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4-15 23:17
决定着当时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官渡之战，在汉献帝建安五年十月以曹操的大获全胜告终。当时袁绍用兵十万，将帅如虎，谋臣如狼，曹操的军事力量则明显地具有差距，部下也多以为不能敌。然而曹操却终于以寡敌众、以弱胜强，这里面的原因究竟何在？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十月，曹操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去年袁术已死，现在袁绍又败，不可一世的袁氏兄弟再也没戏可唱，中国北方开始姓曹。
胜利似乎在曹操的预料之中。
事实上，曹操早就把袁氏兄弟列进黑名单了。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皇甫谧《逸士传》，袁逢的夫人去世时，袁绍和袁术兄弟俩扶灵归葬汝南，大会宾客，前来吊唁的人竟达三万之多。面对如此之多的宾客，袁绍和袁术虽然不得不做悲痛状，内心深处的得意则不难想见。然而冷眼旁观的曹操却悄悄地对一个名叫王俊的朋友说，天下即将大乱。作为祸乱魁首的，一定就是这两个人。要想平定天下，拯救百姓，必须先灭了这两个。王俊一直认定曹操是“天下之雄”，便回应说，能够扫平天下的，除了足下，还能有谁呢？两个人就“相对而笑”。后来，曹袁相争时，王俊还劝刘表支持曹操，可惜刘表不听。
当然，那个时候，曹操也只能是说说而已，毕竟师出无名，何况心有余而力不足。实际上，曹操一直为无法战胜袁绍而烦恼。曹操迎奉天子以后，袁绍心里一百八十个不服气，便加紧扩军备战，兼并诸侯，终于拥有了冀、青、并、幽四州之地，人多势众，兵强马壮，“天下畏其强”。曹操呢，则四面都是敌人：北有袁绍，东有吕布，西有张绣，南有袁术，再加上一个不怀好意的孙策。后来官渡之战时，孙策就准备偷袭许县，只是因为被刺客谋杀才未遂。所以，曹操心里很郁闷。
看透了曹操心思的是荀彧。据《三国志·荀彧传》，建安二年正月，曹操曾经一度举止失态，行为反常，所有的人都认为是张绣背叛了他的缘故，只有荀彧认为不是。荀彧说，以曹公之聪明，决不会追究往事，一定有别的原因。一问，果然。原来，袁绍给曹操写了一封信，态度极其无礼，语气也及其傲慢。曹操就问荀彧，说我一直就想讨伐那个不仁不义的家伙，可惜力不从心，该怎么办？荀彧说，无妨。纵观古今，成败在人不在势。如果是真正的英雄，那么，即便现在弱一点，也会强大起来诚有其才，虽弱必强。相反，如果是冒牌货，那么，就算现在强大，很快也会变弱荀非其人，虽强易弱。
这当然在理。问题是，具体到曹操和袁绍，会不会有强弱大小相互转化的可能呢？荀彧认为有。荀彧对曹操说，当今之世，能够和明公争夺天下的，也就是袁绍，而袁绍其实外强中干，因为明公有四个方面比袁绍强。第一，袁绍这个人，表面上宽宏大量，实际上嫉贤妒能貌外宽而内忌，既要使用人才，又不能给予充分的信任任人而疑其心；而明公您豁达大度不拘小节明达不拘，能够给予人才最大的信任，并且把他们放在最适合的位置唯才所宜，这是气度胜过袁绍。第二，袁绍这个人，反应迟钝，优柔寡断，决策总是慢半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而明公您总能够当机立断，而且变化莫测能断大事，应变无方，这是谋略胜过袁绍。第三，袁绍这个人，治军不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御军宽缓，法令不立，人马虽多，其实没有用士卒虽众，其实难用；而明公您执法如山，令行禁止，赏罚分明，言必信，行必果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军队虽然不多，但将士们都争先恐后拼力死战士卒虽寡，皆争战死，这是英武胜过袁绍。第四，袁绍这个人，凭借“四世三公”的家族势力，装腔作势，沽名钓誉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所以那些自鸣清高的人都投靠了他，可惜他们徒有其表，其实没有真才实学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而明公您以诚待人，不玩虚套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自己的生活很简朴行已谨俭，奖赏有功之人却毫不吝惜有功者无所吝惜，所以那些既忠诚又能干的人都来归顺您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这是仁德胜过袁绍。荀彧说，有此“四胜”，再加上明公尊奉天子，匡扶正义，师出有名，堂堂正正，岂有不胜之理？类似的话郭嘉也说过。郭嘉的说法就更夸张，一口气说了“十胜”：道胜、义胜、治胜、度胜、谋胜、德胜、仁胜、明胜、文胜、武胜。与之相对应，袁绍则有“十败”。不过《三国志》只记录了荀彧的“四胜”，郭嘉的“十胜十败”十裴松之的注引用西晋傅玄的《傅子》所言。谋士的话不一定靠得住，尤其是荀彧和郭嘉都站在曹操的立场上说话，又要给曹操打气，难免夸大其辞。但如果连袁绍的谋士也有看法，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且看袁绍这边怎么讲。
袁绍的谋士沮授和田丰倒没有也不可能对曹操和袁绍作全面的比较，但是，他们却提到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发动这场战争是否正义。据《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沮授和田丰对袁绍说，战争连年不断师出历年，民众疲惫不堪百姓疲弊，国库空无一物仓庾无积，税费有增无减赋役方殷，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因此，应该发展生产，安定人民，派使节向天子报告我们的成就。如果去不了，就公开状告曹操阻碍尊王之路，破坏统一大业，然后用运动战、游击战和持久战对付他。不出三年，“事可坐定”。
这个策略无疑是正确的。先将曹操置于不义，是为“道理”；以强制弱，以逸待劳，是为“有利”；步步为营，循序渐进，是为“有节”。但是审配和郭图反对。反对的原因，在审配，可能是因为糊涂；在郭图，则多半是拍马屁，我方十倍于敌就包围，五倍于敌就进攻，旗鼓相当就可以打他一仗十围五攻，敌则能战。如此看来，以主公之神武，军队之强大，消灭一个小小的曹操，那不是易如反掌譬若覆手吗？现在不抓紧，以后就来不及了。这显然是夸夸其谈，空谈误国，毫无实质性内容，因此沮授不能不予以痛斥，话就说得比较重了。
沮授说，平定动乱，诛灭残暴，叫做“义兵”救乱诛暴，谓之义兵。穷兵黩武，仗势欺人，叫做“骄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义兵是战无不胜的兵义无敌，骄兵则是必败无疑的骄者先灭。现在，天子在许，“举兵南向，于义则违”。何况曹操法纪严明，士卒精锐，哪里是像公孙瓒那样坐以待毙的？以骄兵战义兵，已是不利；以无名伐有名，更是无理。如果再不讲究策略，一心只想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失策了。所以沮授说：“今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兵，窃为公惧之！”
沮授这话，是说到根本了。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因此，战争的胜败，并不仅仅在于军事力量的强弱。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也不能只考虑实力庙胜之策，不在强弱，更应该考虑政治上是否正确，道义上是否在理。像袁绍这样，兴兵不义，师出无名，岂有不败之理？可惜袁绍不懂这个道理，听信郭图等人的强词夺理，结果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就先输给了曹操。在战略上，又急功近利，务虚名而不顾实际，当然会碰个头破血流。可以说，政治上失利，道义上失理，战略上失策，是袁绍失败的首要原因。
袁绍指挥上也失误。战争之初，中曹操声东击西之计，不守白马，驰援延津，是一误；曹操还军官渡以后，不知曹操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挺进官渡，是二误；相持阶段，派刘备和刘辟在许县周边骚扰，却不接受许攸的建议劫持天子，是三误；曹操奇袭乌巢时，接受郭图的意见，派轻兵救援乌巢，派重兵攻打官渡，是四误。袁绍指挥这场战争，可以说是一误再误。官渡之战的结局，与其说是因为曹操用兵如神，不如说是因为袁绍愚蠢透顶。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主帅一错再错，战争 就一败涂地。
指挥失误的根本原因是袁绍并不具备帅才。荀彧就说袁绍的特点，是“迟重少决，失在后机”，也就是见事迟，反应慢，优柔寡断，总是错过时机。相反，曹操则“能断大事，应变无方”，也就是能够当机立断，随机应变。《三国志·武帝纪》说，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官渡之战即将打响的前夜，曹操忙里偷闲打了刘备一家伙。当时大家都说，和明公争夺天子的不是袁绍吗？怎么去打刘备？曹操说，刘备是真正的人杰。现在不灭了他，后患无穷。大家又说，袁绍正大兵压境，我们去打刘备，袁绍抄我们的后路怎么办？曹操说放心吧！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他一定不动。果然，一直到曹操打完了刘备，俘虏了关羽和刘备的老婆孩子，重新回到官渡时，袁绍也没动一下。据《三国志·袁绍传》，当时田丰曾经建议袁绍趁机袭击曹操。袁绍却说小儿子正在生病，不肯出兵，气得田丰用手杖敲着他说，千载难逢的机会呀！却说什么儿子生病！
指挥失误的另一个原因是用人失当。说起来，袁绍手下是很有些人才的。颜良、文丑有勇，田丰、许攸有谋，沮授、郭图多智，审配、逢纪尽忠，所以孔融曾经断言曹操不是对手。据《三国志·荀彧传》，孔融曾对荀彧说：“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
然而荀彧却认为毋庸忧虑。不可否认，这些人都是人才，但这些人都有毛病：“田丰刚而犯上，计谋就难被采纳；贪而不治，忠诚就没有保证；专而无谋，决策就难以周全；果而自用，做事就难免霸道。荀彧甚至还预料，如果许攸的家人犯法，审配和逢纪这两个尽忠之臣一定会不讲情面，执法如山，许攸也一定会叛变。至于颜良、文丑，则不过匹夫之勇，“可一战而擒也”。结果完全如荀彧之所言，田丰被囚，许攸叛逃，颜良和文丑丢了脑袋。
如果只有这些人有毛病，还不要紧。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人都是有毛病的。所谓“知人善任”，关键就在于知道这些人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缺点，然后扬其长避其短。可惜袁绍不会。袁绍用人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自己个人的好恶。好恶的标准也很简单，就是谁拍马屁就喜欢谁，谁提意见就讨厌谁。田丰喜欢提意见，他让田丰进牢房；沮授喜欢提意见，他让沮授坐冷板凳。沮授坐冷板凳的结果，是袁绍决策一错再错。袁绍进军黎阳，派颜良攻白马。沮授提醒说，颜良性情急躁，沉不住气，虽然骁勇，却不可以独当一面。袁绍不听，结果颜良被杀。曹操还军官渡，沮授劝他屯兵延津，分兵官渡。官渡那边初战告捷，延津的大部队再去不迟。如果前方失利，也还有个退路，袁绍又不听，结果被曹操拖进泥潭。曹操奇袭乌巢，沮授再次建议，派蒋奇率一支别动队断其后路，袁绍还是不听，结果一把火烧光了所有的本钱。袁绍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性格和特别的本事，凡是对自己有利的正确意见，他一定本能地抵制。越是对他有好处，他越是不听。这真是一个奇观。
主帅没名堂，谋臣有毛病，这已经很糟糕了，更糟糕的是他们还要窝里斗。先是郭图嫉恨沮授，后是逢纪诬陷田丰。郭图、审配和沮授、田丰意见分歧，原本正常。讨论问题，难免见仁见智，哪能完全一致？只要大家都处以公心，实无妨会上争议，会下合作。然而袁绍集团不。会议刚散，郭图就去说沮授的坏话，说沮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如果不控制一下，只怕将来尾大不掉。袁绍马上起了疑心，不但削弱了沮授的军权，而且再也不听他的。沮授提出辞职，也不准。沮授万般无奈，只好跟着袁绍过河。据《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传》，上船之前，沮授仰天长叹，说悠悠黄河啊，我怕是再也回不来了。
果然，袁绍兵败，沮授被俘，落入曹军手中。沮授原本是应该跟着袁绍撤退的，但袁绍只顾自己逃命，哪管部下死活？沮授来不及过河，做了俘虏。军人押解他去见曹操，他一路高呼“授不降也”。见到曹操，则说：“速死为福”。沮授也是曹操的老朋友，曹操就迎上前去说，天翻地覆，沧海桑田，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沮授说，袁公失误，穷途末路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沮授的智慧和力量都用完了，活该做你的俘虏。曹操说：“本初无谋，不用君计”，你我合作如何？沮授说，家人的性命都在袁绍手里，就请曹公成全了我吧！曹操没有办法，只好杀了他。曹操说，我要是早得到沮授，天下事就无可忧虑了。
袁绍的谋士窝里斗，袁绍自己则闹家务。袁绍有三个儿子：袁谭、袁煕、袁尚。他最喜欢的是袁尚。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袁尚长得漂亮。我们知道，袁绍自己是一表人才的，《三国志》的说法是“有姿貌威容”。袁绍认为，老帅哥的接班人就应该是小帅哥，因此想立袁尚为储。但这话说不出口，就借着要考察他们的能力，让三个儿子和一个外甥各领一州：袁谭为青州刺史，袁煕为幽州刺史，高干为并州刺史，袁尚和自己一起守在根据地冀州。据《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沮授当时就表示反对。沮授说，一只兔子跑到十字路口，大家都来追。如果有一个人抓住了，大家就都不追了一兔走衢，万人逐之；一人获之，贪者悉止。你这样做，是存心制造矛盾，“必为祸始”。袁绍不听。果然，袁绍一死，袁尚兄弟就祸起萧墙，谋士们也分为两派。审配、逢纪拥护袁绍，辛平、郭图拥护袁谭，最后在争权夺利中同归于尽。
所以，袁绍之“失”，还要加上一条，即组织上失和。政治失利，道义失理，战略失策，指挥失误，用人失当，组织失和。有此“六失”，袁绍不败，那才是天理不容。
难怪曹操充满信心了。《三国志·武帝纪》说，袁绍发兵的消息传到许县以后，曹操身边的人都很紧张，认为肯定打不过袁绍诸将以为不敌。因为袁绍精兵悍将十万人，曹操的兵力却不过万余当然裴松之认为这个数字不准确。然而曹操却很坦然。曹操说，我太了解袁绍的为人了。他这个人，野心大，智慧少志大而智小；态度凶，胆子小色厉而但薄；嫉妒刻薄，人缘不好忌克而少威。他那个集团，“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因此，袁绍虽然地盘大，粮食多土地虽广，粮食虽丰，不过是给我当后勤部长罢了适足以为吾奉也。
曹操到底是袁绍的老朋友，他真是把袁绍看透了。袁绍这个人，确实是志大才疏、色厉内荏、外强中干，政治上短见，军事上弱智，组织上低能。当然，说他一点风度、才华、能耐都没有，也不符合事实。事实上，袁绍是有本事的，也是有魅力的。作为“四世三公”之后，他没有躺在父辈开创的基业上吃老本，也没有糟蹋父辈的好名声。相反，他凭着自己的能力，获得了比父辈更大的成就，更高的声誉。这是必须予以肯定的。但是，他却最为关键的时刻表现出愚蠢、固执和狂妄，终于自己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袁绍的愚蠢、固执和狂妄是三位一体的。他因狂妄而固执，因固执而愚蠢，又因愚蠢而狂妄。他蠢就蠢在没有自知之明。因为没有自知之明，他狂妄，总认为自己天下无敌，因此愚蠢。因为愚蠢，他总认为自己决策英明，因此固执。因为固执，他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因此失败。可以说，袁绍的失败，乃是做人的失败；而他做人的失败，又是性格使然。
袁绍的性格特征是内心分裂。荀彧就说他“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三国志》则说他“外宽雅，有局度，优喜不外形于色，而内多忌害”。也就是说，袁绍这个人，看起来温文尔雅，宽宏大量，风度翩翩，其实心理阴暗。他见不得别人比自己风光，容不下别人比自己聪明，受不了别人比自己正确。他打曹操，就因为曹操比自己风光；他贬沮授，就因为沮授比自己聪明；他杀田丰，则因为田丰比自己正确。据《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先贤行状》，袁绍兵败官渡以后，将士们捶著胸脯痛哭流涕，说如果田丰在这里，我们不会落得这个下场。袁绍自己也觉得没面子，就向逢纪问田丰的态度。逢纪说，田丰在狱中幸灾乐祸，拍手大笑，说自己料事如神。结果，袁绍回到邺城，第一件是就是杀了田丰。
其实，即便没有逢纪的馋言，田丰也必死无疑。据《三国志·袁绍传》，当朋友向田丰祝贺，说“君必见重”时，田丰的回答却是“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田丰实在是太清楚袁绍的为人了。如果打了胜仗，心里高兴，还有可能释放田丰出狱，一方面显示他的宽宏大量，另方面也可借这个“反面教员”来证明自己的伟大英明。打败了仗，恼羞成怒，便一定会迁怒于别人，拿别人的人头来给自己出气，杀正确的人来掩盖自己的错误。这样的人真不是东西。
甚至就连袁绍的老婆，也不是东西。据《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典论》，袁绍尸骨未寒尚未殡葬僵尸未殡，他老婆刘氏就把袁绍的宠妾五人全部杀死，说都是这些狐狸精害死了他老公。杀了不算，还要毁容，说是以免九泉之下继续勾引袁绍。袁尚助纣为虐，帮他妈把这些女人的家属也杀了。这就和曹操截然相反。曹操是打了败仗检讨自己，打了胜仗感谢别人的。他夫人卞氏也很厚到。《三国志·后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说，她常常趁曹操外出的时候把离异了的丁夫人接回家来住，自己执侍妾礼，平时也经常送衣送食，问寒问暖。比较一下曹操和袁绍以及他们的夫人，谁该胜谁该负，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的确，兴亡谁人定，胜败岂无凭。现在看来，曹操的胜利，袁绍的失败，应该说是胜败有凭。事实上，曹袁二人的高下之别，很早就已经显示出来了。据《三国志·武帝纪》，还是在刚刚起兵讨董卓的时候，袁绍就问过曹操如果讨伐董贼不能成功，你看哪方面能做我们的依靠和凭据方面何所可据？曹操反问，足下的意思呢？袁绍问答说，南据黄河，北占燕代泛指河北北部和山西山东一带，兼领戎狄指乌桓，南向以争天下，或许可以成功吧？曹操听了肚子里好笑，心想如果人是没有用的，躲到哪里也没有用，便淡淡地说，照我看，任用普天下的智慧之士，用正道和正义来统帅他们，就左右逢源没有做不了的事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在这里，曹操利用汉语词汇的多义性，表达了他与袁绍不同的政治见解。袁绍问“方面何所可据”，这个“方面”，可以理解为地理位置，也可以理解为政治条件；据，则即可理解为据点，也可理解为凭据。如此，则曹操的话就可以理解为：只要依靠正义和人才，什么地方都是根据地。曹操的见识，已明显地高出于袁绍之上。这也是曹操后来与袁绍逐鹿中原时的态度：你打军事地理牌，我打政治人才牌，咱哥俩就玩他一把好了！
曹操很早就意识到，正义的旗帜和精锐的队伍是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荀彧就说，袁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相反，曹操则是既能聚人，又能用人的。那么，曹操为什么能够聚人，他的用人之道又是怎样的呢？
请看下集：海纳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