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4-15 23:17
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品三国》节目第一集里讲了一句话，说曹操虽然抢走了关羽的老婆，却也被别人抢走了“空城计”的“发明权”。此言一出，立即招致批评。先是有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周振鹤先生在上海的《青年报》发表谈话，说“历史上不曾有过‘空城计’，所以谈不上谁发明”，并由此得出结论：“一个研究文学的人去讲历史，当然免不了破绽百出。”后是有一位网名“红茶杨威利”的朋友发出题为《空城计与易教授》的帖子，说我讲的那个故事“并不是什么空城计”。而且“就算要勉强去认定，最多也只是一个空营计”。他认为三国时期既有“空城计”又有“空营计”。“空城计”是文聘对孙权使的，“空营计”是赵云对曹操使的。我的说法固然是“信口开河”，周振鹤先生则“更加无知”，因此“两位教授在历史的研究上可真是唱了一出‘空城计’”。
这就很有些意思了。既然有这么多人较真，那我也不妨来钻钻牛角尖。当然，我们还得把曹操那个故事再讲一遍。
先看《资治通鉴》怎么说。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事情大概是这样的。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吕布和陈宫率一万多人从东缗故城址在山东省金乡县东北来打曹操。当时曹操驻军乘氏故城址在山东省钜野县西南，部队都下乡收麦子去了兵皆出取麦，留守的不到一千人。正好屯西有大堤，堤南有一大片树林，深不可测。曹操便“隐兵堤里，出半兵堤外”，吕布则“令轻兵挑战”。两军相遇后，曹操的伏兵都从堤内冲出，“步骑并进”，打得吕布落荒而逃，曹操“追至其营而还”。显然，这是一场“完完全全的伏击战”，不但不是什么“空城计”，就连“空营计”也算不上。
问题是《资治通鉴》的这个说法并不完全靠得住。为什么呢？因为司马光做了手脚。《资治通鉴》的这段记述，源自《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魏书》。但《资治通鉴》在重新表述时，却删掉了一些内容，已非此事的原始情况和完整情况。实际上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吕布打过来的时候，手中兵力不足千人的曹操情急之下，便让随军女眷都到城上短墙陴去站岗。吕布来了以后，看见城墙上站着女人，屯西又有大堤，堤南“林木幽深”，便怀疑那里有埋伏。吕布就和部下说，曹操这个家伙很狡猾曹操多谲，我们不要上当勿入伏中，便向南后退十余里。等到第二天吕布再来时，曹操果然在堤内埋伏了军队，这才有后来那场“伏击战”。可惜这些关键内容，包括“太祖乃令妇人守陴”、“布疑有伏”、“引军屯南十余里”、“明日复来”等等，都被司马光删掉了，这才造成许多人的误读。没错，司马光是写了《资治通鉴考异》。在胡刻本和中华书局点校本的《资治通鉴》里，《考异》是散注在正文之下的。但恕我老眼昏花，在这段正文后面竟然找不到司马光先生的任何解释。那么，请批评我的人明以告我，司马光删去上述文字究竟是何道理？在此之前，对不起，我是只能相信《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魏书》的。
按照裴注所引《魏书》，这场战争其实有两个阶段，时间则有前后两天。两个阶段情况并不相同，前则设疑后则设伏，怎么能说“完全是伏击战”？那么，发生在第一天的那个情况算不算“空城计”呢？这就要看你对“空城计”如何定义了。广义地看，是可以算的。因为它具备了“空城计”最基本的要素和内核，那就是公开示弱示虚，让对方不知深浅不知虚实，进而因生疑而不敢进攻甚至撤退。“布疑有伏”就是产生怀疑，“引军屯南十余里”就是不敢进攻而且撤退，而产生怀疑并立即撤退的原因，则不但因为“屯西有大堤，其南林木幽深”，而且因为城墙之上“妇人守陴”。我们知道，战争是男人的事。曹操军中，平时也没有一支“娘子军”。这个时候“妇人守陴”，只能说明曹营差不多已是一座“空城”。
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令妇人守陴”是曹操出奇制胜的精心设计，还是他万般无奈的垂死挣扎？如果是前者，就是“空城计”；如果是后者，就不是。这里有一个细节不能忽视，就是“令妇人守陴”后面还有“悉兵拒之”四个字。也就是说，曹操这回是把所有的兵力都用上了。根据这个情节，很多人都不同意说曹操使用了“空城计”。
这种批评很有道理，但我也有我的疑问。第一，历史上并无曹操平时训练女兵的记载，这些临时拉来凑数的“妇人”应该没什么战斗力，这一点曹操难道不值道？第二，即便“悉兵拒之”，也远非曹操的全部兵力，这一点吕布难道不值得？第三，既然吕布怀疑曹操要打“伏击战”，那他第二天为什么还要来？
因此，我认为，以曹操之“多谲”，以及他对周边地形的熟悉，此举很可能是他的一次急中生智。他明明知道不足千人的“悉兵拒之”，即便加上“妇人守陴”也不顶用，却还是要这么做，就是想蒙吕布一把。因为吕布并不知道曹操的大部队下乡收麦子去了。他看见曹操这边上阵不足千人，连女人都用上了，必定起疑。起疑必定撤退。等到第二天再来时，大部队已经调回来埋伏在大堤之南的树林里了。那么，吕布第二天为什么要再来呢？因为他想明白了，曹操其实是负隅顽抗；或者不甘心，想看看曹操这边的“妇人守陴”和“悉兵拒之”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惜他晚了一步，而曹操要的就是这个“时间差”。
无疑，这里面有冒险，有侥幸，也不乏赌博的意思。也就是说，曹操当时的想法很可能是两手准备：先示弱，后拼命。如果能蒙住吕布，让他摸不着头脑，就诈他一下，反正第二天就能把部队调回来。实在不能蒙混过关，那就拼个鱼死网破。所谓“悉兵拒之”，我以为当作如是解。
其实，但凡使用“空城计”者，谁不是两手准备？谁又能万无一失？魏禧《日录》就说，诸葛亮也就是遇到了司马懿，“若遇今日山贼，直入城门，捉将孔明去矣”。由此可见，曹操此举，和晋人郭冲的《条亮五事》以及《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空城计”，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诸葛亮计成，是对方知道他一生谨慎，因此断定他城中不空。曹操侥幸，则是对方认为他一生奸诈，因此断定他城外有伏。疑其“城中不空”，所以认为“凭栏操琴”是引我上当。疑其“城外有伏”，所以认为“妇人守陴”是诱我深入。细节虽然不同，但事不同而理同，因此不妨都名之曰“空城计”。
可惜诸葛亮那件事并未发生，而且于理不合。第一，司马懿不敢进攻，无非是害怕城中有埋伏。那么，派一队侦察兵进去看看，行不行？第二，司马懿“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距离应该不算太远，那么，派一个神箭手把诸葛亮射下城楼，来他个“擒贼先擒王”，行不行？第三，按照郭冲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军队有二十万人，诸葛亮只有一万人；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军队有十五万人，诸葛亮只有二千五百人。总之是敌众我寡。那么，围他三天，围而不打，行不行？何至于掉头就走呢？所以裴松之作注时，就断定郭冲所言不实。裴松之说：“就如冲言，宣帝司马懿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
但是，在诸葛亮那里并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在曹操这里就可能呢？因为情况不同。第一，当时吕布手上只有一万多人，并不像司马懿那样有一二十万，围而不打大约不行。第二，此处地形确实是打埋伏的好地方，吕布不能不疑。第三，吕布既然不可能打马向前，“辕门射戟”的手段也就使不上。再说曹操也没在城楼上，射谁呢？“令轻兵挑战”的事吕布倒是做了，可惜是在第二天。这时，曹操已经当真设了埋伏，派兵侦察又有什么用？当然，你可以不同意曹操这件事是“空城计”，因为曹操的“令妇人守陴”也可能并非计谋。但不管怎么说，我的说法毕竟于理不悖，于史有据。按照科学研究的惯例，至少可以作为“假说”提出，怎么就是“信口开河”、“破绽百出”呢？
至于“空城计”究竟是谁发明的，当然可以讨论。包括曹操这一招算不算，历史上有没有“空城计”，都可以讨论。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历来就有不同看法。将曹操此例算作空城计，这话早就有人说过，不是我的“发现”。将文聘此例算作空城计，这话也早有人说过，并不“新鲜”。还有人说最早的“空城计”，发生在公元前666年。这都算一种说法吧！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和自己观点不同，就乱扣帽子。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篇》，就只列举了《南齐书·高祖纪》、《旧唐书·良吏传》和《北狄传》的三个例子，也不提文聘和赵云的那两例。按照网友“红茶杨威利”的逻辑，是不是也要算作“一知半解”呢？
其实提不提文聘那一例，各人有各人的原因。我不提，是因为它发生在曹操战吕布一事之后。钱先生不提，则可能是先生对“空城计”的概念有严格界定。考《管锥篇》所举三例，一则曰“偃兵开城门”，二则曰“开城门延贼”，三则曰“开门以待之”，都有“开门”这个环节。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钱先生的标准。如果是，那么，我说的那一例不算，“红茶”先生的那一例也不好算数的呐！至于周振鹤先生断言历史上不曾有过“空城计”，他的标准是什么，我就不晓得了。但可以肯定，周先生作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资深教授，是决不会“更加无知”的。
附录二 我的历史观
一
有一家媒体问我：你常说，历史也是可以酿酒的，这代表你的历史观吗？我回答说，不能代表。这样一句话，怎么可能就代表了历史观呢？但这话没错，历史确实可以酿酒。《三国演义》就是历史酿的酒。不过也有酿成醋的。而且，酿成醋的还不少，能把人的牙都酸掉。酒也有好几种。有甜酒，有苦酒，还有药酒，也有只做药不酿酒的。总之，历史就是让人说的东西。说的过程就是发酵的过程。至于酿成什么，一看目的，二看手艺，三看运气。
媒体喜欢的是直截了当。所以这个问题也就只能这样回答。但他们也提醒了我，是得找机会谈谈历史观的问题。
正好，也是这家媒体，连续发表了一些批评我的文章。事实上，自从我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在《百家讲坛》开讲《汉代风云人物》，尤其是今年开讲《品三国》以后，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们的支持，也遭遇了一些批评。这让我感到很欣慰。其实我一直渴望着批评，尤其是那些有分量、能够击中要害、让我深思的公开的批评。人是要有支持的，也是要有批评的。支持让人振奋，批评使人进步，它们对于每个人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借此机会，我向所有支持和批评我的观众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但是，我也要做一点说明。第一，我没有义务，也没有可能回应所有的批评。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所有的批评都必须回应，那就太难为人了。第二，我希望批判者能够公开亮相，使用真名实姓或者常用笔名，这样比较公平，也显得光明磊落。起码，你不能明枪暗箭一起来，打一枪换一个名字，那就变成骚扰了。第三，我希望这种批评是与人为善、心平气和、实事求是的，至少也是负责任的。当然，一个电视节目播出之后，就变成了公共产品，观众也就有权来批评，来讨论，来品头论足说三道四。这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你不能要求所有的批评都有道理，也不能要求所有的批评都负责任。而且，当他们的这个权利受到损害时，我们还应该出来帮助他。这就是西哲所谓“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你说出这意见的权利”。
不过，作为个人，作为公民，权利都是对等的。你有说包括说和不说的权利，我也有听包括听和不听的权利。我不能要求你说的都对，都有道理，都负责任，你也不能要求我都听，都同意，都接受，甚至不能要求我都回应。就说前面提到的那家媒体，发表了一篇批评我的文章，署名“老牛”。老牛先生认为，我的《品三国》不像是“平民立场，现代视角”，毋宁说是“曹操立场，古代视角”。因为我在讲曹操杀吕伯奢家人一案时，对曹操进行了“曲意回护”。这个批评，我倒是作了回应的。我说，我不否认在讲此案时确有为曹操辩护的意思。但我之所作，并非“无罪辩护”，而是认为《三国演义》夸大其词，后世评价“量刑不当”。这难道违背“现代精神”吗？我在节目里说得很清楚：“凄怆这两个字很重要”。凄怆这两个字，就是曹操“还保留了一部分善心”的证据。这怎么是“无耻小人”呢？这是“有耻小人”！这样一种心情，和《三国演义》里面那种理直气壮的态度难道就没有区别？难道当时曹操应该到官府去自首，而衙役们则会对他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不过，好在老牛先生是赞成现代观念的。那么，面对诸如此类的批评，我总有权保持沉默。
这就是我对老牛先生批评的回答。但是，这位先生提出来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应该回答的，就不行使沉默权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说了曹操是“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这句话，老牛先生不同意。他说，这个常常流行于礼崩乐坏、道德失范时代的判断，其实未必。伪君子至少还对某些社会规范怀有畏惧之心，廉耻之心尚存，所以行事多少还有些顾忌或底线。真小人呢，那就无所顾忌的胡来了。
这话说得好，很有分量，而且不容回避。的确，如果“真小人”确实比“伪君子”更坏，那么，我的说法就不仅“误人子弟”，而且近乎“祸国殃民”。这可是不能不讲清楚的。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选择题。也就是说，当我们进行人生选择时，是“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呢，还是“甯做伪君子，不做真小人”？当然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因为选择都是自己的事情。但是，我请你不要匆忙选择，因为这个选项是不完全的，题目也是有问题的。比方说，我们怎么就不能选择做“真君子”呢？所以我们还得把这个问题都说透了。
实际上这是一个排列组合的选项，逻辑性是很强的。怎么样的排列组合呢？就是这里有一组概念──君子、小人，那里也有一组概念──真的、假的。然后真的、假的这一组，和君子、小人这一组，两个选择我们进行搭配，我们看看能搭配出几个结果来。大家可能马上就会说四个，那我们看是不是四个？第一个，真正的君子，真君子。第二个，虚伪的君子，伪君子。第三种真正的小人，真小人。第四个，虚伪的小人，有吗？没有。
所以，这个题目不是四个选项，只有三个。四个东西或者项目搭配下来，怎么只有三个结果呢？这不合逻辑呀！但事实就是如此──世界上只有伪君子，没有伪小人。为什么呢？因为恶是不需要作伪的，也没有谁会假装恶，假装小人。如果一个人让人觉得恶，被认为恶，那他一定是真恶。这里说的“让人觉得”和“被认为”，都不是指表面现象。比方说一个人看起来“凶神恶煞”，实际上“心地善良”，就不能说是“伪恶人”，只能说是“真好人”。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出于特殊原因，也可能有人必须假装恶人，或假装小人，比方说为了破案而潜入犯罪集团。但那也不能说他是“伪恶人”或者“伪小人”，只能说他是“真君子”，甚至是“真英雄”。
我们这样搭配下来，或者这样推论下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恶没有伪”，对不对？比方说我们说“伪善”，有这个词。有“伪恶”吗？没有。恶没有伪，小人没有假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恶是一种真实的东西，而善则是对恶的改造。
这也是古已有之的观点。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有两位思想家，一个孟子，一个荀子，争论过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问题。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孟子说，人性之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水，没有不往低处流的水无有不下；人，也没有不向善的人无有不善。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是一样的，就连尧舜也没有什么两样尧舜与人同。为什么呢？因为人性本善。一个人，刚生下来的时候，他是干干净净的，叫做“赤子”。赤子的心灵，是很天真，很纯朴的。所以，但凡天真纯朴的心灵，就可以叫做“赤子之心”。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词啊？就因为赤子的纯洁是很可贵的。所谓“君子”，就是保留了这种纯朴天真心灵的人，叫做“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问题是，大家既然生下来都是赤子，为什么有的人最后变成小人了呢？那是学坏了。所以我们要加强道德的修养，不让我们变成一个坏人，不要学坏。只要大家保住赤子之心，那就“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基本上是孟子的观点。
荀子的观点是什么呢？人性本恶。人生下来都是恶的，所以你必须加强道德修养，才可能变成一个好人，叫做“无伪则性不能自美”。伪是什么？伪就是人为。如果没有后天的修养和改造──伪，那么，天生的那个“性”人性，是不可能自动变好、变善、变美的。也就是说，只有不断改造自己，你才有可能变成一个好人。
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是没有答案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刚刚生下来，还没有接触社会、接受教育的时候，他还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也就是说，从生物学的角度讲，他是人科动物当中的一个；而人恰恰不单是自然的存在物，更是社会的存在物。人是社会的。只有加入社会，才是真正的人，也才有人性；而一旦接触社会，就很难讲他的本性是善是恶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人类社会是善恶并存的。没有纯粹只有善的社会，也没有纯粹只有的恶的社会。人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矛盾体。西方人甚至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也就是说，人的身上，既有神性，又有兽性。神性就是善，兽性就是恶，人是神与兽、善与恶的对立统一。
当然，话不一定这么说。但可以肯定，真善美是和假恶丑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没有假恶丑，也就无所谓真善美。而我们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善。何以证明人类是追求善的呢？只有“伪善”没有“伪恶”就是证明。什么是伪？就是伪装、假冒。为什么要伪装、假冒呢？当然是因为人类认同善。善，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
但我们不要忘记，恶可能也是一种本性，一种真实的存在。其实，“追求”二字，本身就意味着“善”这个东西，或者本来没有，或者容易丧失，否则就不必追求了。主张人性本善的，认为它容易丧失；主张人性本恶的，认为它原本没有。所以他们都主张追求，也就是都认为人应该善。那么，认为人应该恶的，有没有呢？没有。就连恶人，也不主张人就应该恶。问题是，没有人主张恶，恶却依然存在，这又是为什么？有人说是学坏了。于是我们就要问：第一，跟谁学的？跟动物么？第二，为什么一学就会？第三，为什么学坏那么容易，学好就那么难，要一再提倡？凡此种种，都说明人性中有恶的成分，而且还很顽固。
这就又回到原来那个话题了：人性究竟原本是善还是恶。可惜这个问题是说不清的，也离本题太远，那就先搁置起来。反正，恶是一种存在，一种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存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一个问题了，那就是如何努力向善而防止作恶？这是我们不能不想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老牛先生对我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他说，“伪君子”至少还对某些社会规范怀有畏惧之心，廉耻之心尚存，而行事多少还有些顾忌和底线。在这里，他提出了三个问题，三个概念，三个关键字。一个是顾忌，一个是底线，还有一个是社会规范。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好人，不做坏人，我们要行善不作恶，靠什么呢？靠社会规范，另外每个人都要有底线和顾忌。这个意见我觉得非常正确。虽然他是批评我的，我还是认为他的意见很有道理。
但问题是，我们不能抽象地讲要有顾忌、底线和社会规范。我们还要问：什么底线？什么顾忌？什么社会规范？也就是说，你的底线指的是什么？你的顾忌指的是什么？那个社会规范又是什么？这正是我和许多批评我的人意见分歧所在，也正是我要和老牛先生、和大家讨论的问题。
二
我们先来看底线和顾忌这两个概念。
底线是属于什么的呢？底线是属于内心的。就是我不作恶，决不作恶。我做事情再怎么样，哪怕做一些不好的事，也要有一条底线，不能突破。比方说，我偷东西，但我不杀人。就算被人看见了，也不能杀人灭口。或者说，我偷东西，但我不奸淫。就算女主人国色天香，也不能见色起心。再比方说，我偷东西，但我只偷富人的，不偷穷人的，或者决不偷人家的活命钱，救命钱等等。这叫做“盗亦有道”。这个底线从哪里来？从自己来，只能来自每个人自己的道德观和道德感。所以底线是由道德来负责的，我们也称之为道德底线。
那么顾忌是什么呢？顾忌是外加的。就是说，不是我不想作恶，不是我不想干坏事，也不是我不会干坏事，也不是我不能干坏事，是我害怕。害怕什么呢？恐怕是老牛先生说的“社会规范”。这当然不错。但我还是要再问一句：什么规范呢？老牛先生没有说。不过看他的意思，似乎也是道德。他的原话是“伪君子至少还对某些社会规范怀有畏惧之心，廉耻之心尚存”。所谓“廉耻之心”，当然就是道德了。
于是我们就要问：道德真正能够使人有所顾忌吗？我的结论是不能。
我们知道，道德是和良心联系在一起的，而良心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什么叫道德？什么叫善？善不是说没有恶。一个人，为什么没有恶？怎么会没有恶？天生没有吗？这就讲不清、靠不住了。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人的天性究竟是善还是恶。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个问题挂起来，而且要把下面这个道理讲清楚，那就是：善，不是没有恶。善是什么？是我本有恶，我也会作恶，我也想作恶，我还能够作恶，但是我不作恶，我发自内心地不愿意作恶，这才叫善。这是“真善”。我本来也想作恶，我也能作恶，我装一个不作恶的样子，我用一个不作恶的样子去作恶，或者等到能够作恶的时候再作，那叫“伪善”。“真善”就是明明可以却偏偏不做，我发自内心地不愿意。我一想到作恶，我的良心就受不了。或者一旦突破底线，自己就先不能通过，甚至恨不得给自己一耳光。这个底线就来自道德。它是内在的，不需要别人监督的。
道德的底线也是别人监督不了的。因为底线来自良心，良心属于每个人自己。一个人如果不讲良心，别人是拿他没办法的。孔子的学生宰予问孔子，三年之丧有什么道理呢？一年也就够了。孔子说，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便吃那白米饭，穿那花缎衣，心里面觉得安不安呢？宰予说，安呀！孔子也只好气呼呼地说，你良心上过得去，你就做嘛！一个君子，之所以守孝三年，是因为在这三年中，他吃好饭不觉得香，听音乐不觉得美，住在舒服的房子里心里不安。你既然心安理得，那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可见，良心不需要监督，也监督不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良心不是顾忌。
良心为什么不是顾忌呢？因为第一，良心不是“不敢”，也不是“不能”，而是“不肯”。第二，良心发自内心，不靠别人管着。实际上所有的道德，真正的善，都是不要别人管，也是别人管不了的。由此可见，道德一旦成为顾忌，那就一定是伪善。这个道理，老牛先生其实是清楚的，因此他把因“道德顾忌”而不敢胡来或者有所忌惮的人称之为“伪君子”。不过他认为，有所顾忌总比无所顾忌好，所以“伪君子”也比“真小人”好。
这就又需要讨论了。
有所顾忌总比无所顾忌好，这话对不对？也对也不对。何以言之故？因为要看是什么顾忌。如果是“道德顾忌”，就未必。为什么呢？因为“顾忌”二字与道德精神相悖，道德也不可能真正让人有所顾忌。为了说清楚这一点，我们不妨问一下：出于道德上的顾忌而不敢作恶，究竟怕什么？无非是怕人家说，即所谓“道德谴责”。我们知道，道德不是法律，没有刑律之类的“硬控制”或“硬惩罚”手段。它是一种“软控制”，其常规手段也就是“口诛笔伐”。那么请问，如果没人说呢？或者说不了呢？或者不在乎呢？一个人，在他还觉得“人言可畏”的时候，道德的谴责是会有约束作用，让他有所顾忌的。但是，一旦他成了某种人物，谁也说他不得时，那就恐怖了。天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情来！所谓“王莽谦恭未篡时”，就是这个意思。未篡位时，是谦恭的。篡到了呢？那就对不起！其实，即便成不了王莽，也总有别人看不见、说不了的时候，比方说“背地里”或者“私下里”。所以，一介草民，自不妨“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大恶大奸，更可以“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总之是平时夹起尾巴做人，一有条件就原形毕露。请问，这种顾忌，靠得住吗？
当然，要说道德的谴责一点作用都没有，也不是事实。作用还是有的。比方说，说的人多了，会有舆论压力；说的时间长了，会有心理压力；对于其他的人，会有教育意义；对于整个社会，则能够营造道德环境和道德氛围。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对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谴责，但不能天真地认为，那一定能使恶人顾忌。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说的“道德顾忌”，不是怕别人说，而是怕自己说。很好，我们要的就是这个。但对不起，这是“良心”，不是“顾忌”；是“真善”，不是“伪善”；是“真君子”，不是“伪君子”。前面已经说过了，道德原本应该发自内心，不能是外在的监督。因此，一旦成为顾忌，就有作伪嫌疑；而一旦作伪，就突破了道德底线。道德的底线一旦突破，老牛先生还有其他女士和先生们期望的东西，恐怕就没有希望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说真话，不说假话；做真人，不做假人”这个原则，是道德的底线吗？是。道德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人的幸福。幸福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主观的。因此，一种道德如果违背了人的本性，或者逼得人们去作伪，那就一定是“伪道德”。同样，一个人如果违背自己的天性和本真去做人，去说话，那就一定是“伪善”。当然，有时候我们也得说点假话，或者不说真话。比方说，为了保护别人，我们可能要说假话；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可能不说真话。但必须指出，“保护别人”和“保护自己”不能混为一谈，“说点假话”和“不说真话”也是两个概念。为了保护别人，可以说点假话比如一个歹徒追杀一个弱者，问你见他跑到哪里去了，你就应该朝相反的方向指。为了保护自己，你也可以不说真话，但决不能说假话。或许有人要问，既不能说假话，又不能说真话，那我说什么话？很简单，不说话。如果不能不说，那就说不会伤害自己的真话。根据道德原则，一个人所说必须真实，但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
那么，一点假话都不能说吗？除非为了保护别人和帮助别人，一点都不能说。而且，即便是为了保护或者帮助别人，也不是什么假话都可以说。为什么呢？因为说假话就是作伪，而作伪本身就是不道德。而且，今天你敢说一句假话，明天就敢说十句，后天就可能是弥天大谎。今天你可能只是有所顾忌，明天就可能是习惯性作伪，后天就可能是窃国大盗。
这样看来，“真小人”就比“伪君子”更可爱，也更可靠，因为至少他不装，不假，不作伪。我们知道，“真小人”和“伪君子”在本质上都是恶。“真小人”是小人，“伪君子”就不是？也是。那么，区别在哪里呢？也就一个字：装。“伪君子”装伪装，“真小人”不装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讲，“真小人”反倒更接近于善。
这个观点，老牛先生还有其他女士和先生们可能会不同意。他们会说，不对。“伪君子”和“真小人”的区别，在于一个廉耻之心尚存，行事尚有顾忌，另一个则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所以后者更可怕。这话其实似是而非。首先，“廉耻之心尚存”就不是“伪君子”，至少也是“半君子”，或“半君子，半小人”。其次，“行事尚有顾忌”固然好，就怕他一旦没了顾忌便变本加厉，因为他的“善”原本就是装出来的。他付出了“装”的代价，自然要设法“赚”回来。不但要“扳本”，还得有“红利”。第三，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固然可怕，但在“真小人”，却是明著来，我们至少有所警惕，可以防范。“伪君子”就相反。什么是“伪君子”？就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廉耻之心早已荡然无存，却装出一副还有的样子。这就更加厚颜无耻，也更麻烦。因为你既不知道他是真是假，又不知道他是善是恶。请问，你是防他呢还是不防？再说了，谁都知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果满世界都是伪君子，那你可是防不胜防。请问，谁更可怕？
所以，不要以为伪君子们“行事尚有顾忌”，我们就可以放心，我们这个社会就安全。也不安全呐！
或许有人会问，那我们难道就不要顾忌了吗？要。但不是靠道德，或主要不靠道德。靠什么？法律。为什么是法律而不是道德呢？因为道德是“软控制”，法律是“硬控制”。前面讲过，什么是“顾忌”？就是我想作恶，我能作恶，我会作恶，但我不敢。为什么不敢？因为有人管着，而且一定要管，一定会管，一定管得了。显然，这里说的这个“人”，不能是个人、私人。个人和私人没有这个权力，也没有这个义务，还没有这个能力。一个人作了恶，我们可能谴责，也可能不谴责。可能因为正义感而义愤填膺，路见不平一声吼，也可能因为碍于情面或慑于权威而噤若寒蝉。就算管，被管的人也未必听。所以靠不住。
靠得住的只有法律。因为第一，法律代表的不是个人的意志，而是全民的意志，社会的意志，国家的意志，不会因为个人的亲疏好恶而左右摇摆宽严皆误。也就是说，法律是铁面无私的。第二，法律依靠的是国家力量，使用的是公共权力，力大无比。一个人，如果作了恶，哪怕你躲到天涯海角，也能把你捉拿归案，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就有威慑力。第三，法律有切实可行和实实在在的惩罚手段，不像道德只能进行谴责，这就比道德更能让人畏惧。第四，法律的本性是执法如山，人人平等，不会出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情况。所以，只要是法治国家，是法制健全之时，那么，哪怕你是天王老子，如果胆敢作恶，自然会有人来管你，而且管得你不敢再犯！
当然，以上分析，都是理论上的，实际情况也并不都尽如人意。但我们现在也只能做理论分析，对不对？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法律并不万能，法治也是会有问题的，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因此，我们不能求“最好”，只能求“最不坏”，不能求“绝对可行”，只能求“相对可靠”。相对而言，如果要让人心存畏惧心生顾忌，法律要可靠得多。
看来，老牛先生“打包”提出来的问题，是要分析的。人，确实需要社会规范，但不能只有一种；人，也确实需要底线和顾忌，但不能都交给道德。社会规范应该有两种，一种是道德，一种是法律。它们也应该有所分工，那就是道德管底线，法律管顾忌。
三
道德管底线，法律管顾忌，两种社会规范各有分工并行不悖，这是人类经过数千年的探索得出的结论。在此之前，不同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民族和国家，曾经有过不同的选择，有的更偏重法律，有的更偏重道德。讲历史观，不能不讲这两种选择。
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是偏重道德的，至少儒家是这个主张，因为他们觉得道德更管用。孔子说，治理一个国家可以用道德，也可以用刑律。但是，用刑律治理国家的结果，是“民免而无耻”，就是老百姓不敢犯罪，但是没有廉耻之心，他心里还是想犯罪的。这就“治标不治本”。治根本要用什么呢？用道德。以德治国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有耻且格”。格，有各种解释，其中一种是“正”。所谓“有耻且格”，就是既有廉耻心，又有正义感。因此，治理国家不能靠刑律，只能靠道德，也就是只能实行“德治”。
既然是“以德治国”，那么，就先得把皇帝也好，官员也好，都设计成好人，主张并相信“君子治国”。因为如果连治国者都不是君子，又怎么能够指望被治理的人“有耻且格”？所以必须假设，皇帝一定是仁慈而圣明的，是“圣人”；宰相一定是正派而贤明的，是“贤人”；地方官则一定是廉洁而高明的，是“君子”。皇帝圣明，宰相贤明，地方官高明── “三明主义”。这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思路。
这个观念不能说没有道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人人都是君子，满街都是圣人，每个人都讲道德，难道不好吗？当然好得很，实在太好了。所谓“尧舜之世”，也无非如此。可是，做不到怎么办？事实上，我们建设了几千年，这个“理想国”和“君子国”也没能建起来，“伪君子”反倒弄出不少，甚至弄出“非典型腐败”来了。
什么叫“非典型腐败”？就是区别于“典型腐败”。比方说我的哥们杀了人，要把他从监狱里捞出来，我就花钱买通法官，买通员警，买通律师，把他从故意杀人定为过失杀人，再来一个保外就医，然后我就把他弄出来。这就叫“典型腐败”。因为我送钱、送礼、请客、吃饭是有既定目标的，这种案子一旦发现也是要严惩不贷的。
那么，“非典型腐败”是什么呢？第一，不是说我有事了，送你一个红包。什么事都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都没有，照送。这可以叫做“无目的贿赂”。第二，按照一定的时间和规矩，到时候就送，比如三节两寿。三节是什么呢？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两寿是什么呢？就是长官过生日，长官的太太过生日。当时还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长官属鼠，生日的时候下属就送他一只纯金打造的老鼠。长官非常高兴的说，告诉你，我太太属牛。这个可以叫做“常规性贿赂”。第三，这种贿赂是人人都送人人都收的，不收不送就会被视为异类，检举揭发就更是匪夷所思。明清两代不收不送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海瑞。所以海瑞派到哪儿当官都不受欢迎。这个可以叫做“普遍性贿赂”。
于是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啊？制度。明清两代官员的俸禄极低。明代一个县太爷的月薪相当于多少呢？据吴思先生计算，相当于1130元人民币。这点少得可怜的钱，要用来做路费、买官服、养家人、雇师爷。师爷是什么？就是长官的私人秘书，国家不发工资的。这个钱谁出？自己掏。还有迎来送往，还有请客送礼，你说这1130块他够吗？所以唯一不收红包的海瑞，一年只吃一次肉，就是他母亲过生日的时候。这事当时曾在官场传为新闻。官场的人奔相走告，说告诉大家吧，海瑞今天居然买了两斤肉啊！
海瑞后来是被当作了道德楷模的。但在我看来，那是楷而不模，因为没有人学他。怎么能学呢？不收红包没有办法过日子啊！所以这个腐败是逼出来的腐败，是“逼良为寇”。这种腐败因制度而生，最后又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制度，因此是“制度性腐败”。我有一本书叫《帝国的惆怅》，谈到了这个问题，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去看。
不过我们还是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薪水定得这么低，就不能调高一点呢？原因也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为了标榜以德治国，君子治国。我们官员都是君子啊！君子不爱财，君子很廉洁，君子艰苦朴素，君子安贫乐道。他们出来做官，是为了报效国家效忠皇上，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少拿一点没关系啦！甚至不拿钱、倒贴钱也可以啦！结果怎么样那？结果是搞出伪君子，搞出“制度性腐败”。
相反我们看美国这样的国家。他的总统难道都是君子？也有不是的。他的总统想不想作恶？也有想作的。尼克森不是有水门事件吗？克林顿呢，拉链门事件。所以小布希没准也会整出点事儿来。但是最后怎么样？他弄不成。克林顿倒是混到底了，尼克森就只好辞职下台。因为克林顿只不过“私德不修”，尼克森却是“妨碍司法”。这个不能容忍。你可以做点缺德事当然被曝光以后要道歉，但是你不能妨碍司法，更不能利用总统职务和行政权力来干预司法。所以他得下台。克林顿呢？他的事情揭发出来以后，支持率还增加了。美国人说，这个哥们不错啊！他怎么喜欢莱文斯基这样的女人？这么俗气，这么没有品位，跟我差不多啊！支持率反而上去了。民主社会就是这样，领导人必须跟着老百姓的口味走，不能够自命清高。民众也不在意领导人是君子是小人，有学问没学问，有品位没品位。反正有制度管着，谅他也不能如何，学问少一点，品位低一点，没准更好。
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上次美国大选后，记者问选民，你为什么选小布希，不选戈尔？有个老太太说的非常有代表性。她说戈尔这个人太聪明，太多学问了。学问多，人聪明，肚子里弯弯绕就多，把国家交给他我不放心。小布希呢？憨憨的，像个加油站的伙计，这个靠得住。我们就很奇怪。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观点，应该是精英治国。治国的人，应该是有能耐的、有水准的、有品位的、有修养的，怎么选个傻乎乎的，一口土腔，没有文化？选这么个人，怎么能够放心？就因为他们更看重的是制度，不是人品。他制度上已经设计好了，你想作恶也没那么容易，有很多东西管着你呐！实际上，在美国人看来，所谓“白宫”，无非是高速公路上一个加油站。总统呢，也不过是加油站里的修车伙计，充其量是个卖二手车的。这样的人，会两下子就行了，憨厚一点就更好。
当然，小布希也未必就多憨厚。不过美国人的要求也不高，只要“看起来老实”就行。反正他们把所有的问题和麻烦都交给了制度和法律，总统是君子还是小人，无所谓了。我们知道，美国人在设计国家制度的时候，是不太相信什么“廉耻之心”的，也不指望治国的都是“君子”，反倒时时刻刻提防“小人”。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读我的《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这本书。美国宪法的一个基本设计思想，就是把治国的人先想像成小人，然后再设计一整套的东西来防范。因为一个人作恶，其后果跟他的能力大小是有关系的。比方说一个小民他要作恶，他能恶到哪里去呢？一个总统如果作起恶来，那就吓死人了。尤其是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他的总统要作恶，全世界都麻烦。怎么防止他作恶？先把他想成坏人。当时制定这个宪法的时候，大家心目中第一个任总统就是华盛顿。虽然所有的人都没有明说，心里却是这么想的。可是佛兰克林却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我估计我们的第一任总统会是一个好人，但是后来的那些家伙，就天知道他们是什么了。因此，必须制定一整套的法来限制他，不让他作恶。这就是美国人的建国思想或者思路。
然而这里面仍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主张“德治”，却也并非单纯地只靠道德。我们也有法律和制度，怎么就不管用了呢？
原因也很多，这里只能简单说说。首先，中国古代是否有法律，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只有“刑律”，没有“法律”，更没有“法治”。或者说，没有法治意义上的法律。什么是“法治意义上的法律”？第一，这法律必须是全体公民通过立法机关和立法程式制定的“全民公约”。它体现的是全体公民的意志，而不是少数人、个别人的意志。但是，中国古代只有“臣民”，没有“公民”。既然连“公民”都没有，又哪来的“全民公约”？也就只能有体现君王意志的“王法”。王法非法，因为它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第二，这法律必须对所有人都具有同等效力，所有人在它面前都是平等的，而“王法”显然不是，至少它不能约束皇帝。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不过是一句空话。没有皇帝的批准，是不可能“同罪”的，结果仍然是“人治”，不是“法治”。第三，这法律中必须有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宪法高于一切，既高于一般法，也高于执法人。包括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任何人，都只能按照体现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宪法来治国。也就是说，治国的其实是法，不是人。这才叫“法治”。
这样的观念和这样的法律，都是中国古代闻所未闻的。因此，中国古代所谓“法治”比如法家主张的，就只能叫做“刑治”或“律治”，也就是按照一定的条款律来实施惩罚刑，治国的仍然是人。在这一点上，孔子的说法是比较准确的。他反对的是“齐之以刑”，不是“齐之以法”。他也没有说过“齐之以法”。可见，中国古代所谓“法律”，其实是“刑律”；所谓“法治”，其实是“刑治”。这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两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在法治观念阙如的情况下，制度的作用就会变得可疑。没错，中国古代也有各种各样的制度，包括防止官员作恶的监察制度。而且，平心而论，这些制度还是蛮不错的。比如规定监察官员可以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上级官员的制约。所以，一个七品县处级的监察御史，也可以弹劾王公大臣，他的上级管不着。甚至，就连自己的顶头上司，比如相当于监察部正副部长的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或者都御史、都副御史，作为本部门下级的监察御史也可以弹劾。这难道还不好？
但是，第一，监察官员虽然相对独立，却非完全独立。他们可以独立于其他官员，却不能独立于皇帝。而且，皇帝也是不受监督和不能弹劾的。第二，这些制度设计出来，是对付君子的，不是对付小人的。所以，一旦朝中出现了小人，尤其是伪装成君子的大奸大恶，就没有办法。当然，办法也不是没有，不过那往往是“不是办法的办法”。比如明代嘉靖年间，朝臣们为了除掉大奸臣严嵩，就使用了“小人伎俩”和“不正当手段”，办法是诬陷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谋反，而且是勾结日本人。你说严嵩的儿子怎么可能勾结日本人背叛祖国？那是不可能的。举报人林润的奏折其实说得也很清楚：“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什么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这么说，实际上是捕风捉影，连匿名举报都算不上。然而并不容严世蕃申辩，更没有什么取证、对质，硬是手忙脚乱地就把他的脑袋砍掉了。这事当时就有人认为是冤案。但没有办法。不这样，严嵩一伙就除不掉。难怪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要说这时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了，因为无论道德还是刑律，都已经不再管用。要防止恶，竟然只能用恶的办法。
四
严嵩的死，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人，他就是岳飞。岳飞的死，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天字第一号的大冤案。其让后人之痛心疾首，一如明代诗人文征明的《满江红》所说：“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然而岳飞曾经是极受信任和器重的，宋高宗赵构甚至对他说过“中兴之事，一以委卿”的话，还对王德等人说“听飞号令，如朕亲行”。所以文征明才说：“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这就和严嵩不乏相似之处。严嵩最得宠的时候是很风光的。因为年纪大，嘉靖特许他乘肩舆出入紫苑，还为他修办公室，每天赐御膳，赐法酒。最后呢？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睡在坟场里，靠人家上坟的供品过日子。岳飞和严嵩在皇帝那里所受的“两重天”待遇，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或许有人会说，你怎么能拿严嵩和岳飞比？一个是公认的大奸臣，一个是公认的大忠臣。一忠一奸，泾渭分明；一功一罪，天壤之别！这当然不错。但我们要问：奸臣就可以冤枉么？坏人就该冤死么？罢免后来又抄家严嵩，处死严世蕃，固然是实现了“实质正义”，然而这种正义如果要靠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那就只能叫做“荒唐的正义”。我在《帝国的惆怅》一书中，使用的就是这个标题。
正义要靠非正义的手段来实现，这种荒唐的事情只可能发生在荒唐的时代。不过，即便在那个荒唐的时代，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张居正在主修《世宗实录》时就说，严世蕃是该杀的，但罪名应该定为“奸党”而不是“反贼”。其实，就连说严嵩父子是“奸党”，也是冤枉的。他们两个恶贯满盈不假，对皇帝却是忠心耿耿。我们知道，嘉靖皇帝为了长生不老，是要亲自炼丹的。丹炼好以后，要找人吃一下，试一试。谁试呢？严嵩。严嵩多大年纪呢？七八十岁。然后吃下去还写实验报告，说什么臣夜服仙丹一丸，浑身燥热，痛下淤血二碗云云。这正是铅汞中毒的症状。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心甘情愿的充当皇帝实验室的小白鼠，你还说他是奸臣？所以，严嵩只能算是“奸贼”，不能算是“奸臣”，更不是“奸党”。
实际上严嵩原本也是“正人君子”。《明史》说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声音洪亮，才华横溢，名重一时，初入官场时也还正派，能和其他大臣一起反对嘉靖的胡作非为。但是，自从嘉靖皇帝发过一次“雷霆之怒”后，严嵩身上原本不多、却好歹还有的那么一点“正义感”，就荡然无存了，他也从此踏上了媚上、邀宠、弄权、谋私的不归之路。可以说，严嵩这个“奸臣”，其实是嘉靖“培养”出来的。
那么，嘉靖这个混账皇帝，又是谁“培养”出来的？何况中国古代的皇帝，又有几个不混账呢？只不过混账的程度各有不同罢了。还说岳飞这个案子。岳飞的死，在民间常常是归咎于秦侩之罪的，但史家却另有说法。许多历史学家都指出，大宋一朝，原本有一个比较好的传统，就是不妄杀重臣；岳飞以前，也不曾有一位大将被杀。秦侩胆敢破此先例，谋杀岳飞，没有高宗的默许，几乎就不可能。至少，也是投其所好。文征明说得好：“彼区区一侩亦何能？逢其欲。”也就是说，秦侩那贼，不过算准了皇帝的心思而已！
同样，严嵩干了那么多坏事，没有嘉靖的纵容，也不可能。不要以为嘉靖在西苑炼丹就两眼一抹黑了。实际上就连一只苍蝇从朝堂飞过，他都知道，怎么会不知道严嵩都干了些什么？不过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有意放纵罢了。等到不想放纵时，他自有办法对付。所以，严嵩混账是因为嘉靖混账，秦侩丑恶是因为赵构丑恶。皇帝，是所有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但你不能说皇帝就天生混账，皇帝的混账也是被“培养”出来的。谁的“培养”？帝国制度。前面说了，秦侩谋杀岳飞，是看准了高宗的心思。什么心思呢？“徽钦既返，此身何属！”也就是收复了中原，迎回了钦宗其时徽宗已死，赵构就得让出皇位来。为了保住皇位，他就不能把仗打得太大，也只能向敌人曲膝求和，甚至帮敌人除掉岳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这，也许就是他默许甚至暗示秦侩杀掉岳飞的原因之一。
其实宋高宗也好，明嘉靖也好，如果不当皇帝，也未必就有多坏。靖康之难时，当时还是康王的赵构，也曾有过“慷慨请行”赴金人军营谈判的壮举，而且表现还不俗。嘉靖的个人素质也不差，至少是个明白人。但是一当皇帝，就对不起了，既没有是非，也不讲道理。“尽忠报国”如岳飞，“贪赃枉法”如严嵩，在他们眼里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想用就用想杀就杀的。原因和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他们是皇帝。
从这个意义上讲，混账和丑恶的就不是嘉靖和赵构，而是皇帝制度。或者说，嘉靖混账，是因为皇帝制度混账；赵构丑恶，是因为皇帝制度丑恶。正因为这个制度是混账和丑恶的，所以，就连皇帝本人，也未必都有好结果。黄仁宇先生就说，他《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所涉及到的人物，从权臣到名将，从清官到太监，从贵妃到皇子，其“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包括皇帝，也不例外。显然，制度才是问题所在，皇权才是万恶之首。
所以，我觉得对于历史人物，确实要有“历史之同情”，要看到他当时的那些处境和原因。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也不应该是个人品质的优劣，而是制度的问题。简单地把历史人物分为好人和坏人、善人和恶人、君子和小人，是没有意义的。人性中不会纯粹是善，也不会纯粹是恶。坏人也有好心，恶人也有善意，小人也曾想做君子。我们要弄清楚的，就是这些原本也有好心和善意的人，是怎么变坏变恶的，如果有此可能的话。
曹操就恰恰是这样一个可以让我们做分析的人。一些朋友不理解我现在的腐败。他们质问：你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时间和篇幅去讲曹操？为什么不多讲讲高风亮节鞠躬尽瘁的诸葛亮？讲曹操这个“奸雄”，有什么教育意义呢？你究竟是“品三国”还是“品曹操”？我当然是“品三国”，不是“品曹操”，但重点是曹操。讲曹操，或许没有多少“教育意义”其实未必没有，却很有“教训意义”。大家知道，我们对这个节目的想法是四句话：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这就要有一个典型。曹操，就恰恰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可以让我们实现自己想法的典型。
为什么曹操是这样一个典型呢？因为在他的身上，善与恶是并存的，而且都很突出。他的人生道路，也是一个由“不太恶”到“比较恶”的过程。曹操这个人，可以说是少年“顽劣”，青年“英雄”，中年“枭雄”，晚年“奸雄”。这就很有意思了，值得分析。比方说，他临终前曾留下一份《遗令》，其中说到婢妾和艺jì们平时都很勤劳辛苦，我死了以后让她们住铜雀台，不要亏待她们见本书第一集，很有些人情味。但是，也就是在他去世前没多久，他的一个儿媳妇──曹植的妻子，仅仅因为穿了一件漂亮衣服，便被他以“违制命”的罪名赐死。这就不但毫无人情味，而且简直是暴戾、恐怖了。
那么，曹操又为什么要以如此之小的罪名处死他这个儿媳妇呢？是因为他嗜杀，以杀人为乐，或者容不得别人对他的命令稍有怠慢吗？恐怕不是。在我看来，他杀曹植之妻，是为了敲打甚至贬抑曹植；敲打贬抑曹植，是为了让曹丕顺利接班；而让曹丕顺利接班，则是为了保证曹魏政权千秋万代。此外，他杀崔琰、杀杨修，也都与此有关。所以，他如此滥杀无辜，只是为了权力。而且，他能够这样滥杀无辜，也因为他拥有权力，并且是不受监督、限制和制约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才是比任何恶人都更可怕的东西。它甚至能使一个人从“不太恶”到“比较恶”和“非常恶”。我以为，这样看问题，才是“现代视角”。
我“品三国”，讲到最后，将会回答这些问题。我在前期，是想把这段历史尽可能按照原貌先交待出来，结论是放在后面的。但是我不会归结于个人道德品质的优劣，只会归结于制度，包括曹操的悲剧，包括诸葛亮的悲剧，都是制度所使然。
不过，制度问题也不简单。比方说，我们前面做的比较，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法治”优于“德治”。其实不是的。中国古代的问题，主要不在于主张“德治”，而在于实行“君主制”。美国人能够防止他们的总统作恶，也不仅仅因为“法治”，还因为他们实行“民主制”。民主制主权在民，政权民授，总统自然可以监督。君主制主权在君，君权神授，谁能奈何得了？就连曹操这样的“准皇帝”，还有孙皓那样的“小皇帝”，也拿他没有办法。所以，讨论一个历史人物是君子还是小人，是没有意义的。争论法治和德治孰优孰劣，也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健全的社会和现代的国家，都既不可以没有法律，也不可以没有道德。道德管底线，法律管顾忌；法律防止作恶，道德使人向善，二者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比如我们讲“反腐倡廉”，就是既要有法律反腐又要有道德倡廉。这大概才是比较理想的制度。
其实就连中国古代那个问题多多的制度也有他的道理，也有一个演变过程，而且在诞生的时候还是不错的。否则，我们这个民族早就灭亡了，更不可能有让全世界瞩目的灿烂辉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制度又是有问题的。而且，正是由于自身的弊病，终于导致山穷水尽，不可收拾，最后被革命所推翻。现在我们建立了新中国，我们有了新制度，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然而，一个新制度的建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长时间的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其中就包括今天的诸位，将来都要为我们新中国的新制度做出自己的贡献。为此我才要把我们的历史做一个回顾，知道我们历史上有过哪些成就，走过哪些弯路，又有哪些谬误是我们现在需要避免的。这才是我出来讲史的一个真实的意图，这也就是我的历史观。
当然这里面的内容是很多的。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今天只能说到这里，算是开个头。诸多问题，只好留待将来。不过我还是很感谢老牛先生，让我有机会把这些思考整理出来。虽然我至今不知道这位先生的真实姓名，但我真的很感谢他。
事实上，学术讨论的目的，不是比个高下，争个输赢，而是探明事理，启迪智慧。成都武侯祠有清人赵藩之“攻心联”云：“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我略改数字，以为自勉，并与诸君共勉：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书非好辩；
不审势，即褒贬皆误，后来治学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