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礼与德

前文已述，礼重要的是内在的义，其“义”，归根结底就是个人内在品德。

道德仁义

要了解德，单从“德”字本身，是不够的。

秦朝末年，一位被后世称为黄石公的老者，授与张子房_张良两部书，《素书》及《三略》。子房先生正是凭着这两部书帮汉高帝平定天下，其中《素书》开篇即论道、德、仁、义、礼五者之间的关系。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慧恻隐之心，以遂其生存。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

《素书·原始第一》

道、德、仁、义、礼五者，本为一体，不可分离。道，是人们所践行的，万物皆遵循着道，自己却未必知其缘由。德，即是获得，依德而行，可使万物各得其“欲”。仁，是人所具有的仁慈、怜悯之心。义，指人对事情的决断力、评判力，人们根据义的原则奖善惩恶，以建立功业。礼，即人们日常履行。夙兴夜寐_{早起和夜眠，指生活中时时刻刻}依礼而行，则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得以确立。这五条是为人之根本，缺一不可。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道不可言尽，在华夏的传统观念中，道无所不包，万物皆在道中。今天我们的视野比古人大许多，可以看到，大到天体运行，中到人类社会活动，小到微观世界原子、电子的运行，皆可用“道”来解释：譬如天文学上有“暗物质”，原子里有正负电荷，皆可与阴阳之道相对应；原子可分成六“味”夸克，而易有“六爻”，等等。可以说，道包括了今天人类所知的所有自然规律，但仍有更多我们未知之“道”。古代讲“有道伐无道”，即使造反，也要举出“替天行道”的大旗，有脩为者被称为“得道高人”，他可以做到“天人合一”，即个人之“德”与“天道”相合。今天，我们表达对一件事物弄明白了，称为“知道”；做事要“讲道理”。

德，是人或物的性情、欲望。德有好坏之分。社会的教化，是将人们的德都引向善良、美好的方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君子的德，是以道为标准的。

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

《大戴礼记·主言》

无数仁人义士为信仰可以献出生命，若问个人基本的欲望，当然皆希望自己能好好活着。但对大道、真理、正义的向往，使人可以放弃个人的生命去追求，这便是道的价值所在，这样的人，便是有“美德”之人。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即谓此。老子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亦谓德与道密不可分。而小人_{指没有经过系统、全面道德教育的普通人，并无贬义}，则仅凭最基本的欲望来作事。形容一个人做了坏事，称为“缺德”，足见良好的美德，是被社会所赞赏的，而品德不足，将受到谴责。

仁，指仁爱、仁慈、恻隐之心，有仁心者，会同情、帮助他人，自然是一位有“美德”之人。仁者爱人，孔子提倡“仁政”，当政者若有一颗仁爱之心，自然能为百姓谋福祉。

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

《礼记·经解》

当政者，他的心胸要包含着天地，其道德行要可以和天地之德相配，他的恩惠施及万物，如同太阳和月亮般，照顾到四海之内的一切，不遗漏任何微小之物。这样的当政者，自然是有大仁大爱，有良好道德之人。

义，若听闻某人“讲义气”，有“正义感”，即使素未相识，亦能想像此君之性情。义主决断，有“义”之人，会有较强的是非观、责任感，敢于担当，有“羞恶之心”。若有人做了“不义”之事，必然会受到众人谴责、讨伐。“伸张正义”、“义薄云天”，这些美德历来为人称颂。

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称，仁是施恩及物，义是裁断合宜，言人欲行四，事不用礼无由得成，故云“非礼不成”也。道德为万事之本，仁义为群行之大，故举此四者为用礼之主，则余行须礼可知也。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

道、德、仁、义，皆是内在脩为，无做为则无所表现。若从个人为人处事中，查其是否具备道、德、仁、义，则必以礼为标准。不失道德仁义者，必待人有“礼”。“人而不仁，如礼何？”“克己复礼为仁。”“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内脩仁德，则外显礼仪；内文明，则外彬彬有礼。“礼也者,理也”，“薄于德,于礼虚。”懂“礼”之人，必然达“理”，“德”薄之人，即使行“礼”，亦是虚假，甚至是装腔作势、阿谀奉承。

所以，道、德、仁、义、礼五者，统于道，成于德，发于仁、义，显于礼，五者一体，不可分离。

既然礼必合于道、德、仁、义，则就不仅是表面作揖、鞠躬而已。这些动作，叫做“仪”，内心恭敬，与肢体动作相应，才叫“礼仪”。春秋时期，有这样一则故事：

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

《左传·昭公五年》

鲁昭公(鲁国君主)到晋国访问，从郊劳_{主人迎接之礼}到赠贿_送行之礼，没有一点失礼之处。晋侯_晋国君主对大夫女叔齐说：“鲁侯不也是非常懂得礼吗？”女叔齐回答说：“鲁侯怎么算知道礼？”晋侯说：“为什么这样说？从郊劳到赠贿。没有一点违反礼的，为何说他不知礼呢？”女叔齐说：“那是仪，不可以说是礼。懂礼的人管理国家，发布政令，他的人民没有不响应的。现在，鲁国的政令把持在三家_三桓那里，有公族的人才，名字叫羁，不能任用。鲁昭公与大国会盟时，怀着阴险奸诈之心。还去欺凌小国，乘人之危，谋取利益。却不知道自己将大难临头了。公室被分成四份_{指三桓分担了鲁国君的权利和赋税}，人民的税_税为粮食都交于他人_三桓。”

这里，晋国大夫女叔齐指出，一个将自己的国家治理的一团糟，与大国交往时耍奸诈诡计，对小国直接欺凌，强占土地。国家的权利又被“三桓”分去，使国家权利四分。如此无德之人，他所表现的，只能叫做仪，而不能叫做礼。因为真正懂“礼”者，必然将国家治理的井然有序。

大道之行

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提出《大同书》，表示要建立一个“大同社会”，“大同”的理念，古已有之：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

《礼记·礼运》

孔子说：“大道得到施行时，天下是公有的。人才选拔以品德贤良和能力高低为准，人与人之间讲究信用与和睦。所以，人们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做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孩子当做孩子。使得老人们能安享晚年，青壮年可以发挥才能，成为有用之人，幼儿可以健康成长，鳏、寡、孤、独以及残废有疾病者，皆有人养护。男子皆有职业，女子皆有好归宿。货物，人们厌恶的是被遗弃和浪费，而不必私藏于己。能力，人们担心的是发挥不出来，不必一定为自己而施展。所以自私自利的想法和行为不会兴起，强盗偷窃作乱的现象不会发生。所以，家里门户不需关闭和上锁，这样的天下叫作大同。

现在，大道已经隐去不见。天下成为一家所有，人们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各自养育自己的子女，财货和能力的付出都只为自己。大人们_{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等有分封土地或俸禄的人}世袭相传、继承，形成礼制。用城墙和护城河来巩固统治。用礼规范言行，使君臣关系规范，使父子相互尊敬，使兄弟和睦，使夫妇和谐，设立制度，确立田地和住宅，表彰有勇有智者，功劳都记为己之私有。因此，会有人计算谋略，兵戎之事也因此而起。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是在这类人中的佼佼者。这六位君子，没有不谨慎于礼的。以此来表彰正义，考察诚信，指明过错，效法仁爱，讲究礼让，向百姓展示一切皆有规可循。如有不这样做事者，即使掌权，亦要被撤职，因为民众都把他看作祸害。这样的社会叫作‘小康’。”

孔子崇尚上古“大同”时代，但由于时过境迁，大道已不通行于天下，这时，用礼来规范世人的行为，使人们能各尽其职，各出其力。从而，百姓依然可以安居乐业。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小康。这实际上正是老子所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变迁过程。礼，是“大道”之遗存。

从历史来看，上古时代，由于人少而禽兽多，工具较原始，人类面对自然时，必须团结合作，才能有更大的力量狩猎、耕作。此时，人均自然资源又相对充足，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较少，人际关系因团结合作而和睦。随着历史的发展，人口增加，社会分工，财物充足，商业兴起。人的生活主体由面对自然转向面对社会，合作变的不那么重要，货物的多样引起私欲膨胀。从古至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大多因争夺资源而起。《礼记》曰“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私欲兴起后，若要抑制物质发展，显然是不可能，那样就是让社会退化，所以只有通过道德教化，使百姓合理控制私欲，礼即由此而兴起。这是在华夏人文价值观下，发展的必然结果。《礼记》云：“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礼，可以节制民心，使私欲不至无度；乐可以教化和睦百姓。这些，正是古代“德治”的重要措施。

《礼记·礼运》详细论述社会由“大同”到“小康”的变迁过程，读者有兴趣，可进一步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