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6-8 23:24
摘要：近現代以來，由於思想史上的爭論和誤判而湮沒，河汾道統和河東學派的歷史地位沒有得到充分認可，其哲學思想未能受到應有重視，其優秀傳統也沒有得到傳承。中興河汾道統和河東學派及其哲學思想，並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成為山西學界、儒林和書院的新使命。本文旨在梳理河汾道統和河東學派的歷史淵源，彰顯其歷史地位，反思其傳承缺失，以構建新的文化傳統。
關鍵詞：河汾道統、河東學派、學界、儒林、書院
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經說過，古河東地區曾經是華夏民族先祖創建和發展華夏文明的活動中心。常裕，2009年：【河汾道統:河東學派考論】，人民出版社，『序言』第2頁也就是在這個地區，自隋唐至明清出現了思想傳承綿長、多種文化會通、鴻儒大師輩出的儒家精神氣象和思想高峰，形成了名重華夏的儒學道統和學派，人稱『河汾道統』和『河東學派』。
『凡亮起來的，人們都把它叫做星。』舒婷，1994年：【舒婷的詩】，人民文學出版社，第79頁隋代王通開創了河汾道統，明代薛瑄創立了河東學派，河東大地儒學先賢的燦爛光芒映照了中華思想文化的一段歷程。然而，近現代以來，『河汾道統』和『河東學派』宛若昨夜星辰，由於思想史上的爭論、偏見和誤判而湮沒，其歷史地位沒有得到充分認可，其哲學思想未能受到應有重視，其優秀傳統也沒有得到應有傳承。這一現狀令山西學界、儒林特別是做書院文化的同道同仁倍感失落，也帶來深刻反思。中興『河汾道統』和『河東學派』及其哲學思想，並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成為山西學界、儒林和書院的新使命。本文旨在梳理『河汾道統』和『河東學派』的歷史淵源，彰顯其歷史地位，反思其傳承缺失，以構建新的文化傳統。
一、道統淵源
『道統』一詞是朱熹首先提出的：『子貢雖未得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朱文公集】卷三十六【與陸子靜·六】朱熹所謂『道統』指的是儒學思想淵源統系。『道統』說始於宋代，盛於明清，主要用於理學學術淵源統系的梳理，即『分其宗旨，別其源流』。馮友蘭先生認為，道統的首創者是儒家至聖孔子。馮友蘭，1982年：【中國哲學史】(第一冊)，人民出版社，第114頁孔子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第三十章『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就是為儒家確立的思想統系。這一『統系』經孟子、荀子傳承，經漢代『獨尊儒術』，成為中國學術思想的正統。可見，『道統』說雖始於朱熹，實際源遠流長。
儒家『道統』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道統』世系，一是『道統』學說。
最早明確提出儒家『道統』世系的是唐代中期哲學家、文學家韓愈。韓愈所列儒家『道統』傳道世系，具體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韓愈的『道統說』與孔子確立的思想統系保持了一致性，不僅為後世匡定了範式，也成為儒家『道統』說的主流。繼韓愈之後，唐代末期文學家皮日休提出的儒家『道統』世系是：『孔子—孟子—荀子—王通—韓愈』。【皮子文藪】卷九【請韓太公配餉太學書】繼韓、皮之後，宋初文學家柳開提出的儒家『道統』世系是：『孔子—孟子—楊雄—王通—韓愈』。【河東集】卷六【答藏丙第一書】南宋理學大師朱熹和心學代表人物陸九淵糅合皮、柳『道統』說，十分關注荀子、楊雄、王通、韓愈，在闡述儒家思想淵源時，不僅認同王通的儒學思想觀點，而且也從中得到啟示，發展了自己的思想。但朱熹出於理學自身發展的需要，將王通與韓愈排斥於儒家『道統』世系之外，另起爐灶提出『周敦頤—二程子—張載』為孟子之後道統的隔代傳人。【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戰國漢唐諸子】沿襲朱熹『道統』說，明末清初理學家孫奇逢提出的儒家傳道世係為：『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陸九淵—薛瑄—王守仁—羅洪先—顧憲成』。【理學宗傳】清初學者魏裔介則以自己的思想體系厘定了一個陣容頗為龐大的儒家『道統』傳承譜系：『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皋陶—湯—伊尹—萊文—文—太公望—宜生—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許衡—薛瑄』。【孝經注義】因王通和薛瑄都是河東人，王通傳道授徒主要在『河汾』地區稱為『河汾設教』，所以，皮、柳的『道統』說被後人稱為『河汾道統』，薛瑄創立的『河東學派』也被看作是『河汾道統』的傳承。王、薛不僅先後為皮、柳和孫、魏列入儒家『道統』傳承譜系，而且先後於明嘉靖九年1531年和隆慶六年1573年經禮部裁定入祀孔廟。常裕，【河汾道統:河東學派考論】，第5、6、8、9、309、312頁這說明王、薛的哲學思想和『河汾道統』『河東學派』都得到了官方認可，在儒學思想史乃至中國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關於儒家『道統』學說。儒家『道統』學說的演進經歷了三個階段。隋唐儒學面臨的形勢是十分嚴峻的，既有內部的『王道』與『霸道』之爭，又有外部的儒家與佛道兩家的會通發展。在這種思想文化局勢下，韓愈提出『道統』學說，並將孔子與孟子的『仁義』思想確立為一統標準，這是儒家『道統』學說的第一個階段。皮、柳將王通列入『道統』，意在將其以【中庸】為主的『執中』和『中道』學說作為一統標準，成為儒家『道統』學說的第二個階段。到了朱熹和薛瑄，把由孔孟發端、宋儒尊承的『內聖心性修養』作為一統標準，算是儒家『道統』學說的第三個階段。常裕：【河汾道統:河東學派考論】，第9、314、315、325頁從儒家『道統』學說演化發展的三個階段中，我們可以看出，『河汾道統』及『河東學派』貫穿了儒學發展的全過程，為儒學發展史乃至中國學術思想史研究所不可或缺。了解和把握了『河汾道統』及『河東學派』的淵源和演進，也就把握了儒家思想發展的主動脈。
二、歷史地位
關於王通儒學思想及『河汾道統』的歷史地位。歷史上，除了皮、柳賦予的儒家『道統』地位外，還有宋明哲學家石介、邵雍、程頤、葉適、陳亮、朱熹、陸九淵、薛瑄等人，都對王通的學問有很高的評價，認為他講道河汾，培養了大批有王佐之才的高弟，為傳承和弘揚儒家學說作出了重要貢獻。程頤認為王通的學問在荀子、楊雄之上，薛瑄則把王通比作河東的『伊川子』。常裕：【河汾道統:河東學派考論】，『序言』第8頁，『正文』第316～319頁然而，真正能夠立足於社會影響和文化格局的高度來認識王通的，還十分鮮見。實際上，將人物評價局限於比較高下，某種程度上反映的是一種習氣，格局不大，格調也不高閱讀現當代中國學術思想史著作，我們可以從中開掘出一種不一樣的感覺和認識：王通的『執中』『中道』和『三教可一』思想是一座繞不過的高峰。研究唐代政治社會繞不過，研究唐代及後世三教會通文化現象更繞不過。
王通儒學思想對於唐代政治社會產生過重要影響。中國現代政治學家蕭公權先生認為：『儒家思想至東漢盛極而衰，至魏晉幾於熄滅……故隋末王通崛起於河汾，遂為一代儒宗，唐初名臣或出門下。以為唐儒之先導。』蕭公權，2011年：【中國政治思想史】，商務印書館，第394頁梁啓超先生也提到過：『隋末有人曰王通者，自比孔子，而將一時將相若賀若弼、李密、房玄齡、魏徵、李勣等皆攀認為其門弟子。』梁啓超，1998年：【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7頁回顧一下唐太宗立國初期的政治社會情勢，就可以深刻認識這一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全部構成官僚集團行動上的規範』，黃仁宇，2007年：【中國大歷史】，三聯書店，第48頁創立了一個延續達400年的全新朝代，成為『儒家治世』的典範。但由西漢外戚干政及東漢末年『黨錮之禍』的腐敗政治，導致了隋唐統一中國前430年的分裂戰亂時代，儒家也就一度被徹底拋棄。直到隋代，儒學的頹勢也沒有多少改觀。唐朝甫立，選擇何種治國方略，成為事關成敗興亡的必然抉擇。唐太宗洞察前朝得失，選定了『二帝三王』時代的理想社會和儒家施仁政、重道義、講秩序、崇和平的治國理政之路他晚年所寫的【晉祠之銘並序】中將此總結為『施惠、至仁、剛節、大量』的治國理政方略和文化修為情懷。吳金生、吳昊，2018年：【【晉祠之銘並序】的儒學價值與當代意義】，載吳光、牛廷濤、柳河東主編【儒學精神的當代價值】，中西書局，第88頁初唐大批文人雅士來往於河汾之間，接受王通的儒學思想，正是實行治國理政方略和文化修為的需要，等於為唐太宗實行儒家政治進行了理論準備和人才培訓。稍往遠一點，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沒有王通的儒學理論，就不會有盛唐韓愈『道統』體系和柳宗元『統合儒釋』思想主張的形成；如果沒有王通影響下儒學的中興，就不會有唐朝貞觀盛世的出現。常裕：【河汾道統:河東學派考論】，『序言』第2、5、6、7頁皮、柳將王通和韓愈列入儒家『道統』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對此，有學者認為，『河汾之學』與『貞觀之治』在時間上存在着連續性，政治思想上存在着一致性，有着一定的因果關係。吳金生吳昊，2019年：【儒、佛和合的人文精神及其文化價值】，載秋爽、宮長義主編【第十二屆和合論壇論文集(2018)】，中國出版集團金版電子出版社，第571頁所以說，之於拒絕採用王通治國方略的隋朝而言，唐朝是幸運的。我們是否也可以這樣說，儒學中興在隋唐：天不生仲淹，儒家如長夜；儒家不中興，唐宗如長夜。
王通儒學思想對於唐代儒、釋、道三元文化共同繁榮局面產生的重要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中國當代哲學家、宗教學家牟鍾鑒先生認為：『隋代大儒王通，是有遠見的思想家，他為盛世設計治理的藍圖，就是實行仁政德治的王道，「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禮以制行，樂以和德」』『他對於三教關係的態度超出門戶之見，從國家整體需要出發，提出「三教於是乎可一矣」。其所謂「一」是合作共事，這樣可「使民不倦」，就是民眾精神不散亂怠惰。三教作用不同：在政治上「政惡多門」，只能用儒；但不可廢佛道，三教各有其用，出現災難是用非其人』『他的意思很明白：如有英明之主，三教可以協同發揮積極的作用。他所期待的弘道之人終於出現了，那便是唐太宗。』牟鍾鑒，2018年：【儒道佛三家關係簡明通史】，人民出版社，第197頁要理解牟鍾鑒先生對於王通儒學思想重要性的評價，也需要回顧一下唐太宗立國初期的文化情勢。李唐王朝建立之前出現過兩個重要的文化繁榮局面：一是春秋戰國之際，『諸侯紛爭』的社會戰亂格局導致政治哲學形成『百家爭鳴』；一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徹底瓦解』的天下秩序動盪造就的道家思想盛行和佛教信仰形成高潮。先說後者。第二次文化繁榮造成了儒家思想受到抑制，道家思想盛行，佛教信仰形成高潮，儒、道、釋三元文化形成消長局面。面對這樣的局面，唐太宗不愧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文化的洞見者：他深諳文化清流而不為迷霧所惑，審時度勢地採取了以崇儒為中心、三教並立和三教會通的文化修為策略，其『貞觀盛世』不僅讓道家得以繼續發展，也成為中國佛教文化最為燦爛的時期。吳金生、吳昊：【【晉祠之銘並序】的儒學價值與當代意義】，載【儒學精神的當代價值】，第89頁其哲學根基正是王通『三教可一』的儒、釋、道共生和諧的宇宙觀。再說『百家爭鳴』。錢穆先生說過，中國學術思想發生過一個極大的轉變，兩漢以後『漸不用「諸子」兩字，而改稱「三教」了。今天我們講中國歷史的人，只說前面是先秦諸子，到漢武帝以後，就是儒家定於一尊。這種話完全沒有常識。竟流傳到整個社會、整個學術界。時代大變了，諸子沒有了，變成儒、釋、道。』錢穆，2011年：【講堂遺錄(二)】，九州出版社，第533、534頁學術界什麼時代由『諸子』改稱『三教』的？應該就是由王通的『三教可一』開了先河的吧！這一改變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三教』開始成為中國文化的主體。明白了這一點，王通的『三教可一』思想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意義和作用也就理應得到充分肯定。
王通儒學思想對於宋明理學形成的影響，從朱、孫、魏開出的『道統』清單看，他們並不認同王與宋明理學的淵源關係。雖然朱熹不願認同王通的儒學思想，但其提出的『十六字心法』中的『允執厥中』與王通闡明的『惟變所適，惟義所在』的『中』道也客觀地具有明顯的師承關係。常裕：【河汾道統:河東學派考論】，『序言』第7頁，『正文』第318頁這說明王通儒學思想對於朱熹理學思想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只是他不願意承認罷了。
薛瑄不僅創立了『河東學派』，同時也是明代北方理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四庫全書總目】明確記載：『大抵朱、陸分門以後，至明而朱之傳流為河東。』薛瑄學宗朱子，但能超越朱子，提出『理氣不相離』、『統天地之萬物，一氣之變化』的理氣觀，促成了明初理學轉向；闡發和實踐『性理』，夾『理氣』以論『心性』，將『心學』拽往實體化、客觀化方向；首倡『務實理』、『求實用』的實學思想和學風，促進了明清經世實學思潮的興起和形成。薛瑄由此立學河東，異於姚江陽明心學，也帶動了『關學』中興。薛敬之、呂柟等河東弟子及從游者們遍布秦、楚、吳、越大地，承接薛瑄的學術思想，所闡發的各種思想也精彩紛呈，或更深遠地影響了後世理學發展的大趨勢。明代思想家、東林書院創辦者高攀龍反對王學『無用便是落空學問』的『空虛玄妙』之學，而力挺薛瑄，認為『薛瑄之學嚴密而無流弊』常裕：【河汾道統:河東學派考論】，『序言』第2、3、4、5頁。
如前所述，王通和薛瑄先後被列為儒家聖聖相傳『道統』的直接傳人，在儒學思想史和中國思想史上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由此形成相傳千年的『河汾道統』和具有近六百年歷史的『河東學派』，標誌着古河東思想文化曾經達到的高度，為燦爛的山西文明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三、傳承之殤
『河汾道統』與『河東學派』的被湮沒，僅僅是由於思想史上的爭論、偏見和誤判。學術思想的爭論，不僅極為正常，而且頗有益處。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不就是思想文化界的大爭論嗎？這樣的爭論不僅沒有影響思想文化的進步，反而形成了一座空前絕後的思想高峰和影響中國兩千多年的文化繁榮局面。從有機哲學觀點看待這個問題，越是對立的，才越能豐富其思想。然而，由『河汾道統』與『河東學派』的被削弱和被湮沒而產生的強烈文化失落感，我們很容易歸咎於門戶之見者的偏失評價，或歸咎於某個重要時代節點學術權威片言隻語的偏頗評斷。前者，典型的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對薛瑄『陽為引重而陰致微詞』的『尊王抑薛』說，他認為，『河東之學，悃愊無華，恪守宋人矩矱』。【明儒學案】後者，典型的是梁啓超先生的『【中說】偽書』說，認為王通『虛構偽事而自著書以實之』，人是『病狂之人』，書是『妖誣之書』。常裕：【河汾道統:河東學派考論】，『序言』第3、6頁，『正文』第11頁正是這樣的偏見和誤判，導致了後世『河汾道統』和『河東學派』思想成就、政治主張及聲譽名望的被削弱和被湮沒。
為恢復和提高『河汾道統』和『河東學派』的歷史地位和現實影響力，我們也要善於從學術思想研究中發現不同聲音。比如，同樣是對於王通【中說】一書，梁啓超認為其為偽書，而錢穆先生卻給予充分肯定。梁啓超先生曾指出過，王通『這個人，事事模仿。』梁啓超，2016年：【兩千五百年儒學變遷概略】，載【儒家哲學】，吉林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第35頁言外之意，並不看好王通的做法。類似的說法，還有號稱晚明三大儒家之一的王船山，他認為『自修之士，有見而亟言之，德不崇，心不精，王通之所以不得為真儒也』。【讀通鑑論•太宗·六】但錢穆先生卻認為，這是『當時中國人對經學就有的三種不同意見』，並將這三種不同意見辨析為『惑經』、『續經』、『宗經』。他認為：『隋朝文中子王通寫【中說】，他主張續經。』而王通的『續經』，在錢穆先生看來，是儒家大智慧。他認為，『王通的見解是通的。不過後來人尊經，認為你王通怎麼可以繼續孔子來續經呢？這話反而不通了。其實後來人等於是照着王通的話做了……王通可以說是子學家，他學孔子要續經。』錢穆：【講堂遺錄二】，第534、535頁梁啓超先生說的『事事模仿』，顯然就是錢穆先生所謂『續經』。錢穆先生所言不僅僅是說法不同的問題，實質上是對於梁說的撥亂反正。
不過，梁啓超先生畢竟是大家，還是很有些儒家中庸精神的。他也曾經說過，王通的著作『有人說是博洽，有人說是荒唐，』但『能另闢蹊徑，直接孔子，這是他獨到的地方』，『他對於佛教，一點不排斥，並且主張調和』，『隋代儒家，不論南北，都主調和儒佛』，『王通就是很好的代表』。梁啓超：【兩千五百年儒學變遷概略】，載【儒家哲學】，第35頁梁啓超先生如此評價，對於王通研究十分難得的，也十分重要。只是此言並沒有引起學者們的多少關注。其實，『河汾道統』被湮沒的重要原因，在於唐宋思想界嚴重的排佛現象，王通『三教可一』思想必然也會受到排斥。問題是，如果我們如錢穆先生所言，認識到王通在『諸子』到『三教』思想文化格局變化中的歷史作用，就不應該忽視王通在學術思想上的歷史地位。
同樣，說說對於薛瑄的評價。清人【四庫全書】曰：『明初理學，以端與薛瑄為最醇。』【曹月川集提要】在清人眼中薛瑄與曹端兩位北方理學家名望極佳。近代佛學大家弘一法師曾摘錄薛瑄【讀書錄】，『以備錄覽』，認為『其中說性理者，頗近佛法，惜模糊影響，似是而非，故無足取。但其習氣之言，皆精湛切實。可資吾人省惕。』弘一，1988年：【弘一大師全集】，弘化社，第642頁錢穆先生認為，黃宗羲對薛『悃愊無華，恪守宋人矩……然河東有未見性之譏，所謂「此心始覺性天通」者，定非欺人語，可見無事乎張皇耳』的評價是違心之言，『今日吾人平心讀敬軒書及梨洲評語，則梨洲之所以譏之者，亦正所以譽之矣。』這等於說，黃宗羲並無己見，有的只是宗承門戶之見，所言『乃以專尊陽明，似未能真識敬軒之為人也』。錢穆，2011年：【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九州出版社，第25、32、34頁
歷史上朱熹也曾被人攻訐過。南宋與朱熹同時代有兩個人，一個叫做葉紹翁，一個叫做楊和甫，分別寫過【四朝見聞錄】和【行都記事】，揭過朱熹的人格之短，批評過朱熹的理學缺失，而且影響很大。李國文，2016年：【李國文說『宋』】，萬卷出版公司，第259、265頁晚明『顏習齋、李恕谷學派』主張『必破一分陳、朱，始入一分孔、孟』，認為孔、孟與陳、朱判然兩途。清人毛奇齡曾著【四書改錯】，駁改朱子之錯451條。錢穆：【講堂遺錄(二)】，第235、240頁但這並沒有影響朱熹被奉為聖人直至在理學方面一家獨大。為什麼我們要因為歷史上『河汾道統』與『河東學派』的學術爭論引發的偏見和某些學術權威的極端誤判而產生價值自損式的失落和自卑呢？
通過以上的例子，似乎可以得到一個提示：如果將『河汾道統』與『河東學派』做成學術公案，勢必會引起學界對於王通和薛瑄的重新審視，而不會僅糾結於朱、黃及梁的偏見和誤判。令人遺憾的是，在多數思想史著作中，如此大儒要麼被付諸闕如，要麼只點綴寥寥數語，且語焉不詳。
雖然有學者做了一些這方面的研究，通過學術上的撥亂反正為『河汾道統』與『河東學派』正名。但也要承認以下幾點：一是本土的學術研究缺乏研究本土文化的熱情，學術成果尚不盡如人意；二是知識的缺乏局限了研究的視野，許多學術空間尚未涉足；三是研究的高度和深度遠遠落後於相關學派，如張子和關學研究，如朱子思想和南派理學研究，如陽明心學和浙東學派研究。
找到了道統淵源，明白了歷史地位，山西後世後人當然會將『河汾道統』與『河東學派』視為一份豐厚的傳統文化財富。然而，無論它們在當時是多麼高大過，耀眼過，但滄海桑田，時過境遷，我們想要將其奉為今天的文化傳統，還是需要用心重構的。因為，文化傳統就是重構的傳統文化。反思『河汾道統』與『河東學派』的研究，還要獨創性地給予更加通透的揭示，將其在儒學和理學史上的開創性奠基性地位給予更加明晰的彰顯，將其在現代社會的價值給予更加深刻的分析，即把他們在歷史上的偉大之處充分講出來，把他們對於今天的啟示充分講出來。然而，要做到這些，需要『高水平的人文反思』。陳來，2020年：【宋明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第2頁在這方面，我們存在着不可忽視和應該檢討的缺失。
四、中興路徑
以明初『河東學派』為中心，並追溯『河汾道統』之傳承及其在學術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一個重要課題。讓儒學重心重新北歸，或至少做到南北平分秋色，僅僅局限於課題研究，是遠遠不夠的。應從當下政治社會的高度，即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進而中興『河汾道統』和『河東學派』學術思想。這應該是山西學界、儒林和書院的使命。為此，茲提出以下建議就教方家，共擘未來。
立時代潮頭。當今中國向人類社會發出的時代最強聲音是什麼？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治世方略，是習近平總書記在許多國際場合反覆闡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思想文化根源是什麼？是中華民族和合文化。和合是中華文化的精髓，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吳金生、李慈慈，2019年：【和合文化視域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思潮:兼論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倫理意蘊和價值維度】，載【『2019」中國台州「文化融」主題峰會暨天台山和合文化論壇』論文集】(光明日報社、浙江社科聯、中共台州市委、台州市人民政府主辦，光明日報社文化產業中心、光明日報浙江記者站、中共台州市委宣傳部、台州市經濟和信息化局、台州市社科聯、中共天台縣委、天台縣人民政府承辦)，第187～195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和衷共濟、和合共生是中華民族的歷史基因，也是東方文明的精髓。』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出現過兩次重要的文化和合盛況。一次是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各種思想觀念在對話中相互立異、相互溝通、經世互用，呈現出中國歷史上鮮見的文化和合氣象，成就了儒、道、法三家，也凸顯了儒家。吳金生、吳昊，2019年：【先秦諸子思想和合的精神氣象與人文價值：兼論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文化根源】，載【第十三屆和合論壇:『民族命運·和合共生』新時代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蘇州市寒山寺、中億豐建設集團、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主辦)，第349～355頁一次是隋代大儒王通提出『三教可一』思想，促進了儒、釋、道三家融突和合與貫通而共同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結構，也形成了中國佛學的鼎盛局面。如果要講和合文化統系，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溯源，『商契和合五教』【國語·鄭語】是一個，『諸子百家』和合是一個，『三教可一』是更重要的一個。中國傳統和合文化的『和合』一詞，首見於【春秋外傳】的【國語·鄭語】：『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也。』(五教，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和合作為一種理論思維新形態，是指『自然、社會、人際、心靈、文明中諸多形相和無形相相互衝突、融合，與在衝突、融合的動態變易過程中諸多形相和無形相和合為新結構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總和』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我們正在創建的文化傳統，王通的『三教可一』思想是其重要的合法性淵源之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興『河汾道統』和『河東學派』學術思想，就是在追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思想文化之源，就是在匯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潮流。換句話說，是站在了時代的潮頭，肩負了一個重大的文化使命。
為大儒招魂。自古聖人教化社會，社會塑造聖人。儒家有三個靈魂，一個是『仁義』，一個是『中道』，一個是『心性』。王通的『中道』思想之於儒家是有大貢獻的。朱熹的【四書集注】曾經因進入科舉而居有壟斷地位，而王通的【中說】曾經為勃興大唐盛世助力，並奠定了儒釋道居有中華文化中主體地位的思想基礎。王通之於中華文化是有大貢獻的。王通的『三教可一』思想是中華和合文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重要思想文化來源。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需要和合文化的『克里斯瑪』韋伯語事件和人物。[美]愛德華·希爾斯，2014年：【論傳統】，傅鏗、呂樂，譯，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6、102頁。希爾斯認為，能夠長期受到人們的敬重和依戀，並對人們的行為具有強大的道德規範和示範作用的傳統，才是『實質性傳統』。因為實質性傳統往往具有一種神聖的『克里斯瑪』(Charisma)特質。Charisma一詞最早出現在【新約·哥林多後書】中，原指因蒙受神恩而被賦予的天賦。19世紀的德國法學家用它來指基督教會的超世俗性質。馬克思·韋伯則全面延伸、擴大了Charisma的涵義，既用它來指具有神聖感召力的領袖人物的非凡體格特質或精神特質……也用它來指一切與日常生活或世俗生活中的事物相對立的被認為是超自然的神聖特質……異乎尋常的想象力、非凡的品格和美德某種意義上說，王通具有『克里斯瑪』事件和人物特質。王通之於中華文化復興也將是有大貢獻的。河北和保定在為北學吶喊，在為顏李師徒史上最後入祀孔廟的大儒，直隸巡撫于成龍曾送『敦倫風世』匾以示對顏元的表彰招魂，我們也要為王通及『河汾道統』、薛瑄及『河東學派』招魂，這是為古中國招魂，為黃河文明招魂，為山西文明招魂，為山西學界招魂，為山西儒林招魂，為山西書院招魂。
尋領軍人物。我們已經有山西儒林和山西書院的領軍人物，但中興『河汾道統』和『河東學派』學術思想，並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學界研究要走到前面。因此，尋找在全國有影響的學術領軍人物，開展專題研究就非常重要。群龍無首，行之不遠。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陳祖武先生楊向奎先生的弟子正在為北學代表人物孫奇峰做【夏峰學案】孫奇峰被譽為晚明三大儒之一，山西能否有學者也來專門寫一下【王通學案】和【薛瑄學案】呢？果能如此，山西儒林、山西書院再將其引進書院，引進課程。『河汾道統』和『河東學派』學術思想的中興，大事可成一半。
煉核心金句。『河汾道統』和『河東學派』學術思想需要一種強有力的傳播方式。比如，通過金句所謂金句，即言近旨遠的精彩話語，這些話語要鮮活生動、溫潤人心，與民心形成共振，能夠映襯斑斕時代表情、傳達壯闊時代強音，折射出當下中國的神韻與氣質來進行深度傳播。余秋雨先生曾經談到過一個問題，中國民眾之所以對學理有一種隔膜，是因為『從古到今，中國民眾對於抽象學理缺少消費欲望。幾千年來，他們只記住不多的幾句聖人教言，自在度日。』『根子上的農耕文明使中國民眾很難信奉一切離開腳下大地太遠、離開直覺經驗太遠的東西。』余秋雨，2011年：【中華文化四十七堂課：從北大到台北】，嶽麓書社，第7、28頁換句話說，儒學需要照射生活，而這種生活歸向需要藉助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才能把民眾的直接經驗與大道人心融合在一起。金句似乎就具有這樣的功能和效應。這方面，關學的代表人物張載有『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朱熹將儒家聖聖相傳的道統概括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心傳。此語【尚書】中就有，實際上是朱熹將其主題化了；心學的代表人物王陽明有『四句教』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也是張朱理學和陽明心學得以傳播的因素之一。其他如孔孟荀董朱的金句就更是可以讓人信手拈來，脫口而出。『河汾道統』和『河東學派』學術思想也需要這樣的金句來傳播。
走研發新路。除了學界已有的『河汾道統』和『河東學派』學術思想研究成果外，這裡主要想說的是如何轉化研發途徑的問題。一是地域文化的轉化。道統即學統。學統意識要強化，學統資源要聚合，學統聲音要放大。不要一說儒家，就是孔子孟子。先研究一下本土的思想淵源，不好嗎？二是溯源路徑的轉化。王、孔關係。王與韓、柳的關係錢穆先生說過，宋人治學『必始於唐，而昌黎韓氏為之率』。(錢穆，1987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華書局，第1頁)這就不能不研究王通對於韓愈到底有過怎樣的影響。王、張關係，王、朱關係。王、陸關係。薛、王關係。柳、薛關係。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課題。這方面我們做了多少？再往遠一點說，東亞儒學中有無王通、薛瑄的影響？這都需要在文化交流中去發掘發現。
陽明學走向了世界，關學走向了全國，而河東學或曰『河汾學』，或曰『晉學』還在步履蹣跚着。我們愧對先賢。由河汾道統和河東學派當年名重華夏的精神氣象，到如今的芳華不再，讓人不禁想起我們的使命來。我曾經在河東會長創建『山西儒林：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微信群時留言：孔孟聖言，治世恆器。山西儒林，懇志弘願。昔者河汾，今有斯人。柳公舉賢，共襄盛事。現在我要借這篇文章提出的是，山西書院的使命應該是『以弘揚河汾中道精神為要旨，承河東學派之遺風，重現三晉儒學之輝煌。』
【作者簡介】
文生，本名吳金生
太原理工大學研究員
木欣，本名吳昊
山西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