统”与“河东学派”的研究，还要独创性地给予更加通透的揭示，将其在儒学和理学史上的开创性奠基性地位给予更加明晰的彰显，将其在现代社会的价值给予更加深刻的分析，即把他们在历史上的伟大之处充分讲出来，把他们对于今天的启示充分讲出来。然而，要做到这些，需要“高水平的人文反思”。陈来，2020年：《宋明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页在这方面，我们存在着不可忽视和应该检讨的缺失。
四、中兴路径
以明初“河东学派”为中心，并追溯“河汾道统”之传承及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一个重要课题。让儒学重心重新北归，或至少做到南北平分秋色，仅仅局限于课题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应从当下政治社会的高度，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而中兴“河汾道统”和“河东学派”学术思想。这应该是山西学界、儒林和书院的使命。为此，兹提出以下建议就教方家，共擘未来。
立时代潮头。当今中国向人类社会发出的时代最强声音是什么？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治世方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国际场合反复阐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文化根源是什么？是中华民族和合文化。和合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吴金生、李慈慈，2019年：《和合文化视域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潮: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意蕴和价值维度》，载《“2019’中国台州‘文化融’主题峰会暨天台山和合文化论坛”论文集》(光明日报社、浙江社科联、中共台州市委、台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光明日报社文化产业中心、光明日报浙江记者站、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台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台州市社科联、中共天台县委、天台县人民政府承办)，第187～195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过两次重要的文化和合盛况。一次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各种思想观念在对话中相互立异、相互沟通、经世互用，呈现出中国历史上鲜见的文化和合气象，成就了儒、道、法三家，也凸显了儒家。吴金生、吴昊，2019年：《先秦诸子思想和合的精神气象与人文价值：兼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文化根源》，载《第十三届和合论坛:“民族命运·和合共生”新时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苏州市寒山寺、中亿丰建设集团、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主办)，第349～355页一次是隋代大儒王通提出“三教可一”思想，促进了儒、释、道三家融突和合与贯通而共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也形成了中国佛学的鼎盛局面。如果要讲和合文化统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溯源，“商契和合五教”《国语·郑语》是一个，“诸子百家”和合是一个，“三教可一”是更重要的一个。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和合”一词，首见于《春秋外传》的《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也。”(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和合作为一种理论思维新形态，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正在创建的文化传统，王通的“三教可一”思想是其重要的合法性渊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兴“河汾道统”和“河东学派”学术思想，就是在追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文化之源，就是在汇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潮流。换句话说，是站在了时代的潮头，肩负了一个重大的文化使命。
为大儒招魂。自古圣人教化社会，社会塑造圣人。儒家有三个灵魂，一个是“仁义”，一个是“中道”，一个是“心性”。王通的“中道”思想之于儒家是有大贡献的。朱熹的《四书集注》曾经因进入科举而居有垄断地位，而王通的《中说》曾经为勃兴大唐盛世助力，并奠定了儒释道居有中华文化中主体地位的思想基础。王通之于中华文化是有大贡献的。王通的“三教可一”思想是中华和合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要思想文化来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和合文化的“克里斯玛”韦伯语事件和人物。[美]爱德华·希尔斯，2014年：《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6、102页。希尔斯认为，能够长期受到人们的敬重和依恋，并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强大的道德规范和示范作用的传统，才是“实质性传统”。因为实质性传统往往具有一种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Charisma一词最早出现在《新约·哥林多后书》中，原指因蒙受神恩而被赋予的天赋。19世纪的德国法学家用它来指基督教会的超世俗性质。马克思·韦伯则全面延伸、扩大了Charisma的涵义，既用它来指具有神圣感召力的领袖人物的非凡体格特质或精神特质……也用它来指一切与日常生活或世俗生活中的事物相对立的被认为是超自然的神圣特质……异乎寻常的想象力、非凡的品格和美德某种意义上说，王通具有“克里斯玛”事件和人物特质。王通之于中华文化复兴也将是有大贡献的。河北和保定在为北学呐喊，在为颜李师徒史上最后入祀孔庙的大儒，直隶巡抚于成龙曾送“敦伦风世”匾以示对颜元的表彰招魂，我们也要为王通及“河汾道统”、薛瑄及“河东学派”招魂，这是为古中国招魂，为黄河文明招魂，为山西文明招魂，为山西学界招魂，为山西儒林招魂，为山西书院招魂。
寻领军人物。我们已经有山西儒林和山西书院的领军人物，但中兴“河汾道统”和“河东学派”学术思想，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学界研究要走到前面。因此，寻找在全国有影响的学术领军人物，开展专题研究就非常重要。群龙无首，行之不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祖武先生杨向奎先生的弟子正在为北学代表人物孙奇峰做《夏峰学案》孙奇峰被誉为晚明三大儒之一，山西能否有学者也来专门写一下《王通学案》和《薛瑄学案》呢？果能如此，山西儒林、山西书院再将其引进书院，引进课程。“河汾道统”和“河东学派”学术思想的中兴，大事可成一半。
炼核心金句。“河汾道统”和“河东学派”学术思想需要一种强有力的传播方式。比如，通过金句所谓金句，即言近旨远的精彩话语，这些话语要鲜活生动、温润人心，与民心形成共振，能够映衬斑斓时代表情、传达壮阔时代强音，折射出当下中国的神韵与气质来进行深度传播。余秋雨先生曾经谈到过一个问题，中国民众之所以对学理有一种隔膜，是因为“从古到今，中国民众对于抽象学理缺少消费欲望。几千年来，他们只记住不多的几句圣人教言，自在度日。”“根子上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民众很难信奉一切离开脚下大地太远、离开直觉经验太远的东西。”余秋雨，2011年：《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北》，岳麓书社，第7、28页换句话说，儒学需要照射生活，而这种生活归向需要借助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才能把民众的直接经验与大道人心融合在一起。金句似乎就具有这样的功能和效应。这方面，关学的代表人物张载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熹将儒家圣圣相传的道统概括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此语《尚书》中就有，实际上是朱熹将其主题化了；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有“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也是张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得以传播的因素之一。其他如孔孟荀董朱的金句就更是可以让人信手拈来，脱口而出。“河汾道统”和“河东学派”学术思想也需要这样的金句来传播。
走研发新路。除了学界已有的“河汾道统”和“河东学派”学术思想研究成果外，这里主要想说的是如何转化研发途径的问题。一是地域文化的转化。道统即学统。学统意识要强化，学统资源要聚合，学统声音要放大。不要一说儒家，就是孔子孟子。先研究一下本土的思想渊源，不好吗？二是溯源路径的转化。王、孔关系。王与韩、柳的关系钱穆先生说过，宋人治学“必始于唐，而昌黎韩氏为之率”。(钱穆，1987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第1页)这就不能不研究王通对于韩愈到底有过怎样的影响。王、张关系，王、朱关系。王、陆关系。薛、王关系。柳、薛关系。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这方面我们做了多少？再往远一点说，东亚儒学中有无王通、薛瑄的影响？这都需要在文化交流中去发掘发现。
阳明学走向了世界，关学走向了全国，而河东学或曰“河汾学”，或曰“晋学”还在步履蹒跚着。我们愧对先贤。由河汾道统和河东学派当年名重华夏的精神气象，到如今的芳华不再，让人不禁想起我们的使命来。我曾经在河东会长创建“山西儒林：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微信群时留言：孔孟圣言，治世恒器。山西儒林，恳志弘愿。昔者河汾，今有斯人。柳公举贤，共襄盛事。现在我要借这篇文章提出的是，山西书院的使命应该是“以弘扬河汾中道精神为要旨，承河东学派之遗风，重现三晋儒学之辉煌。”
《作者简介》
文生，本名吴金生
太原理工大学研究员
木欣，本名吴昊
山西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