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者，三纲五常之所寄也，舍是匪人也，又奚文之为哉？幼尝问作文作诗之法于我先君子，曰：‘古未尝有所谓文也， 惟古圣贤心正、身修、德备、行粹，凡见于兴居、践履、揖逊、问答之间，无非至文之文，安事章句乎？其或纪行事之实， 其或发天理之秘，不得已而托于言语，爰诏天下后世为圣贤归，本无作文心。此三代以上之事。自汉以来，专意词章，言浮 于理，才骋乎学，始文而为文矣。至论古今忠臣孝子、仁人义士，颇有不达文者，其躬行之事，乃六经言也，亦伟哉！或读 书作文之士，反不若之，何耶？是故行者，本也；文者，末也。有行而无文，不失为君子；有文而无行，终归于小人。行者 匪他，三纲五常是也。悲今之人，委身污下，诳辞欺世，将焉取材！汝欲为文，必本之六经，立身三纲五常之天，然后熟读 左传、孟子、庄、骚、贾、董、韩、柳、欧、苏之书，纵观诸子、诸史、百家之说，养其气质，老其才智，秉正大之论，揭 大经大法，弘播天下，一举斯民，同归三纲五常之天，始无愧于为文。若夫体制，意欲新，语欲简古，森严有法度，主于 理，勿流于凿，庶不堕于绮靡卑弱。及乎出奇，直与天地万物相为变化于无涯，庸以波澜其才？苟不身之以道，惟务言语为 工，是委文为技耳，良可叹息！诗之法，祖于三百篇，下逮曹子建、陶渊明辈。诗之律，宗于盛唐，主以杜，兼之李，次以 孟浩然、高适、王维辈。要在漱书史之润，益其灵根，岁月至，才华吐为天芬。其体制欲温柔敦厚，雅洁浏亮，意新语健， 兴趣高远，追淳古之风，归于性情之正，毋为时之所夺焉。凡人之一言一动，皆此心之形见者也。果能先立其大者，何往不 可，岂止文之与诗也耶？盖心之为心，广大于天地，光明于日月，不可以小狭之，不可以物犯之，惟始终养之以正，则庶几 乎。夫如是，无言则已，有言则必可观。汝其行之！’思肖后质诸数千百载圣贤之书，又以此衡鉴古今人事之变，乃知我先 君子教我者，至哉言乎！且汗漫湖海，从天下士游，固尝见尽法度议论精微者，然根本之论或遗之。故终身所法，惟学我父 而已。敬述所受，以为自序云。
时大宋德祐五年岁在己卯正月十七日，三山菊山后人所南郑思肖亿翁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