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6-12 18:03
摘要：山西晋阳书院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山西古代教育重镇和思想摇篮。本文从晋阳书院的创建开始追溯其文化与思想脉络，对其所承载的河汾道统一脉的明代北方理学特色进行分析，并介绍其清代儒学传授特色。
关键词：书院史、河汾道统、理学、儒学
书院开创于唐代中叶。北宋是书院的发展期，典定了书院讲学、藏书、祭祀的基本规制及文化规模以及理学发展的重要地位。到了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重视科举考试，官办教学，不重视书院建设，书院在明初一直比较沉寂。明嘉靖年间，政治较为清明，随着王阳明、湛若水一批理学大家的出现，他们四处讲学，创建书院，书院开始逐步恢复。创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的晋阳书院最初称河汾书院，是山西较为古老的书院之一，承载着山西明清之际学子包括三晋官员和百姓的梦想，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起来的。从成立之初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制为山西大学堂为止，前后经历372年。其在不同时期，随社会及书院自身的原因，历经风雨，都有不同的变化，其承载的社会思想文化职能亦有很大的不同。在明嘉靖年间，晋阳书院主要是由民间士人宣传理学；明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行政，禁毁书院，书院发展又受到沉重打击；到崇祯年间的时候，晋阳书院又有所恢复，并向民间普及。到了清代，书院处在不断演变最后消亡的过程。
一、晋阳书院历史沿革
太原市古称晋阳县，春秋时为晋阳邑，晋阳邑是春秋时晋国大臣赵简子的封地，后其家臣董安奉命在此筑城，始称晋阳城。初属晋国，后属赵国，西汉置晋阳县，为太原郡治，东汉时兼为并州治。故治所在今太原市晋源区古城营村。
道光《阳曲县志》载“晋阳书院建自前明”。清道光年间的晋阳书院究其渊源，最早是明嘉靖、万历年间设于太原的河汾书院。
明嘉靖九年1530年，山西按察司副使陈讲利用已迁走的巡抚衙门旧址，增建号舍，挂起“河汾书院”牌匾。翌年，再加扩建，筑三贤堂，祀奉讲学河汾、生长于河汾的古代出生于山西的三位先贤王通、司马光、薛瑄，以此作为当时和后世士子学习的榜样。
河汾书院创建不久，明朝因忌讳书院“发声”，议论国事，遂即诏毁天下书院，书院暂告停顿。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时任山西巡抚魏允贞鉴于书院被禁止、关闭、荒芜多年的实际状况，在太原府治西南右所街，将三贤堂扩大为三立祠，祀奉历史上的名贤55人。正殿供奉黄帝、尧、舜、夏、商名臣18人；左右偏殿分别供奉名臣18人，乡贤16人；另立寓贤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位，每年按规定日期和仪式致祭。三立书院由此确立。
崇祯初年1628年，时任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从考生中择录优等生250人进入三立书院，并将三立祠名臣、乡贤续增至71人。
崇祯十六年1643年,时任山西巡抚蔡懋德又对三立书院进行整顿，其中两大措施最为著名：一为聘请知州魏权中、举人韩霖、桑拱阳及傅山来院讲学；二为每月三集，集中讲学：初集讲圣谕，由地方绅士和乡老参加；再集讲经济，举凡国家大政，地方利害均在讨论之中，从政人员必须参加；三集讲制举，科举应试的士子必须参加。
顺治十七年1660年,巡抚白汝梅鉴于三立祠地势湫隘，又经兵燹，遂在太原府城东南侯家巷购地，建三立祠。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三立书院正式改名“晋阳书院”。重建后的晋阳书院旧址即现太原市公安局。自顺治十八年1661年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661—1902年241年间，晋阳书院一直设在侯家巷。
1902年在山西巡抚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共同努力下，议定成立山西大学堂，晋阳书院的学生全部进入山西大学堂。又过了一年，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山西大学堂购得晋阳书院东段200余亩瓜菜地和居民住宅今太原师专校址，晋阳书院和省城令德堂书院正式合并，山西大学堂开始运作。
二、河汾书院与思想承载
明朝前期，经济社会得到进一步恢复，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成祖朱棣，励精图治，都对经济及思想文化发展十分重视。明朝统一天下后，不仅加强了行政建置的设置，而且承接历史，建立了新的取仕入宦制度，为培养国家人才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几乎到了不拘一格、千方百计的程度。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将原位于南京集庆路的国子学，改建于鸡鸣山下，第二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为明代高等学府，培养可用官吏，最高长官为祭酒，下设司业、监丞、五经博士和助教等职官。同时在地方上设置府学、州学、县学等，府学设教授、训导，州学设学正、训导，县学设教谕、训导，专门负责基层文化教育方面的事务。到明成祖永乐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明成祖更是大刀阔斧着手编辑《永乐大典》一书，该书由明成祖钦定礼部尚书郑赐为正监修官，挑选全国各地的名人3000多人参与编写，目录60卷，分11095册，《文中子中说》，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页。7亿多字，是一部浩大的前无古人的所编纂的巨著此处参见《中国小通史》第十三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2月。可以说正是由于明代前期皇帝对文化的重视，人才的重视，促成了地方对学校即书院建设的重视，山西晋阳书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这一段历史在道光《阳曲县志》中表述为“晋阳书院建自前明”。可以肯定，在明朝前期，出于对全国文化教育形势发展的需要的响应，山西同样也创建了书院。史载，明嘉靖九年1530年冬天，刚升任山西提学使不久的陈讲，利用已经迁走的山西巡抚衙门旧址，增建号舍，挂起“河汾书院”牌匾。
陈讲，字子学，号中川，四川遂宁县罗家场人今四川遂宁船山区永兴镇人。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监察御史，巡按陕西；后任山西提学使、河南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山西巡抚。著有《中川文集》、《茶马志》等书，明史有传。陈讲任职山西期间，十分重视教育，重视文化人才的培养，来山西后马上兴建书院，就是其重视文化教育的政绩。
河汾书院建起后的第二年，即明嘉靖十年1531年,出于对河汾书院祭祀的需要，根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穆叔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唐经学家孔颖达对这句话注解为：“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此三者为古代圣人学子所追求的“三不朽”。又根据明嘉靖年间山西按察使唐龙记载：北为祠祀文中与文正与文清三乡先生。“乡先生”一语，常见于宋代祠堂记文，士人引用配事社稷之典，称有功于地方教学之士为“乡先生”，据“乡先生于社”为立祠依据。元儒熊禾12471312年“若以一乡论之，各有先贤、乡先生，其节行足以师表后进，轨范薄俗者，故在乡国之所以当祀矣之说，影响后世甚巨，成为明人于州县立先贤名宦祠之依据。”河汾书院三贤祠之位，引述“乡先生”为理论依据，奉祀王通、司马光和薛瑄三人，以为书院士子学习榜样。
王通，公元584年617年，山西河东龙门人今山西省河津市人，字仲淹。自幼才智过人，少时即从多位名师学习。仁寿二年602年，去长安拜见隋文帝进奏《太平十二策》，主张“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验今、运天下于指掌”，得到隋文帝的看重，但因当时朝臣阻碍，其志不能推行；此后任蜀郡司户书佐，侍读蜀王，不久辞官归乡。他回到故乡河汾后，首先集中研究和探讨孔子的《六经》，“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文中子中说》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页，撰写了80卷的《续六经》一书。
巨著完成后，转而讲学授徒，“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文中子中说》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页，盛极一时。所以“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雍雍如也《文中子中说》，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页”。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年仅38岁，因病去世。他死后，门弟子数百人会议曰：“吾师其至人乎！自仲尼以来，未之有也”《文中子中说》，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页。《续六经》一书，“圣人之大旨，天子之能事毕也。仲尼既泆，文不在兹乎！”《文中子中说》，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页。其门人因《易经》中坤卦的《象传》有“黄裳元吉，文在中也”一句，私谥他为“文中子”。
两汉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观，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谶纬迷信的天命史观，认为国家的兴亡和社会的变迁都是由天和神的意志通过符瑞和灾异来预示的，鼓吹君权神授、天命主宰一切。到了隋唐时代，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历史观的粗陋和欺骗性越来越暴露出来，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越来越力不从心，儒家学说越来越失去威力。
王通第一个全面地批判了董仲舒的天命史观，如他针对董仲舒所说的帝王“改元立号”也是“受命于天”的神秘理论指出：“改元立号非古也，其与彼心自作之乎！”《文中子中说》，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52—53页，是说帝王改元立号这一套古来并没有，不过是后世帝王造出来的，怎么能说是受命于天呢？他认为，主宰人类社会历史以至天地自然万物的，并不是什么天命和神灵，而是“道”，是“圣人之道”，“周、孔之道”，也就是儒家历来主张的所谓王道或仁政。王通还进一步认为，天命也得服从于道，受道的支配，这个道，就是人间道德，也就是“德”；因此，封建帝王必须遵从道、德，成为有道、有德之君；若帝王无道、无德，大臣可以废旧立新，以有道、有德之君取而代之，这叫“废昏举明”。甚至，若帝王失德无道，举兵反帝也是应该的。至此，王通否定了天命的最高主宰地位，以道、德史观取代了天命史观。
除社会历史观之外，王通最基本的思想成就是“中道”，所谓“中道”，包括以下三方面内涵，一为抛弃汉代神学化儒学的“天人感应”说，区分“天道”与“人道”，主张‘人道“的回归；一为“复礼”说法的提出；其中包含着内外两部分，外为王道或“圣人之道”，内为“穷理尽性”。一为“三教可一”说实际上是主张以儒为主条件下的三教合一。至此，王通以其宏篇巨制思想建树构造了一个批判清算陈旧儒学的变革开新兼容佛道的新儒学体系，后世尊其为一代大儒。常裕学术新著《河汾道统河东学派考论》认为，实际上王通是两汉以后最早认识到儒家存在“千年道统”，并提出要继承此道统的学者。象他那样致力于续《书》、《诗》，修《元经》，以弘道自任，此非有意继承道统而何！叶平、田甲乐进一步认为，……如果检校唐、宋以后的学术，一方面可以看出整体上都受过河汾道统的影响，如宋代儒学对性理问题的探讨，以及理学对佛、道二教的吸收与王通“三教可一”思想有关参见叶平、田甲乐，《千年道统在河汾评《河汾道统河东学派考论》”，《平顶山学院学报》2011年12月第26卷，第6期。
李元庆在其著作《晋学初集》中解释：“道统，即儒家传道的传统。春秋时孔子历叙尧、舜之言，开儒家道统说之端。战国时孟子继其说，以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并自命孔子道统继承者。西汉扬雄亦论及儒家圣人序列。唐代韩愈作《原道》以排斥佛、老，仿照佛教诸宗的祖统，正式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关于道的传授系统说，以继承孟子自命。韩愈的道统说开宋代理学道统说之先河。.....道统说也由此构成理学思潮的最显著特点之一,宋代理学家正是通过道统找到了理学与儒学的联结点,并为理学在学坛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李元庆，《晋学初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叶平、田甲乐文接着说，“.....唐末由皮日修正式继承了韩愈道统的提法，韩愈讲的道统至孔孟而止，皮日休则将此道统世系延续下去，并将文中子列为道统世系之中。.....其后的柳开、石介、二程、朱熹等人都正式承认文中子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宋人黄履翁将王通之学称为‘河汾之学术’、‘河汾之学’，说‘中之为说,议论问答本乐天知命穷理尽性之书,盖孔孟氏之流派,而后来诸公之迳溪也’,认为存在这样一个‘河汾道统’.....”叶平、田甲乐，《千年道统在河汾评《河汾道统河东学派考论》载《平顶山学院学报》，2011年12月第26卷，第6期。
司马光，公元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任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大臣，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佑元年1086年去世，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配享宋哲宗庙廷，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光，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一生学识渊博，涉及历史、文学、理学、医学、音乐、律历等，且著作颇丰，主要有《通鉴举要历》、《稽古录》、《本朝百官公卿表》等，特别是编写了近400万字的《资治通鉴》，成为我国最为著名的史学家之一，在历史上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在政治方面，反对王安石变法，坚持宗法及伦理纲常治国；在文学上主张“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提倡要写朴实有见解的诗文；他最大的成就在史学，用毕生精力完成《资治通鉴》，其以朝代的兴衰来反映封建礼制和秩序的史学观，是该书的基调。
理学自北宋正式形成，历经南宋和元代，至明初达到极盛。南宋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构建了一个完备、细密而庞大的理学体系，朱熹理学的出现标志着理学思潮发展到了高度成熟，并日臻走向极盛。
朱熹理学最初被发现始于南宋理宗时代1225—1264年，统治者逐渐发现了朱熹理学对维护封建制度的重要性，遂诏行朱著《四书集注》颁行天下，承认朱熹理学为官方哲学，并按照祭祀孟子的礼仪祭祀朱熹。元朝时朱熹及其思想继续得到高度重视。明朝的特点是在高度强化君主独裁的皇权制的同时，大肆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对人们的思想严加禁锢，于是更加牢固地确立了理学尤其是朱学的统治地位。明王朝以汉武帝独尊儒术那样，遵奉朱熹及其思想和著述为一家独尊和神圣不可违的教条。这样，作为明朝政权精神支柱的朱学事实上已经变成了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
薛瑄，公元1389年1464年，字德温，号敬轩，山西运城市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山西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世称”薛河东”。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官至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明天顺八年1464年去世，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故后世称其为”薛文清”。明隆庆五年1571年，从祀孔庙。著作集有《薛文清公全集》四十六卷。
薛瑄讨论了道统的传承道统的发展，那么，这个道的内涵道的本体到底是什么呢？他认为是性或是人性。论性，还得从孔子孟子那里说起，简单地说，道学的发展，就是关于人性理论从不明到明、从不发展到发展的，孟子、二程、张载皆有发展，至朱熹则是一种充分的发展。关于人性理论本身，薛瑄并没有重大发展，只是做了些融会折衷和进一步的阐发，薛瑄学说和程朱学说一样都是一种性理学说，但是程朱强调的是理，是一种理本说，而薛瑄强调的是性，是一种性本说。程朱是要为性找一个本体，这就是理；薛瑄则要将性本身作为本体，这样就为他的“践履之学”树立了根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复性学说。
他还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程朱理学，在“理无穷，故圣人立言亦无穷”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知理而行者，如白昼观路分明而行，自无差错；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无所见而冥行，虽或偶有与路适合者，终未免有差也。”在实践中，他任御史、广东道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期间，清廉从政，执法如山，依法严惩了一批贪官，获得了清官的美名。所有这些，都是他主张“践履”的思想及经世致用思想的结果。薛瑄对于朱学的系统批判使他程朱理学的新高峰成为“河东学派”的掌门人。
作为代表山西河汾学派的“儒家三圣”王通、司马光和薛瑄，在他们从政为官后，都把政治儒学放在相当重要的思想位置。王通目睹隋末暴政，政治崩坏、不可救药的社会局面，大力提倡先秦儒学的革命思想。他说：“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他对“布衣革命”十分赞同，看到隋朝的残暴与腐朽后，他毅然辞官归隐，效法孔子，在家乡山西龙门县讲学，兴教于河汾，其思想对其后代门人及唐初“贞观之治”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司马光同样是位主张政治儒学的官员。面对北宋已经出现的政治危机，他主张怀民以柔，推行仁政，选用良将贤相，保证国家运转，保证百姓生活。他反对王安石变法，也可以看作是他对承接已久的正统儒家思想的保护。薛瑄所处时代与王通和司马光不同，作为明代程朱理学的继承者，河东学派的掌门人，他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程朱理学，在“理无穷，故圣人立言亦无穷”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知理而行者，如白昼观路分明而行，自无差错；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无所见而冥行，虽或偶有与路适合者，终未免有差也。”在实践中，他任御史、广东道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期间，清廉从政，执法如山，依法严惩了一批贪官，获得了清官的美名。所有这些，都是他主张政治儒学思想及经世济用的结果。
应该看到，河汾书院祭祀的山西三位先贤，都曾入仕做官，但却并不是一帆风顺，其中王通初做官几年，曾任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郎，而后辞官归隐讲学；司马光做官多年，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归洛阳隐居；薛瑄则仕宦24年，最后也是辞官归隐，致仕还乡。在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一种受长久儒学熏陶的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论语云：“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人入世的目的是经国济世，当条件允许经国为政的时候，就要为官从政，造福国家；当条件不允许为官从政的时候，就隐居山乡，从事讲学著书，尽自己“济世”之初心；从另一个方面，用另一种方式，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王通在隋文帝仁寿三年公元603年上奏隋文帝《太平十二策》，畅言王霸大略，遭群臣嫉妒而隐居，他为此作《东征之歌》感叹道：“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王通辞官归家乡白牛溪后，钻研六经，博采众长，完成《王氏六经》一书，且聚众讲学，门人常以百数，终成“圣人”。他讲学的那条溪，称之为“王孔之溪”，又因为他读书讲学的地方临近河汾，后人便称他“教授河汾”，他的学问思想被称为“河汾之学”。相比于王通，司马光在政治上要顺畅得多，风光得多。他历仕四朝皇帝，且大都担任要职。宋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司马光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退居洛阳，续编《资治通鉴》，前后达15年。元丰七年1084年编完。神宗皇帝赐书名，并亲自写序文。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资治通鉴》的完成，是司马光经国济世、为民造福、为世存史的最好印证。薛瑄从政二十多年，最后虽被任命为翰林院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但此时他已年老，且对明朝江河日下的政局十分不满，最后以老病为由，归乡隐居，聚众讲学，创立了河东学派，门徒遍及山西、河北、河南、甘肃等地，被后世称为“开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所著《读书录》和《读书续录》影响甚大。明隆庆五年1571年九月，朝廷降旨准予薛瑄从祀孔庙，称其为”先儒薛子”。
对于建祠的意义，王骏光做出卓越评价：“三贤祠的创建，受到嘉靖礼制改革的影响，士人在祠祀中寄托了维系河汾学统，欲与‘伊洛’学脉在思想界形成争鸣的愿望”引自王骏光，《两代之典：山西太原府三立祠与明清思想的转换》，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万历七年1573年，张居正奉诏罢毁天下书院，河汾书院即行停办王欣欣，《山西书院》，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94页。
三、三立书院与思想承载
三立书院的创建
明代中期将河汾书院改为三立书院是有原因的。在明代前期到中期，书院盛行于各府郡州治地，书院中“讲学自由，议论朝政，裁量人物”的“清议”之风风靡一时，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吏治造成一定影响。明万历皇帝朱翊钧采纳了执政宰相张居正的建议，试图封闭言路，遂令“诏毁天下书院”。山西的“河汾书院”，也在被毁之列。明万历七年1579年，废止停办。到了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当朝重臣魏允贞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时，因见书院荒废多年，有恢复重建之心，但又怕人举报，遂以建三立祠为名，将河汾书院改名为三立书院，并由原巡抚衙门迁址于太原府右所街今旧城街一带。
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三立祠地处山西太原府治阳曲县，就行政区划而言，属于太原郡。太原郡，战国秦庄襄王四年前247年首置。此后政区划分几经变迁，在唐开元十一年723年改并州为太原府，治所在太原县；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迁治所至阳曲县。元代为太原路，置山西宣慰司。明初复为太原府。三立祠及三立书院的命名，也就从此开始。
从几个人物看三立书院的思想承载
明朝从中期开始就面对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张居正禁毁书院，程朱理学日益腐坏。作为对最黑暗的严酷专制统治的思想反抗，阳明心学漫延，一套个性化、追求人性极大扩充的思潮迅速在当时社会中占据显学地位。当时思想界这种新旧丛生纵横交错的局面在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中被表述出来:“从南宋末年，到明朝中叶，完全成一个朱学独占的局面。所谓一代大儒，如许鲁斋、薛敬轩辈，都不过陈陈相因，谨守朱子门户。道学至此，几乎纯成一种烂熟的格套了。于是乎首先出来个陈白沙，既而又出来个王阳明，都举起道学革命的旗帜，一扫二百余年蹈常袭故的积习，而另换一种清新自然的空气.....”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第5页。
可以看出，这个时代，以薛瑄为高峰的河东理学早已经远远失去了学术中心地位，而完全退落到当时思想阵地的边缘地带。然而，鉴于晚明清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极盛，商业资本烂熟时期，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遭遇严重的社会危机，其自救运动盛极一时，反映在思想方面亦五光十色。社会的发展不断催生酝酿的进步思想，可以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学占主导仅仅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一个方面、一个阶段，特别是到晚明，阳明心学派一方面把朱学末流墨守训诂辞章的积习扫除净尽，单刀直入，专明本心，警切通透；另一方面，在王学中出现了推向极致的行为如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空腹高心、掉弄玄机之徒。王学中的龙谿、心斋等学派，其成员颇有些下层社会之人，如陶匠、樵夫、小贩各色人物，他们的思想行为引起一班缙绅先生惊怪，甚至有出乎名教之外者，如李卓吾一流人。这些思想界的危险分子，正是明末社会动摇的一种反映。有鉴于此，晚明时期，思想界出现了“由王返朱”的趋势，在这种环境中，出于对王学“不师古”的反动意识，师古以救世成了一种合理的思想逻辑。也就是说，思想界存在的反省并修正阳明学流弊的潮流，与明代中后期历史环境中存在的师古心态，二者逐渐融合，最终催生出了三立祠独特的明代典制。
这里我们结合与三立书院有关的几个人物来看看当时明代北方理学界的情况。
魏允贞，公元1542年1606年，字懋忠，号见泉，明大名府南乐县人。明万历五年进士历任湖北荆州推官、山西道监察御史、山西右佥都御史、山西巡抚、兵部右侍郎等职，卒谥”介肃”。万历十年1582年任山西道监察御史；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任山西任右佥都御史，不久任山西巡抚。来山西担任右佥都御史后，重建三立书院，作《原学示书院中诸生叙》一文，开篇这样说:“自愚不知学，盖常闻学与夫子矣。其首章曰：‘学而时习之’。第未显说所谓学且习者安在，遂生后学妄议。然继之曰：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弟子之学，不可知耶？即伦理，而未尝废乎诗书六艺也”魏允贞，《原学示书院中诸生序》，《三立祠传》附录。从文中不难看出，魏允贞所倡导的三立书院的儒学观还是“学而习”、“谨而信”、“爱而仁”、“诗书六艺”等。在魏允贞认为，由于书院禁毁，荒废已久，现在要恢复书院，必须重新确立正统孔孟的儒学思想，作为学子们的思想基础。一切的课程安排、书院的而所作所为，都要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和核心。可以说魏允贞倡导的孔子的儒学观，是三立书院的立院之本。
魏允贞激于阳明思潮的漫延，而思有所救正，创建三立祠，以“祠其乡之先哲”的先贤示范功能召唤“古之道术”，呈现出文献中心导向，拒绝心学以体悟为先的治学论，三立书院的学风因此趋向严格化。万历二十九年，提学王三才将书院与科举两相衔接，严格区别“正途”与“异术”，这种做法与明末书院的自由放任风气背道而驰。
除此之外，早在来山西任职之前的早年间亦有批评阳明学的思想倾向。万历十一年，魏允贞因上《陈四事疏》外谪，却因此颇得时望不久转南吏部，魏允贞于供职南吏部两年间，结识了一批同气相求的友人，其中包括唐伯元与邹元标。唐伯元1540—1598，字仁卿，广东澄海人，力抵阳明“无善无恶”说，认为“六经无心学之说，孔门无心学之教，凡言心学者皆后儒之误”。魏允贞对阳明学流弊的反省意识很可能受到唐伯元的影响。东林党人邹元标1551—1624，在天启初期与关中学者冯从吾1557—1627一起在北京创建首善书院，被小野和子认为“有着作为东林派政治集结的意义”。想必邹元标与魏允贞二人都从南都的经历中了解到朝廷学术政策的改变，并通过亲身参加讲学活动，受益良多。
袁继咸。崇祯初年，全国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内外矛盾日趋激烈，国家面临灭亡的危险。面对这样的情况，在袁继咸于崇祯七年1634年担任山西提学佥事后，很快着手三立书院的修复工作，他在《六柳堂遗集》卷上《目录》中写道：“崇祯九年春试毕回署，察晋阳旧有三立书院，旧抚魏见泉先生鉼建，祀皋夔稷契益诸贤人，而以名宦乡贤配东西庑，岁大比，则择晋士之秀者讲肄其中，官给癝饩，后祀事淆乱，废者二十年矣。”
袁继咸，公元1593年1646年，字季侯，号临侯，江西宜春人，天启五年1625年中进士，授行人。崇祯三年1630年升任御史。崇祯七年1634年升任山西提学佥事。崇祯十年1637年任湖广参议，分守武昌。崇祯十三年1640年任湖北郧阳巡抚。后坚决抗清，于顺治三年1646年英勇就义。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廷追谥他为“忠毅”。清咸丰八年1858年，宜春县人在宜春台下建“袁忠毅公祠”，奉神主而祀。袁继咸任山西提学时期，山西境内流寇纷起，社会混乱，三立书院改变过去由书院山长主讲的习惯，聘请社会各阶层人士来书院讲学，先后聘请山西政界人士及知名学者魏权中、韩霖、桑拱阳及傅山等；在讲学的内容上，也由过去的孔孟六艺、程朱理学向国家政治、民生经济转变，如每月规定讲三集，初集讲圣谕，由地方绅士和乡老参加；再集讲经济举凡国家大政、地方利害均在讨论之列，州县从政人员必须参加；第三集讲制举，科举应试的士子必须参加等等。
在明朝急剧衰落，甚至灭亡的情况下，作为一生以“忠君爱国”为座右铭的袁继咸迫切呼唤社会各界人士包括一般贫民百姓站出来支持危亡待旦的明朝政坛。他让社会贤达站出来讲解圣谕、国家政治、经济要务、科举考试制度等，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出仕为官，为国出力。这时书院思想文化已由传统的儒学讲义向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转变，其经世作用相比过去更加强烈而实用。
蔡懋德。明崇祯末年山西巡抚蔡懋德和三立书院的一些关系。蔡懋德，公元1586年1644年，字公虞，号云怡，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人。少时即爱王阳明理学，常以《拔本塞源论》教育后辈。万历四十七年1616年进士，历任杭州推官、祠祭员外郎、江西提学副使、浙江右参政、山西右佥都御史等职。崇祯十四年1641年冬，出任山西巡抚。1644年，李自成攻破太原，他带领五千兵将抗战，失败后，拒绝听从手下逃跑的建议，在三立祠自尽，为明尽忠。在他主政山西期间，“间辄讲学三立祠，益会诸名士及学生”。魏禧业记载蔡懋德于三立祠为讲会，聘明儒傅山等主之。当时李自成攻打陕西甚急，警讯时常遽来山西，为应对凶险时局，蔡懋德聘请讲解的名人，主要讲解内容包括战守，以及《圣谕六言》、经济、制文等，可见这时三立书院的思想文化已随局势的发展，变成真正的“经国济世”，其现实性、现实感特别强烈。
从天启到崇祯，三立祠的命运几经沉浮，承载的文化理想也随之流变。文翔凤“创明河汾之教”，吴甡、袁继咸尊崇程朱为正统，蔡懋德学宗阳明。历经几度调整，却徒劳无功的思想表述策略，折射出儒家士人在大明走向倾覆的世运下强烈的焦虑与挫折感王骏光，《两代之典：山西太原府三立祠与明清思想的转换》，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四、清代书院及其儒学特色
清初的社会背景与三立书院的恢复。清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清以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帅征明，进逼三海关，打败李自成后，八旗军顺利入关。这年10月，清幼主福临顺治皇帝从辽宁盛京迁居北京，举行登基大典。满人入主中原开始。之后，推行“首崇满洲”和“满汉一家”的基本国策，在文化上推行教化，服膺孔子，尊孔读经，讲究节孝礼仪。要天下士子笃守“圣人之道”，清朝要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并提倡经筵，日讲。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延续明朝开科取士的做法，广纳中原士人。科举考试重新兴起，逐步形成明代时期的科举考试规制。顺治十四年1657年九月，清廷还举行了清朝历史上第一次经筵盛典，祭告孔子于弘德殿，表明了满清认同中原汉文化的思想文化主张参见《中国小通史》第十三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清康熙年间，继续延续顺治时代初步形成的文化思想，继续尊崇儒教。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康熙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这些都为全国各地书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山西最高学府三立书院就在这种背景下得到迁址修建和完善发展。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奉天沈阳人白如梅隶属汉军镶白旗人，号茂韩，官至陕甘总督出任陕西巡抚，上任之后，安民抚众，当以足食，后经四年，山西基本稳定，开始谋划教育发展，鉴于三立祠地势湫隘，又经兵燹，故将三立祠迁址，在府城东南侯家巷购地，即在书院街原河汾书院故址，新建院舍百余间，花费白银2130余两。我们现在从《白宫懋韩重建三立碑记》中可以看到原迁址书院原因：顾其地势湫隘，燹燐颓圯，不堪改为，购地域东南隅，鸠公庇材，遂成杰构云云。然其事实创，其名则仍者.....是役也，经始于顺治庚子季秋，明年暮春落成。位向阳，有重门甬路，厅堂五楹，左右试覆十三间.....中峙高阁五楹，上则古贤之尤著于晋者，下壁碣宝贤堂名迹。
清初顺治康熙年间的三立书院特色。回避社会关注，接受清政府干预。在清代初期，山西三立书院得到重建恢复，但书院的主要功能仍是以山长讲学和士子科考为主。由于顺治和康熙都推行儒教，尊重儒教，所以书院讲学的内容也还是以正统的儒学为主。由于清廷较为害怕汉人的自由言论，威胁到满人对社会的管理，清廷自然要干涉书院的讲学内容，书院讲学并没有严格意义上自由。书院主讲由巡抚聘任，讲学内容也由巡抚制定。书院承载的思想文化仍是传统的儒学文化，用来巩固清初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书院起着稳定社会的作用，但其宣传和承载的文化思想，远远不如明代中期和后期宽泛和自由。
以诗取仕，书院开设文艺科目。清初康熙年间，为收取天下士人“民心”，清朝在会试的时候开“博学鸿儒科”，选拨“奇才硕彦，文辞瑰丽”之人，一批诗歌天赋高的学子被录选为进士。山西的傅山先生也有幸被录取。虽然在太原乡试的时候，主要科目还是经义，八股文，但文艺类教学显然也在书院内涌动。书院开设文艺科教学，也就变得很好理解了。
清雍正、乾隆、嘉庆年间的晋阳书院特色。在清顺治、康熙尊重儒学、建立和恢复书院的基础上，到清雍正、乾隆、直至嘉庆年间，儒学和书院都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教并重，繁荣儒学。雍正继位后，十分重视儒学教育，他因循顺治、康熙二帝“崇儒重道”的传统国策，教化民众，同时也主张“三教并重”；以“诚”代“理”，对程朱理学进行改造。世宗尊孔、开日讲、举经筵。雍正十一年1733年，诏令各省省会设立书院，并下拨银千两作为创办经费。此时山西三立书院遂正式复名为”晋阳书院”，其旧址即在现今的太原市公安局院内。
考据兴起，科考目录改变。雍正皇帝十分重视传统儒学，为儒学进一步发展开了个好头。乾隆十三年1748年，山西巡抚唯泰扩建书院。乾隆十八年1753年，山西新任巡抚胡宝，购得学院东面今太原师专的开阔空地新盖讲堂、书舍，并新建祀祭前明殉节巡抚的殿舍。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新任巡抚再建房子四十余间以及奎星楼、大照壁等，晋阳书院发展到鼎盛。
与书院重视儒学相伴而生的是，由于在康熙、雍正、直至乾隆龙一直对汉族“异己分子”的打压，文字狱从没间断，汉族知识分子稍有言语不慎，就会掉进文字狱的陷阱，而给自己带来“莫须有”的天大的罪名，遭受灭族危险。因此，言必有据，考据古典，慎重说话作文，就成为全国知识分子必须注意的事情，考据学由此兴起也就显得必然。乾隆到嘉庆年间，在考据风主导之下，科举程式应时而变。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诏赐旧习，求实效，移经文于二场，罢论、表、叛、增五言八韵律诗，诗赋重新被列为科举。
作为在山西晋阳书院担任主讲期间，对当时考据学有功的，卢文昭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卢文昭，公元1717年1795年，字召弓，号矶鱼，杭州人，是江南名士，以“四方书院”为传播儒学的阵地。《三立祠名贤传》记曰：“乾隆辛丑，晋中当事延为晋阳书院院长，主讲三年，多所成就。”据柳诒征先生《卢抱经先生年谱》，卢文昭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出京，赴太原晋阳书院讲席，二月进院，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冬南归。执掌晋阳书院期间，他坚持日复一日勤于校勘事业，三年间成稿《周易注疏辑正》、《七经孟子考问补遗》、《郭士传家易说》、《王右丞集笺注》、《后汉书年表》、《吕氏春秋》、《龙城札记》等。他为晋阳书院在考据学的传播方面做出了贡献。
清咸丰、道光年间，考据学逐渐衰微，晋阳书院主讲桑庭枟，在《三立祠名贤传》中，他给卢文昭写了这样的赞语：“余忝席晋阳，距先生时已三十年，而人称道之不衰，可以知其教泽之入人深也。呜呼，今之拥皋比，号为都讲者，大半游士掠食耳。若先生，其无愧于经师人师哉。”从文中可以看出，由于后来的晋阳书院主讲大半“游士掠食”，素质低下，导致书院日益萎缩，汇聚的学子越来越少，书院在康熙、雍正时代的风光不再了。
由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清乾隆和嘉庆期间，晋阳书院承载的文化思想功能，其侧重点主要是对考据学的发展，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弘扬。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当时封建专制思想的一种理性的回应。
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晋阳书院特色。清乾隆、嘉庆过后，社会矛盾和危机接踵到来。道光皇帝执政后，充分认识到了文字狱的危害，他本人力图在这方面有所改变，大胆纠正以前文字狱的部分错误。书院又回归到以往讲学的传统，学子们也多在书院读书，求得上进。考据学因此也就逐步衰微。
道光皇帝后期，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和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社会朝野混乱，国势江河日下。中国数千年的儒学传统不足以应付国内外这样大的矛盾和冲突，传统儒学对人的教化作用，已逐步衰败，山西晋阳书院也只能是作为少数士子的学习之地，社会各界前往拜谒和听学者寥寥无几，书院也比过去冷淡不少，咸丰、同治年间也更是如此。
配合科考，学子寥寥。清代后期随着中国内外矛盾的加深，清代社会闭关锁国、落后无能的表现，已被世人看得更加清楚。中国传统的儒学文化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好多学子开始从多方面探索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不愿意把希望寄托在对传统儒学的追求和对死板教条的科考的应对上。这时的晋阳书院已是少数学子步入仕途的摇篮，而不是整个社会各界的讲学之所。她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已被弱化，其思想文化内涵更多的是对学子们的教育，并以此配合科考，为国家输送少量的人才。
晋阳书院从最初成立的宗旨看，并非是要配合科举，从“河汾书院”的名字就知道是以“讲学治学”为出发点的。但随着书院日臻完善，山西巡抚的干预，社会发展的需要，书院也就主要成了为国家培养入仕人才的基地。这从明万历年间山西学正王三才所写的《三立书院考场记》中能够看的出来：“夫天道者域也，望城而赴，至城而止，贤智者不得越于域。愚不肖者不得损于域。总之轨于道，范于正，是之谓大同。明兴，广厉学宫，毖饬功令，颛以经术，翼以传注，取以科目，由此为正途，不由此为异术.....尔诸士讲习于斯，校艺于斯，明旨具在，督学使者奉持惟谨，叛离者黜，怪诞者黜，荡逾者黜。意有所欲騺，而若东之，才有所欲聘，而若敛之，何至有为诡、为横、为干文网者。学校统持其衡，而士习一禀于正，端有望矣”王三才，《三立书院考场记》，见袁继咸撰、刘梅编、何其衷增补、王永屏续补《三立祠传》。文中的“取以科目，由此为正途”，把“科考入仕”定为正途，从明到清一直延续。可以这样说，从清朝初年开始，在清廷政府干预下，书院的功能主要是应对科考，为政界培养人才。基层的士子们也把到书院学习，参加科考，步入仕途，作为入仕的一条重要通道。
儒学衰微，书院冷落。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国内外社会矛盾导致了书院的冷落。随着八国联军纷纷踏进中国，洋枪洋炮彻底打乱了国人旧有的生活秩序，社会混乱、书院冷落在所难免。从后来张之洞于光绪七年1881年来山西任职巡抚后发出感叹“士气衰微而废其学”，就可知当时的书院已经名存实亡，奄奄一息，不能为山西社会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撑，所以他才又提出建设山西省城的令德堂书院。尽管如此，国人由书院学习步入仕途的渠道仍然敞开，很多人仍然愿意为此不懈努力，换取乌纱一顶。传统儒学出仕为官的心理仍然支配着国人的心理，但看到清政府在内外矛盾交织下的溃败，不少有良知的国人，已对清政府不抱幻想。当入仕官员无法承载挽救国家危亡的重任时，书院的重要性在人们心里也就减去了不少。
清末的书院。由衰而兴，势所必然。清代后期直到晚期，咸丰、道光、同治、光绪年间，由于外来势力的入侵和国内的混乱，不能起“经世”作用的晋阳书院衰微在所难免，传统的儒学教义因为没有经世实用、振兴民本的课程如农工、军事、医药等，逐步被基层人民群众所抛弃，儒家盛典“四书五经”、“孔孟之道”被晾到一边。为了适应世界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晚清政界人士李鸿章、张之洞等大力开展洋务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由此兴起全国各地开办学堂的热潮。这是一种新式的革命潮流。这一潮流冲决着数千年来中国的儒教思想和根深蒂固的皇权观念，昭示着一种新思潮、新文化、新教育体系的正涌向中国，涌向山西。这也许就是晚清晋阳书院所承载的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
弘扬儒学，教化社会风气。儒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书院作为一个古代文化教育基地，其最大的核心就是弘扬儒学。可以说传道、弘道、明道、修道，也就是传承儒家道统一直是晋阳书院的主要功能。无论在明朝中期和后期，还是整个清朝，晋阳书院作为山西的古代教育机构，一直以弘扬传统儒学为要务。虽然书院在其发展过程中，加入了王阳明心学、考据学等重要内容，但其本质还是弘扬正统儒学。可以说晋阳书院成立三百多年来，其弘扬儒学的底线和核心一直未变，只是随着形势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作为中国传统儒学核心观念的仁、义、礼、智、信等内容以及“六艺之教”即礼教、乐教、诗教、书教、易教、春秋教对教化国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晋阳书院就是承载这些重要作用的最为著名的明清山西教育机构。
《作者简介》
马燕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张斯直，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党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