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6-12 18:03
摘要：山西晉陽書院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是山西古代教育重鎮和思想搖籃。本文從晉陽書院的創建開始追溯其文化與思想脈絡，對其所承載的河汾道統一脈的明代北方理學特色進行分析，並介紹其清代儒學傳授特色。
關鍵詞：書院史、河汾道統、理學、儒學
書院開創於唐代中葉。北宋是書院的發展期，典定了書院講學、藏書、祭祀的基本規制及文化規模以及理學發展的重要地位。到了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重視科舉考試，官辦教學，不重視書院建設，書院在明初一直比較沉寂。明嘉靖年間，政治較爲清明，隨著王陽明、湛若水一批理學大家的出現，他們四處講學，創建書院，書院開始逐步恢復。創建於明嘉靖九年1530年的晉陽書院最初稱河汾書院，是山西較爲古老的書院之一，承載著山西明清之際學子包括三晉官員和百姓的夢想，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建立起來的。從成立之初到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改制爲山西大學堂爲止，前後經歷372年。其在不同時期，隨社會及書院自身的原因，歷經風雨，都有不同的變化，其承載的社會思想文化職能亦有很大的不同。在明嘉靖年間，晉陽書院主要是由民間士人宣傳理學；明萬曆年間，張居正推行行政，禁毀書院，書院發展又受到沉重打擊；到崇禎年間的時候，晉陽書院又有所恢復，並向民間普及。到了清代，書院處在不斷演變最後消亡的過程。
一、晉陽書院歷史沿革
太原市古稱晉陽縣，春秋時爲晉陽邑，晉陽邑是春秋時晉國大臣趙簡子的封地，後其家臣董安奉命在此築城，始稱晉陽城。初屬晉國，後屬趙國，西漢置晉陽縣，爲太原郡治，東漢時兼爲并州治。故治所在今太原市晉源區古城營村。
道光【陽曲縣誌】載『晉陽書院建自前明』。清道光年間的晉陽書院究其淵源，最早是明嘉靖、萬曆年間設於太原的河汾書院。
明嘉靖九年1530年，山西按察司副使陳講利用已遷走的巡撫衙門舊址，增建號舍，掛起『河汾書院』牌匾。翌年，再加擴建，築三賢堂，祀奉講學河汾、生長於河汾的古代出生於山西的三位先賢王通、司馬光、薛瑄，以此作爲當時和後世士子學習的榜樣。
河汾書院創建不久，明朝因忌諱書院『發聲』，議論國事，遂即詔毀天下書院，書院暫告停頓。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時任山西巡撫魏允貞鑑於書院被禁止、關閉、荒蕪多年的實際狀況，在太原府治西南右所街，將三賢堂擴大爲三立祠，祀奉歷史上的名賢55人。正殿供奉黃帝、堯、舜、夏、商名臣18人；左右偏殿分別供奉名臣18人，鄉賢16人；另立寓賢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位，每年按規定日期和儀式致祭。三立書院由此確立。
崇禎初年1628年，時任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從考生中擇錄優等生250人進入三立書院，並將三立祠名臣、鄉賢續增至71人。
崇禎十六年1643年,時任山西巡撫蔡懋德又對三立書院進行整頓，其中兩大措施最爲著名：一爲聘請知州魏權中、舉人韓霖、桑拱陽及傅山來院講學；二爲每月三集，集中講學：初集講聖諭，由地方紳士和鄉老參加；再集講經濟，舉凡國家大政，地方利害均在討論之中，從政人員必須參加；三集講制舉，科舉應試的士子必須參加。
順治十七年1660年,巡撫白汝梅鑑於三立祠地勢湫隘，又經兵燹，遂在太原府城東南侯家巷購地，建三立祠。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三立書院正式改名『晉陽書院』。重建後的晉陽書院舊址即現太原市公安局。自順治十八年1661年直至光緒二十七年1661—1902年241年間，晉陽書院一直設在侯家巷。
1902年在山西巡撫和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的共同努力下，議定成立山西大學堂，晉陽書院的學生全部進入山西大學堂。又過了一年，即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山西大學堂購得晉陽書院東段200餘畝瓜菜地和居民住宅今太原師專校址，晉陽書院和省城令德堂書院正式合併，山西大學堂開始運作。
二、河汾書院與思想承載
明朝前期，經濟社會得到進一步恢復，從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成祖朱棣，勵精圖治，都對經濟及思想文化發展十分重視。明朝統一天下後，不僅加強了行政建置的設置，而且承接歷史，建立了新的取仕入宦制度，爲培養國家人才可以說是處心積慮，幾乎到了不拘一格、千方百計的程度。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將原位於南京集慶路的國子學，改建於雞鳴山下，第二年改國子學爲國子監，爲明代高等學府，培養可用官吏，最高長官爲祭酒，下設司業、監丞、五經博士和助教等職官。同時在地方上設置府學、州學、縣學等，府學設教授、訓導，州學設學正、訓導，縣學設教諭、訓導，專門負責基層文化教育方面的事務。到明成祖永樂時期，隨著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明成祖更是大刀闊斧著手編輯【永樂大典】一書，該書由明成祖欽定禮部尚書鄭賜爲正監修官，挑選全國各地的名人3000多人參與編寫，目錄60卷，分11095冊，【文中子中說】，鳳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頁。7億多字，是一部浩大的前無古人的所編纂的巨著此處參見【中國小通史】第十三卷，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12月。可以說正是由於明代前期皇帝對文化的重視，人才的重視，促成了地方對學校即書院建設的重視，山西晉陽書院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建立起來的。這一段歷史在道光【陽曲縣誌】中表述爲『晉陽書院建自前明』。可以肯定，在明朝前期，出於對全國文化教育形勢發展的需要的響應，山西同樣也創建了書院。史載，明嘉靖九年1530年冬天，剛升任山西提學使不久的陳講，利用已經遷走的山西巡撫衙門舊址，增建號舍，掛起『河汾書院』牌匾。
陳講，字子學，號中川，四川遂寧縣羅家場人今四川遂寧船山區永興鎮人。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監察御史，巡按陝西；後任山西提學使、河南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山西巡撫。著有【中川文集】、【茶馬志】等書，明史有傳。陳講任職山西期間，十分重視教育，重視文化人才的培養，來山西後馬上興建書院，就是其重視文化教育的政績。
河汾書院建起後的第二年，即明嘉靖十年1531年,出於對河汾書院祭祀的需要，根據【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穆叔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爲不朽。』唐經學家孔穎達對這句話註解爲：『立德謂創製垂法，博施濟眾；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此三者爲古代聖人學子所追求的『三不朽』。又根據明嘉靖年間山西按察使唐龍記載：北爲祠祀文中與文正與文清三鄉先生。『鄉先生』一語，常見於宋代祠堂記文，士人引用配事社稷之典，稱有功於地方教學之士爲『鄉先生』，據『鄉先生於社』爲立祠依據。元儒熊禾12471312年『若以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故在鄉國之所以當祀矣之說，影響後世甚巨，成爲明人於州縣立先賢名宦祠之依據。』河汾書院三賢祠之位，引述『鄉先生』爲理論依據，奉祀王通、司馬光和薛瑄三人，以爲書院士子學習榜樣。
王通，公元584年617年，山西河東龍門人今山西省河津市人，字仲淹。自幼才智過人，少時即從多位名師學習。仁壽二年602年，去長安拜見隋文帝進奏【太平十二策】，主張『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驗今、運天下於指掌』，得到隋文帝的看重，但因當時朝臣阻礙，其志不能推行；此後任蜀郡司戶書佐，侍讀蜀王，不久辭官歸鄉。他回到故鄉河汾後，首先集中研究和探討孔子的【六經】，『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文中子中說】鳳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頁，撰寫了80卷的【續六經】一書。
巨著完成後，轉而講學授徒，『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文中子中說】鳳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頁，盛極一時。所以『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文中子中說】，鳳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頁』。隋大業十三年617年，年僅38歲，因病去世。他死後，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文中子中說】，鳳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頁。【續六經】一書，『聖人之大旨，天子之能事畢也。仲尼既泆，文不在茲乎！』【文中子中說】，鳳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頁。其門人因【易經】中坤卦的【象傳】有『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一句，私諡他爲『文中子』。
兩漢以來，意識形態領域占據統治地位的歷史觀，是以董仲舒爲代表的天人感應、讖緯迷信的天命史觀，認爲國家的興亡和社會的變遷都是由天和神的意志通過符瑞和災異來預示的，鼓吹君權神授、天命主宰一切。到了隋唐時代，隨著人們認識水平的不斷提高，這種歷史觀的粗陋和欺騙性越來越暴露出來，對社會現象的解釋越來越力不從心，儒家學說越來越失去威力。
王通第一個全面地批判了董仲舒的天命史觀，如他針對董仲舒所說的帝王『改元立號』也是『受命於天』的神秘理論指出：『改元立號非古也，其與彼心自作之乎！』【文中子中說】，鳳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52—53頁，是說帝王改元立號這一套古來並沒有，不過是後世帝王造出來的，怎麼能說是受命於天呢？他認爲，主宰人類社會歷史以至天地自然萬物的，並不是什麼天命和神靈，而是『道』，是『聖人之道』，『周、孔之道』，也就是儒家歷來主張的所謂王道或仁政。王通還進一步認爲，天命也得服從於道，受道的支配，這個道，就是人間道德，也就是『德』；因此，封建帝王必須遵從道、德，成爲有道、有德之君；若帝王無道、無德，大臣可以廢舊立新，以有道、有德之君取而代之，這叫『廢昏舉明』。甚至，若帝王失德無道，舉兵反帝也是應該的。至此，王通否定了天命的最高主宰地位，以道、德史觀取代了天命史觀。
除社會歷史觀之外，王通最基本的思想成就是『中道』，所謂『中道』，包括以下三方面內涵，一爲拋棄漢代神學化儒學的『天人感應』說，區分『天道』與『人道』，主張「人道『的回歸；一爲『復禮』說法的提出；其中包含著內外兩部分，外爲王道或『聖人之道』，內爲『窮理盡性』。一爲『三教可一』說實際上是主張以儒爲主條件下的三教合一。至此，王通以其宏篇巨製思想建樹構造了一個批判清算陳舊儒學的變革開新兼容佛道的新儒學體系，後世尊其爲一代大儒。常裕學術新著【河汾道統河東學派考論】認爲，實際上王通是兩漢以後最早認識到儒家存在『千年道統』，並提出要繼承此道統的學者。象他那樣致力於續【書】、【詩】，修【元經】，以弘道自任，此非有意繼承道統而何！葉平、田甲樂進一步認爲，……如果檢校唐、宋以後的學術，一方面可以看出整體上都受過河汾道統的影響，如宋代儒學對性理問題的探討，以及理學對佛、道二教的吸收與王通『三教可一』思想有關參見葉平、田甲樂，【千年道統在河汾評【河汾道統河東學派考論】』，【平頂山學院學報】2011年12月第26卷，第6期。
李元慶在其著作【晉學初集】中解釋：『道統，即儒家傳道的傳統。春秋時孔子歷敘堯、舜之言，開儒家道統說之端。戰國時孟子繼其說，以爲「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並自命孔子道統繼承者。西漢揚雄亦論及儒家聖人序列。唐代韓愈作【原道】以排斥佛、老，仿照佛教諸宗的祖統，正式提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關於道的傳授系統說，以繼承孟子自命。韓愈的道統說開宋代理學道統說之先河。.....道統說也由此構成理學思潮的最顯著特點之一,宋代理學家正是通過道統找到了理學與儒學的聯結點,並爲理學在學壇的崛起奠定了基礎』李元慶，【晉學初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頁。葉平、田甲樂文接著說，『.....唐末由皮日修正式繼承了韓愈道統的提法，韓愈講的道統至孔孟而止，皮日休則將此道統世系延續下去，並將文中子列爲道統世系之中。.....其後的柳開、石介、二程、朱熹等人都正式承認文中子在儒家道統中的地位。.....宋人黃履翁將王通之學稱爲「河汾之學術」、「河汾之學」，說「中之爲說,議論問答本樂天知命窮理盡性之書,蓋孔孟氏之流派,而後來諸公之逕溪也」,認爲存在這樣一個「河汾道統」.....』葉平、田甲樂，【千年道統在河汾評【河汾道統河東學派考論】載【平頂山學院學報】，2011年12月第26卷，第6期。
司馬光，公元1019年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山西夏縣人，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歷任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大臣，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元佑元年1086年去世，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爲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配享宋哲宗廟廷，從祀於孔廟，稱先儒司馬光，其人格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一生學識淵博，涉及歷史、文學、理學、醫學、音樂、律歷等，且著作頗豐，主要有【通鑑舉要歷】、【稽古錄】、【本朝百官公卿表】等，特別是編寫了近400萬字的【資治通鑑】，成爲我國最爲著名的史學家之一，在歷史上被奉爲『儒家三聖』之一。在政治方面，反對王安石變法，堅持宗法及倫理綱常治國；在文學上主張『務爲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載道』，提倡要寫樸實有見解的詩文；他最大的成就在史學，用畢生精力完成【資治通鑑】，其以朝代的興衰來反映封建禮制和秩序的史學觀，是該書的基調。
理學自北宋正式形成，歷經南宋和元代，至明初達到極盛。南宋朱熹是理學集大成者，他『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宋元學案】【晦翁學案】，構建了一個完備、細密而龐大的理學體系，朱熹理學的出現標誌著理學思潮發展到了高度成熟，並日臻走向極盛。
朱熹理學最初被發現始於南宋理宗時代1225—1264年，統治者逐漸發現了朱熹理學對維護封建制度的重要性，遂詔行朱著【四書集注】頒行天下，承認朱熹理學爲官方哲學，並按照祭祀孟子的禮儀祭祀朱熹。元朝時朱熹及其思想繼續得到高度重視。明朝的特點是在高度強化君主獨裁的皇權制的同時，大肆推行文化專制主義，對人們的思想嚴加禁錮，於是更加牢固地確立了理學尤其是朱學的統治地位。明王朝以漢武帝獨尊儒術那樣，遵奉朱熹及其思想和著述爲一家獨尊和神聖不可違的教條。這樣，作爲明朝政權精神支柱的朱學事實上已經變成了禁錮人們思想的枷鎖。
薛瑄，公元1389年1464年，字德溫，號敬軒，山西運城市萬榮縣裡望鄉平原村人。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學家、文學家，山西河東學派的創始人，世稱』薛河東』。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進士，官至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明天順八年1464年去世，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諡號文清，故後世稱其爲』薛文清』。明隆慶五年1571年，從祀孔廟。著作集有【薛文清公全集】四十六卷。
薛瑄討論了道統的傳承道統的發展，那麼，這個道的內涵道的本體到底是什麼呢？他認爲是性或是人性。論性，還得從孔子孟子那裡說起，簡單地說，道學的發展，就是關於人性理論從不明到明、從不發展到發展的，孟子、二程、張載皆有發展，至朱熹則是一種充分的發展。關於人性理論本身，薛瑄並沒有重大發展，只是做了些融會折衷和進一步的闡發，薛瑄學說和程朱學說一樣都是一種性理學說，但是程朱強調的是理，是一種理本說，而薛瑄強調的是性，是一種性本說。程朱是要爲性找一個本體，這就是理；薛瑄則要將性本身作爲本體，這樣就爲他的『踐履之學』樹立了根據。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復性學說。
他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程朱理學，在『理無窮，故聖人立言亦無窮』思想的指導下，提出了『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觀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適合者，終未免有差也。』在實踐中，他任御史、廣東道監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期間，清廉從政，執法如山，依法嚴懲了一批貪官，獲得了清官的美名。所有這些，都是他主張『踐履』的思想及經世致用思想的結果。薛瑄對於朱學的系統批判使他程朱理學的新高峰成爲『河東學派』的掌門人。
作爲代表山西河汾學派的『儒家三聖』王通、司馬光和薛瑄，在他們從政爲官後，都把政治儒學放在相當重要的思想位置。王通目睹隋末暴政，政治崩壞、不可救藥的社會局面，大力提倡先秦儒學的革命思想。他說：『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他對『布衣革命』十分贊同，看到隋朝的殘暴與腐朽後，他毅然辭官歸隱，效法孔子，在家鄉山西龍門縣講學，興教於河汾，其思想對其後代門人及唐初『貞觀之治』的形成有很大影響。司馬光同樣是位主張政治儒學的官員。面對北宋已經出現的政治危機，他主張懷民以柔，推行仁政，選用良將賢相，保證國家運轉，保證百姓生活。他反對王安石變法，也可以看作是他對承接已久的正統儒家思想的保護。薛瑄所處時代與王通和司馬光不同，作爲明代程朱理學的繼承者，河東學派的掌門人，他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程朱理學，在『理無窮，故聖人立言亦無窮』思想的指導下，提出了『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觀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適合者，終未免有差也。』在實踐中，他任御史、廣東道監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期間，清廉從政，執法如山，依法嚴懲了一批貪官，獲得了清官的美名。所有這些，都是他主張政治儒學思想及經世濟用的結果。
應該看到，河汾書院祭祀的山西三位先賢，都曾入仕做官，但卻並不是一帆風順，其中王通初做官幾年，曾任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郎，而後辭官歸隱講學；司馬光做官多年，後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歸洛陽隱居；薛瑄則仕宦24年，最後也是辭官歸隱，致仕還鄉。在他們身上都體現出一種受長久儒學薰陶的古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論語云：『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人入世的目的是經國濟世，當條件允許經國爲政的時候，就要爲官從政，造福國家；當條件不允許爲官從政的時候，就隱居山鄉，從事講學著書，儘自己『濟世』之初心；從另一個方面，用另一種方式，服務社會，造福人民。王通在隋文帝仁壽三年公元603年上奏隋文帝【太平十二策】，暢言王霸大略，遭群臣嫉妒而隱居，他爲此作【東征之歌】感嘆道：『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王通辭官歸家鄉白牛溪後，鑽研六經，博採眾長，完成【王氏六經】一書，且聚眾講學，門人常以百數，終成『聖人』。他講學的那條溪，稱之爲『王孔之溪』，又因爲他讀書講學的地方臨近河汾，後人便稱他『教授河汾』，他的學問思想被稱爲『河汾之學』。相比於王通，司馬光在政治上要順暢得多，風光得多。他歷仕四朝皇帝，且大都擔任要職。宋熙寧三年1070年二月，司馬光連上五封札子，自請離京，退居洛陽，續編【資治通鑑】，前後達15年。元豐七年1084年編完。神宗皇帝賜書名，並親自寫序文。近代著名學者梁啓超評價【通鑑】時說：『司馬溫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爲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資治通鑑】的完成，是司馬光經國濟世、爲民造福、爲世存史的最好印證。薛瑄從政二十多年，最後雖被任命爲翰林院大學士，入內閣參與機務。但此時他已年老，且對明朝江河日下的政局十分不滿，最後以老病爲由，歸鄉隱居，聚眾講學，創立了河東學派，門徒遍及山西、河北、河南、甘肅等地，被後世稱爲『開明初理學之冠』，『開明代道學之基』,所著【讀書錄】和【讀書續錄】影響甚大。明隆慶五年1571年九月，朝廷降旨准予薛瑄從祀孔廟，稱其爲』先儒薛子』。
對於建祠的意義，王駿光做出卓越評價：『三賢祠的創建，受到嘉靖禮制改革的影響，士人在祠祀中寄託了維繫河汾學統，欲與「伊洛」學脈在思想界形成爭鳴的願望』引自王駿光，【兩代之典：山西太原府三立祠與明清思想的轉換】，山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
萬曆七年1573年，張居正奉詔罷毀天下書院，河汾書院即行停辦王欣欣，【山西書院】，山西出版集團三晉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94頁。
三、三立書院與思想承載
三立書院的創建
明代中期將河汾書院改爲三立書院是有原因的。在明代前期到中期，書院盛行於各府郡州治地，書院中『講學自由，議論朝政，裁量人物』的『清議』之風風靡一時，對當時的社會風氣和吏治造成一定影響。明萬曆皇帝朱翊鈞採納了執政宰相張居正的建議，試圖封閉言路，遂令『詔毀天下書院』。山西的『河汾書院』，也在被毀之列。明萬曆七年1579年，廢止停辦。到了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當朝重臣魏允貞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時，因見書院荒廢多年，有恢復重建之心，但又怕人舉報，遂以建三立祠爲名，將河汾書院改名爲三立書院，並由原巡撫衙門遷址於太原府右所街今舊城街一帶。
我們可以看到，此時的三立祠地處山西太原府治陽曲縣，就行政區劃而言，屬於太原郡。太原郡，戰國秦莊襄王四年前247年首置。此後政區劃分幾經變遷，在唐開元十一年723年改并州爲太原府，治所在太原縣；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遷治所至陽曲縣。元代爲太原路，置山西宣慰司。明初復爲太原府。三立祠及三立書院的命名，也就從此開始。
從幾個人物看三立書院的思想承載
明朝從中期開始就面對著嚴重的社會危機，張居正禁毀書院，程朱理學日益腐壞。作爲對最黑暗的嚴酷專制統治的思想反抗，陽明心學漫延，一套個性化、追求人性極大擴充的思潮迅速在當時社會中占據顯學地位。當時思想界這種新舊叢生縱橫交錯的局面在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論】中被表述出來:『從南宋末年，到明朝中葉，完全成一個朱學獨占的局面。所謂一代大儒，如許魯齋、薛敬軒輩，都不過陳陳相因，謹守朱子門戶。道學至此，幾乎純成一種爛熟的格套了。於是乎首先出來個陳白沙，既而又出來個王陽明，都舉起道學革命的旗幟，一掃二百餘年蹈常襲故的積習，而另換一種清新自然的空氣.....』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第5頁。
可以看出，這個時代，以薛瑄爲高峰的河東理學早已經遠遠失去了學術中心地位，而完全退落到當時思想陣地的邊緣地帶。然而，鑑於晚明清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極盛，商業資本爛熟時期，作爲統治階級的地主階級遭遇嚴重的社會危機，其自救運動盛極一時，反映在思想方面亦五光十色。社會的發展不斷催生醞釀的進步思想，可以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學占主導僅僅是當時時代精神的一個方面、一個階段，特別是到晚明，陽明心學派一方面把朱學末流墨守訓詁辭章的積習掃除淨盡，單刀直入，專明本心，警切通透；另一方面，在王學中出現了推向極致的行爲如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空腹高心、掉弄玄機之徒。王學中的龍谿、心齋等學派，其成員頗有些下層社會之人，如陶匠、樵夫、小販各色人物，他們的思想行爲引起一班縉紳先生驚怪，甚至有出乎名教之外者，如李卓吾一流人。這些思想界的危險分子，正是明末社會動搖的一種反映。有鑑於此，晚明時期，思想界出現了『由王返朱』的趨勢，在這種環境中，出於對王學『不師古』的反動意識，師古以救世成了一種合理的思想邏輯。也就是說，思想界存在的反省並修正陽明學流弊的潮流，與明代中後期歷史環境中存在的師古心態，二者逐漸融合，最終催生出了三立祠獨特的明代典制。
這裡我們結合與三立書院有關的幾個人物來看看當時明代北方理學界的情況。
魏允貞，公元1542年1606年，字懋忠，號見泉，明大名府南樂縣人。明萬曆五年進士歷任湖北荊州推官、山西道監察御史、山西右僉都御史、山西巡撫、兵部右侍郎等職，卒諡』介肅』。萬曆十年1582年任山西道監察御史；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任山西任右僉都御史，不久任山西巡撫。來山西擔任右僉都御史後，重建三立書院，作【原學示書院中諸生敘】一文，開篇這樣說:『自愚不知學，蓋常聞學與夫子矣。其首章曰：「學而時習之」。第未顯說所謂學且習者安在，遂生後學妄議。然繼之曰：謹而信，凡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學，不可知耶？即倫理，而未嘗廢乎詩書六藝也』魏允貞，【原學示書院中諸生序】，【三立祠傳】附錄。從文中不難看出，魏允貞所倡導的三立書院的儒學觀還是『學而習』、『謹而信』、『愛而仁』、『詩書六藝』等。在魏允貞認爲，由於書院禁毀，荒廢已久，現在要恢復書院，必須重新確立正統孔孟的儒學思想，作爲學子們的思想基礎。一切的課程安排、書院的而所作所爲，都要以這一思想爲指導和核心。可以說魏允貞倡導的孔子的儒學觀，是三立書院的立院之本。
魏允貞激於陽明思潮的漫延，而思有所救正，創建三立祠，以『祠其鄉之先哲』的先賢示範功能召喚『古之道術』，呈現出文獻中心導向，拒絕心學以體悟爲先的治學論，三立書院的學風因此趨向嚴格化。萬曆二十九年，提學王三才將書院與科舉兩相銜接，嚴格區別『正途』與『異術』，這種做法與明末書院的自由放任風氣背道而馳。
除此之外，早在來山西任職之前的早年間亦有批評陽明學的思想傾向。萬曆十一年，魏允貞因上【陳四事疏】外謫，卻因此頗得時望不久轉南吏部，魏允貞於供職南吏部兩年間，結識了一批同氣相求的友人，其中包括唐伯元與鄒元標。唐伯元1540—1598，字仁卿，廣東澄海人，力抵陽明『無善無惡』說，認爲『六經無心學之說，孔門無心學之教，凡言心學者皆後儒之誤』。魏允貞對陽明學流弊的反省意識很可能受到唐伯元的影響。東林黨人鄒元標1551—1624，在天啟初期與關中學者馮從吾1557—1627一起在北京創建首善書院，被小野和子認爲『有著作爲東林派政治集結的意義』。想必鄒元標與魏允貞二人都從南都的經歷中了解到朝廷學術政策的改變，並通過親身參加講學活動，受益良多。
袁繼咸。崇禎初年，全國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內外矛盾日趨激烈，國家面臨滅亡的危險。面對這樣的情況，在袁繼咸於崇禎七年1634年擔任山西提學僉事後，很快著手三立書院的修復工作，他在【六柳堂遺集】卷上【目錄】中寫道：『崇禎九年春試畢回署，察晉陽舊有三立書院，舊撫魏見泉先生鉼建，祀皋夔稷契益諸賢人，而以名宦鄉賢配東西廡，歲大比，則擇晉士之秀者講肄其中，官給癝餼，後祀事淆亂，廢者二十年矣。』
袁繼咸，公元1593年1646年，字季侯，號臨侯，江西宜春人，天啟五年1625年中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1630年升任御史。崇禎七年1634年升任山西提學僉事。崇禎十年1637年任湖廣參議，分守武昌。崇禎十三年1640年任湖北鄖陽巡撫。後堅決抗清，於順治三年1646年英勇就義。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廷追諡他爲『忠毅』。清咸豐八年1858年，宜春縣人在宜春台下建『袁忠毅公祠』，奉神主而祀。袁繼咸任山西提學時期，山西境內流寇紛起，社會混亂，三立書院改變過去由書院山長主講的習慣，聘請社會各階層人士來書院講學，先後聘請山西政界人士及知名學者魏權中、韓霖、桑拱陽及傅山等；在講學的內容上，也由過去的孔孟六藝、程朱理學向國家政治、民生經濟轉變，如每月規定講三集，初集講聖諭，由地方紳士和鄉老參加；再集講經濟舉凡國家大政、地方利害均在討論之列，州縣從政人員必須參加；第三集講制舉，科舉應試的士子必須參加等等。
在明朝急劇衰落，甚至滅亡的情況下，作爲一生以『忠君愛國』爲座右銘的袁繼咸迫切呼喚社會各界人士包括一般貧民百姓站出來支持危亡待旦的明朝政壇。他讓社會賢達站出來講解聖諭、國家政治、經濟要務、科舉考試制度等，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出仕爲官，爲國出力。這時書院思想文化已由傳統的儒學講義向國家的政治思想文化轉變，其經世作用相比過去更加強烈而實用。
蔡懋德。明崇禎末年山西巡撫蔡懋德和三立書院的一些關係。蔡懋德，公元1586年1644年，字公虞，號雲怡，南直隸蘇州府崑山人。少時即愛王陽明理學，常以【拔本塞源論】教育後輩。萬曆四十七年1616年進士，歷任杭州推官、祠祭員外郎、江西提學副使、浙江右參政、山西右僉都御史等職。崇禎十四年1641年冬，出任山西巡撫。1644年，李自成攻破太原，他帶領五千兵將抗戰，失敗後，拒絕聽從手下逃跑的建議，在三立祠自盡，爲明盡忠。在他主政山西期間，『間輒講學三立祠，益會諸名士及學生』。魏禧業記載蔡懋德於三立祠爲講會，聘明儒傅山等主之。當時李自成攻打陝西甚急，警訊時常遽來山西，爲應對兇險時局，蔡懋德聘請講解的名人，主要講解內容包括戰守，以及【聖諭六言】、經濟、制文等，可見這時三立書院的思想文化已隨局勢的發展，變成真正的『經國濟世』，其現實性、現實感特別強烈。
從天啟到崇禎，三立祠的命運幾經沉浮，承載的文化理想也隨之流變。文翔鳳『創明河汾之教』，吳甡、袁繼咸尊崇程朱爲正統，蔡懋德學宗陽明。歷經幾度調整，卻徒勞無功的思想表述策略，折射出儒家士人在大明走向傾覆的世運下強烈的焦慮與挫折感王駿光，【兩代之典：山西太原府三立祠與明清思想的轉換】，山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
四、清代書院及其儒學特色
清初的社會背景與三立書院的恢復。清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清以多爾袞爲奉命大將軍，統帥征明，進逼三海關，打敗李自成後，八旗軍順利入關。這年10月，清幼主福臨順治皇帝從遼寧盛京遷居北京，舉行登基大典。滿人入主中原開始。之後，推行『首崇滿洲』和『滿漢一家』的基本國策，在文化上推行教化，服膺孔子，尊孔讀經，講究節孝禮儀。要天下士子篤守『聖人之道』，清朝要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並提倡經筵，日講。清順治三年1646年，清延續明朝開科取士的做法，廣納中原士人。科舉考試重新興起，逐步形成明代時期的科舉考試規制。順治十四年1657年九月，清廷還舉行了清朝歷史上第一次經筵盛典，祭告孔子於弘德殿，表明了滿清認同中原漢文化的思想文化主張參見【中國小通史】第十三卷，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清康熙年間，繼續延續順治時代初步形成的文化思想，繼續尊崇儒教。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康熙在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序】中，明確宣布清廷要將治統與道統合一，以儒家學說爲治國之本。這些都爲全國各地書院的發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礎。
山西最高學府三立書院就在這種背景下得到遷址修建和完善發展。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清奉天瀋陽人白如梅隸屬漢軍鑲白旗人，號茂韓，官至陝甘總督出任陝西巡撫，上任之後，安民撫眾，當以足食，後經四年，山西基本穩定，開始謀劃教育發展，鑑於三立祠地勢湫隘，又經兵燹，故將三立祠遷址，在府城東南侯家巷購地，即在書院街原河汾書院故址，新建院舍百餘間，花費白銀2130餘兩。我們現在從【白宮懋韓重建三立碑記】中可以看到原遷址書院原因：顧其地勢湫隘，燹燐頹圯，不堪改爲，購地域東南隅，鳩公庇材，遂成傑構云云。然其事實創，其名則仍者.....是役也，經始於順治庚子季秋，明年暮春落成。位向陽，有重門甬路，廳堂五楹，左右試覆十三間.....中峙高閣五楹，上則古賢之尤著於晉者，下壁碣寶賢堂名跡。
清初順治康熙年間的三立書院特色。迴避社會關注，接受清政府干預。在清代初期，山西三立書院得到重建恢復，但書院的主要功能仍是以山長講學和士子科考爲主。由於順治和康熙都推行儒教，尊重儒教，所以書院講學的內容也還是以正統的儒學爲主。由於清廷較爲害怕漢人的自由言論，威脅到滿人對社會的管理，清廷自然要干涉書院的講學內容，書院講學並沒有嚴格意義上自由。書院主講由巡撫聘任，講學內容也由巡撫制定。書院承載的思想文化仍是傳統的儒學文化，用來鞏固清初國家對社會的管理，書院起著穩定社會的作用，但其宣傳和承載的文化思想，遠遠不如明代中期和後期寬泛和自由。
以詩取仕，書院開設文藝科目。清初康熙年間，爲收取天下士人『民心』，清朝在會試的時候開『博學鴻儒科』，選撥『奇才碩彥，文辭瑰麗』之人，一批詩歌天賦高的學子被錄選爲進士。山西的傅山先生也有幸被錄取。雖然在太原鄉試的時候，主要科目還是經義，八股文，但文藝類教學顯然也在書院內涌動。書院開設文藝科教學，也就變得很好理解了。
清雍正、乾隆、嘉慶年間的晉陽書院特色。在清順治、康熙尊重儒學、建立和恢復書院的基礎上，到清雍正、乾隆、直至嘉慶年間，儒學和書院都得到進一步發展。
三教並重，繁榮儒學。雍正繼位後，十分重視儒學教育，他因循順治、康熙二帝『崇儒重道』的傳統國策，教化民眾，同時也主張『三教並重』；以『誠』代『理』，對程朱理學進行改造。世宗尊孔、開日講、舉經筵。雍正十一年1733年，詔令各省省會設立書院，並下撥銀千兩作爲創辦經費。此時山西三立書院遂正式復名爲』晉陽書院』，其舊址即在現今的太原市公安局院內。
考據興起，科考目錄改變。雍正皇帝十分重視傳統儒學，爲儒學進一步發展開了個好頭。乾隆十三年1748年，山西巡撫唯泰擴建書院。乾隆十八年1753年，山西新任巡撫胡寶，購得學院東面今太原師專的開闊空地新蓋講堂、書舍，並新建祀祭前明殉節巡撫的殿舍。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新任巡撫再建房子四十餘間以及奎星樓、大照壁等，晉陽書院發展到鼎盛。
與書院重視儒學相伴而生的是，由於在康熙、雍正、直至乾隆龍一直對漢族『異己分子』的打壓，文字獄從沒間斷，漢族知識分子稍有言語不慎，就會掉進文字獄的陷阱，而給自己帶來『莫須有』的天大的罪名，遭受滅族危險。因此，言必有據，考據古典，慎重說話作文，就成爲全國知識分子必須注意的事情，考據學由此興起也就顯得必然。乾隆到嘉慶年間，在考據風主導之下，科舉程式應時而變。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詔賜舊習，求實效，移經文於二場，罷論、表、叛、增五言八韻律詩，詩賦重新被列爲科舉。
作爲在山西晉陽書院擔任主講期間，對當時考據學有功的，盧文昭無疑是最爲重要的一個。盧文昭，公元1717年1795年，字召弓，號磯魚，杭州人，是江南名士，以『四方書院』爲傳播儒學的陣地。【三立祠名賢傳】記曰：『乾隆辛丑，晉中當事延爲晉陽書院院長，主講三年，多所成就。』據柳詒徵先生【盧抱經先生年譜】，盧文昭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出京，赴太原晉陽書院講席，二月進院，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冬南歸。執掌晉陽書院期間，他堅持日復一日勤於校勘事業，三年間成稿【周易註疏輯正】、【七經孟子考問補遺】、【郭士傳家易說】、【王右丞集箋注】、【後漢書年表】、【呂氏春秋】、【龍城札記】等。他爲晉陽書院在考據學的傳播方面做出了貢獻。
清咸豐、道光年間，考據學逐漸衰微，晉陽書院主講桑庭枟，在【三立祠名賢傳】中，他給盧文昭寫了這樣的贊語：『余忝席晉陽，距先生時已三十年，而人稱道之不衰，可以知其教澤之入人深也。嗚呼，今之擁皋比，號爲都講者，大半游士掠食耳。若先生，其無愧於經師人師哉。』從文中可以看出，由於後來的晉陽書院主講大半『游士掠食』，素質低下，導致書院日益萎縮，匯聚的學子越來越少，書院在康熙、雍正時代的風光不再了。
由上面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清乾隆和嘉慶期間，晉陽書院承載的文化思想功能，其側重點主要是對考據學的發展，是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弘揚。從某種程度上講，是對當時封建專制思想的一種理性的回應。
清道光、咸豐、同治年間的晉陽書院特色。清乾隆、嘉慶過後，社會矛盾和危機接踵到來。道光皇帝執政後，充分認識到了文字獄的危害，他本人力圖在這方面有所改變，大膽糾正以前文字獄的部分錯誤。書院又回歸到以往講學的傳統，學子們也多在書院讀書，求得上進。考據學因此也就逐步衰微。
道光皇帝后期，中國面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和太平天國運動，使中國社會朝野混亂，國勢江河日下。中國數千年的儒學傳統不足以應付國內外這樣大的矛盾和衝突，傳統儒學對人的教化作用，已逐步衰敗，山西晉陽書院也只能是作爲少數士子的學習之地，社會各界前往拜謁和聽學者寥寥無幾，書院也比過去冷淡不少，咸豐、同治年間也更是如此。
配合科考，學子寥寥。清代後期隨著中國內外矛盾的加深，清代社會閉關鎖國、落後無能的表現，已被世人看得更加清楚。中國傳統的儒學文化在西方列強的炮艦政策面前，顯得軟弱無力。好多學子開始從多方面探索中國落後挨打的原因，不願意把希望寄托在對傳統儒學的追求和對死板教條的科考的應對上。這時的晉陽書院已是少數學子步入仕途的搖籃，而不是整個社會各界的講學之所。她所承擔的社會功能已被弱化，其思想文化內涵更多的是對學子們的教育，並以此配合科考，爲國家輸送少量的人才。
晉陽書院從最初成立的宗旨看，並非是要配合科舉，從『河汾書院』的名字就知道是以『講學治學』爲出發點的。但隨著書院日臻完善，山西巡撫的干預，社會發展的需要，書院也就主要成了爲國家培養入仕人才的基地。這從明萬曆年間山西學正王三才所寫的【三立書院考場記】中能夠看的出來：『夫天道者域也，望城而赴，至城而止，賢智者不得越於域。愚不肖者不得損於域。總之軌於道，范於正，是之謂大同。明興，廣厲學宮，毖飭功令，顓以經術，翼以傳注，取以科目，由此爲正途，不由此爲異術.....爾諸士講習於斯，校藝於斯，明旨具在，督學使者奉持惟謹，叛離者黜，怪誕者黜，盪逾者黜。意有所欲騺，而若東之，才有所欲聘，而若斂之，何至有爲詭、爲橫、爲干文網者。學校統持其衡，而士習一稟於正，端有望矣』王三才，【三立書院考場記】，見袁繼咸撰、劉梅編、何其衷增補、王永屏續補【三立祠傳】。文中的『取以科目，由此爲正途』，把『科考入仕』定爲正途，從明到清一直延續。可以這樣說，從清朝初年開始，在清廷政府干預下，書院的功能主要是應對科考，爲政界培養人才。基層的士子們也把到書院學習，參加科考，步入仕途，作爲入仕的一條重要通道。
儒學衰微，書院冷落。道光、咸豐、同治年間，國內外社會矛盾導致了書院的冷落。隨著八國聯軍紛紛踏進中國，洋槍洋炮徹底打亂了國人舊有的生活秩序，社會混亂、書院冷落在所難免。從後來張之洞於光緒七年1881年來山西任職巡撫後發出感嘆『士氣衰微而廢其學』，就可知當時的書院已經名存實亡，奄奄一息，不能爲山西社會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撐，所以他才又提出建設山西省城的令德堂書院。儘管如此，國人由書院學習步入仕途的渠道仍然敞開，很多人仍然願意爲此不懈努力，換取烏紗一頂。傳統儒學出仕爲官的心理仍然支配著國人的心理，但看到清政府在內外矛盾交織下的潰敗，不少有良知的國人，已對清政府不抱幻想。當入仕官員無法承載挽救國家危亡的重任時，書院的重要性在人們心裡也就減去了不少。
清末的書院。由衰而興，勢所必然。清代後期直到晚期，咸豐、道光、同治、光緒年間，由於外來勢力的入侵和國內的混亂，不能起『經世』作用的晉陽書院衰微在所難免，傳統的儒學教義因爲沒有經世實用、振興民本的課程如農工、軍事、醫藥等，逐步被基層人民群眾所拋棄，儒家盛典『四書五經』、『孔孟之道』被晾到一邊。爲了適應世界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國晚清政界人士李鴻章、張之洞等大力開展洋務運動，主張學習西方，由此興起全國各地開辦學堂的熱潮。這是一種新式的革命潮流。這一潮流衝決著數千年來中國的儒教思想和根深蒂固的皇權觀念，昭示著一種新思潮、新文化、新教育體系的正湧向中國，湧向山西。這也許就是晚清晉陽書院所承載的重要的思想文化意義。
弘揚儒學，教化社會風氣。儒學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書院作爲一個古代文化教育基地，其最大的核心就是弘揚儒學。可以說傳道、弘道、明道、修道，也就是傳承儒家道統一直是晉陽書院的主要功能。無論在明朝中期和後期，還是整個清朝，晉陽書院作爲山西的古代教育機構，一直以弘揚傳統儒學爲要務。雖然書院在其發展過程中，加入了王陽明心學、考據學等重要內容，但其本質還是弘揚正統儒學。可以說晉陽書院成立三百多年來，其弘揚儒學的底線和核心一直未變，只是隨著形勢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罷了。作爲中國傳統儒學核心觀念的仁、義、禮、智、信等內容以及『六藝之教』即禮教、樂教、詩教、書教、易教、春秋教對教化國民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晉陽書院就是承載這些重要作用的最爲著名的明清山西教育機構。
【作者簡介】
馬燕萍，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張斯直，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區黨史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