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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紀二十 漢孝元初元元年-永光二年

資治通鑑白話文作者:金色轟炸機發布:金色轟炸機

2019-10-13 17:20

高宗孝元皇帝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48年

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於杜陵;赦天下。

春季,正月四日,漢宣帝被安葬在杜陵位於今陝西西安市雁塔區三兆村;大赦天下。

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爲陽平侯。

三月十日,漢元帝劉奭音事封王政君爲皇后,封王政君的父親王禁爲陽平侯。

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

元帝下詔:把三輔以京城長安爲中心的三個郡、太常九卿之一,掌管禮儀祭祀、各郡各封國公田及皇家園林的節餘經費跟產物賑濟貧民,幫助創業;家產不滿一千錢的,供給或借貸種子、食糧。

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爲平恩侯。

元帝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許廣漢同胞弟弟的兒子許嘉爲平恩侯。

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睏乏。

夏季,六月,傳染病流行,元帝命御廚房減少菜飯,減少樂舞部門的官員,減少皇家馬匹,救濟難民。

漢元帝登基後的一系列惠民舉措,顯示出他是一位淳厚寬仁的君主。

秋,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飢,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秋季,九月,函谷關位於今河南靈寶市以東十一個郡與封國,大水成災,發生大飢謹,有些地方,人民互相殘殺,煮吃對方屍體,官府從其它郡、其它封國運來糧食進行救濟。

古時候交通運輸和通信水平差,發生災禍後,從朝廷做出反應,再到組織力量把糧食從別處運往災區,要很長時間。期間經常會出現人吃人的慘劇。特別是這種大面積的災害。

上素聞琅邪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爲諫大夫。上數虛已問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它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餘人,廄馬百餘匹。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爲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巨萬,廄馬食粟將萬匹。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鱉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擇後宮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廄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納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元帝早就聽說琅邪郡郡治今山東諸城市的王吉、貢禹全都精通儒家五經,德行廉潔,特派使節把二人徵召到長安西漢都城,今陝西西安市。王吉在途中病逝。貢禹到了之後,被任命當諫議大夫。元帝屢次謙恭地向他請教如何治理國家。貢禹說:『古時候,君王都很節約,因而用度也很有限,除了徵收十分之一的賦稅外,沒有其它賦稅遙役,所以家家戶戶都保持自給自足的生活。高帝、孝文、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多人,御馬不過百餘匹。但是後世迫不及待地追求享受,惡性發展,就越來越嚴重了。上行下效,臣屬也跟著奢侈。我愚昧地認爲完全仿效太古,當然困難,但至少也應效法近代祖先的事跡。現在,宮殿的興建,告一段落,已經無可奈何了,而其它的開支,應儘量減少。從前設立在齊國封國都城位於今山東淄博市臨淄區的皇家織造廠,每年爲皇家織造的衣裳,不過十個竹箱。而今,所屬的三座織造廠,每廠工人都有數千人,每年消耗億萬錢之巨。而吃糧食的皇家御馬,已達一萬餘匹。武帝時,又收取美女數千人,用來填滿不斷增加的皇宮。等到皇帝駕崩,陪葬的金錢,財物、烏獸、魚鱉多達一百九十種。而把所有的美女,送到墓園,看守墳墓。先帝的陪葬物也是如此,只以陛下身爲人子,不便更改。官員也樂於援照前例,至爲痛惜。『至尊如此,在下位的人受到影響。一個男人所擁有的妻妾,人多數都超過常態。王侯貴族的姬妾有的多到數百人,富豪官員甚至小史小民,有的僅歌女就數十人。內多怨女,而無法娶到妻子的男人,自然跟著增多。至於陪葬,天下莫不把金錢財寶,隨著遺體埋入地下。這種過失,應由上面負責,全是大臣們一切援例的結果。『我建議陛下,查考古人道理,遵循節約正途,減少御車、衣服、器物的開支減去三分之二。皇宮美女,只留下二十人,其餘的全部送回她們自己的家。凡在陵園的美女以及凡沒有生子女的,都應釋放。御馬不要超過十匹。只留下上林苑位於京城長安周邊的皇家園林南部地區,作爲打獵之用,其它的全部發還給人民。而今,天下陷於嚴重的饑饉荒年,難道不應該急切地縮小支出,用做拯救困苦的人民,回報天意?上天設立君王是要爲人民謀福利,不是爲他一個人自己享樂。』元帝採納貢禹的建議,下詔:凡是皇帝很少前往的宮殿以後不再修理。讓太僕九卿之一,掌管皇家車馬減少御用馬匹,水衡官員減少供應皇帝觀賞或打獵用的野獸。

所謂上行下效,要剎住全社會奢靡的風氣,還要天子帶頭才行。元帝虛心接納意見,減少了皇室不必要的開支。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遊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爲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足不以知,烏得爲賢!知而不言,爲罪愈大矣!

臣司馬光說:忠臣之侍奉君王,應要求君王去做較爲困難的事。那麼,較容易的事用不著費多大力氣,便可納入正規。只要能彌補短缺,長度過分的地方,自然修正。元帝剛剛即位,向貢禹虛心請教,貢禹應該先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著手,而把次要的事情,留在第二步。優柔寡斷,邪惡之輩掌握權柄,正是當時最嚴重的憂患,貢禹不在這方面發言。謹慎節約,正是元帝所具有的,貢禹卻煞有介事提出建議,原因何在?假使他的智慧連這都不知道,怎麼可稱賢能?假使他知道卻不肯說,罪就更大。

司馬光認爲貢禹和匡衡對於漢元帝優柔寡斷易被奸臣蒙蔽這個最大短處避而不談,卻只就元帝本來就有的長處--節儉說個沒完,於是認定這二人有罪。實際上,這種責難是錯誤的。漢元帝之所以優柔寡斷,只是因爲他還沒有搞清楚到底誰好誰壞,所以沒有妄下斷言。而他所表現出的所謂長處--節儉,也是有其名無其實。天子至高無上富有四海,即使省了又省,可令其玩物喪志的誘惑也還是有很多。元帝在後宮時,那些奸臣難道就不會引導皇帝去奢侈放縱?如果沒有貢禹、匡衡的正直勸諫,那麼以元帝的優柔寡斷再加上驕奢淫逸,怎麼能在他在位的十六年中國家平安無事呢?君子以所學的知識侍奉君主,與那些在緊迫情況下非強行進諫的臣子不一樣。直諫的人,爲了攻擊時弊,甚至不惜矯枉過正。以學問侍奉君主的人,用中正之常法規勸君主,就可以正本以達其意。君主即使不醒悟,尚可保其大綱而不亂。所以,以孔子之聖,在見到軟弱的魯哀公時,也只是以仁政規勸他,而不去強行讓魯哀公如何如何改變。孔子難道也是故意對朝政中的惡事視而不見嗎?不是的,因爲孔子知道,大道建立了,奸佞之徒也就無立身之地了。匡衡不說矯枉過正的話,以免使朝中的奸臣猛烈反擊。如果漢元帝是可以理喻的人,則稍微點一下他就明白了。如果遇到那種完全不可理喻的君王,那麼即使痛哭流涕地勸說,他也不會明白。所以,進諫也是門技巧。

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眾睏乏。詔雲中、五原郡轉谷二萬斛以給之。

匈奴的呼韓邪ye二聲chan二聲匈奴最高首領再次向朝廷上書,說他們的民眾貧困窘迫。元帝下詔從雲中郡郡治今內蒙古托克托縣、五原郡郡治今內蒙古包頭市九原區劃撥二萬斛糧食支援他們。

是歲,初置戊己校尉,使屯田車師故地。

這一年,漢朝第一次設立戊己校尉,負責在原車師國位於今新疆吐魯番市的地方屯田駐軍。

從此開始,漢朝在西域有了常備駐軍。加強了對西域的控制。戊己校尉的名字,來源於五行與天干相配中的『中央戊己土』,戊己校尉在西域可鎮撫周邊各國,故而得名。

高宗孝元皇帝上初元二年甲戌,公元前47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爲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

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宮位於今陝西淳化縣,祭祀天神。樂陵侯史高以外戚的緣由主管尚書台事實上的中央行政機構事宜,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皇帝的高級顧問周堪,作他的副手。蕭望之是當時著名的大儒,與周堪曾擔任過元帝的老師,情誼很深。元帝對二人很信任,屢次宴請接見二人,談論歷代的安危興衰,陳述國家的大政方針。蕭望之推薦皇族出身,精通儒家經典,品行純正的散騎、諫大夫劉更生,兼任給事中,又推薦侍中前面幾個官職都是皇帝的顧問,有權出入內廷金敞,同在元帝之右,糾正元帝的過失。四人同心合力,籌謀商議,規勸引導元帝實行古代制度,打算多方糾正政治上的失誤,元帝對此心意嚮往,且納用其言。史高不過在高位上充數罷了,因此跟蕭望之有了嫌隙。

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眥,輒被以危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里,議論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

中書令掌管詔命傳達弘恭、僕射音葉,中書令的副手石顯,從宣帝時代,就長期掌管中樞機要,熟悉法令條文。元帝即位後,常常患病。因爲石顯長期擔任要職,又是宦宮,無婚姻之家,少骨肉之親,在朝廷中沒有黨羽,精明幹練,可以信任,於是就把大權托會給他。朝廷事無大小,都通過石顯轉奏,再由皇帝裁斷。石顯的權勢,超越所有朝臣,文武百官,都對他恭敬地侍奉。石顯爲人,靈巧聰明,通曉事理,很能領會元帝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旨意。他心腸陰險狠毒,以似是而非的狡辯,誣陷他人,任何一點小小的怨恨,就會被他濫用法律加害。他跟車騎將軍史高相勾結,在討論國家大事時,常堅持奉行舊制度,不接受蕭望之等人的主張。

外戚和宦官,這兩股勢力是損害國家的蛀蟲。因爲和皇帝親近,皇帝往往更信任他們。覺得他們是『自己人』。遇到石顯這種會察言觀色巧言令色的人,更是禍患無窮。

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

蕭望之等人憎惡許嘉、史高的驕奢,又痛恨弘恭、石顯的專權,於是向元帝建議:『中書是傳宣詔書的地方,位居朝廷中樞,掌管機要,應該由光明正大的人士擔任那裡的工作。武帝因爲常在後宮宴飲歡樂,才改用宦官,這不是古代的制度。請解除宦官兼任中書官職的規定,這才符合古代君主不接近因受刑罰致殘之人的禮制。』這項建議激化了蕭望之與史高、私恭、石顯的矛盾。而元帝剛即位不久,謙讓謹慎,不想輕易改變祖先的安排。所以這件事久議不決,最後還是把劉更生由中朝調出,改任外朝官宗正九卿之一,主管皇族事務

蕭望之說的沒錯,宦官就應該是爲皇帝及後宮人員生活服務的,確實不應當干政。宦官干政,往往是從皇帝身邊的一些小事開始的。比如一開始皇帝讓他們管理一下身邊的文書,到後來就發展到有了政事要徵求他們的意見,再到後來他們就開始把持朝政了。因爲比起朝臣,宦官離皇帝更近。影響皇帝的機會也比一般朝臣大。因此一旦掌權就一發不可收拾了。要想杜絕宦官專權,必須防微杜漸,從一開始就禁止他們以一切方式參與到政事中來。

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書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奸利郡國,及言許、史弟子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撫,雲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沒齒而已矣。如將軍興周、召之遺業,親日昊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奉萬分之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待詔華龍行污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

蕭望之、周堪多次向元帝推薦著名學者和秀才,作爲諫官人選。會稽郡郡治今江蘇蘇州市人鄭朋試圖投靠蕭望之,於是上書元帝,揭發車騎將軍史高派遣門客到各地營私,以及許、史兩大家族子弟的罪惡。元命把這份奏拿章給周堪過目,周堪建議說:『命令鄭朋在金馬門皇宮的東門等待召見。』鄭朋遂上一份簽呈給蕭望之,說:『現在將軍爲國家謀劃法制,只不過當個管仲、晏嬰,便心滿意足?還是忙得過了中午才吃飯,直追周公、召公的勳業才停止?如果目標不過是當管仲、晏嬰,那麼我馬上將回到故鄉延陵今江蘇常州、無錫一帶,去看守祖先的墳墓,以終天年。如果在於復興周公、召公留下的事業,那麼我也許願意竭盡小小的力量,奉獻給你!』蕭望之開始接見鄭朋,推心置腹相待。可是不久就看出他是一個投機取巧的邪惡之徒,與他斷絕了往來。鄭朋是楚地土人,由失望而怨恨,於是就改而投靠許嘉、史高。對他過去所做的事解釋說:『那都是周堪、劉更生教唆我干的,我遠在函谷關以東,怎麼知道朝廷里的事?』侍中許章,於是奏請元帝親自召見鄭朋。在跟元帝對話後,鄭朋出了皇宮,宣稱:『我向聖上檢舉蕭望之有五項小過,一項大罪。』待詔皇帝選拔的人才,以備使用華龍,品行惡劣,也想加入周堪等人組成的派系,周堪等不肯接納。華龍就與鄭朋勾結在一起。

在朝中黨爭不斷的情況下,蕭望之這種推薦人才,實際上是想爲自己擴充羽翼,以便於與外戚、宦官勢力對抗。很多奸猾小人也趁機來,想撈個一官半職。鄭朋就是個典型,給蕭望之寫的那封信,明顯是拍馬屁的,蕭望之居然還接見他。可見蕭望之雖然自詡清流,但是在與外戚宦官的黨爭中,也不能堅守底線。這樣一來,就給對手抓住了把柄,得不償失。

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系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即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勛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

弘恭、石顯命令鄭朋、華龍聯合控告蕭望之等密謀罷黜車騎將軍史高,使聖上疏遠許、史兩大家族。等到蕭望之休假那天,鄭朋、華龍把奏章呈遞。元帝交付弘恭查辦。在詢問蕭望之時,蕭望之回答說:『外戚身居高位,大多荒淫奢侈,我期望聖上疏遠他們,是爲了扶正國家,並沒有邪惡的意念。』在取得口供後,弘恭、石顯聯合上奏說:『蕭望之、周堪、劉更生,結黨營私,互相稱許推薦,多次詆毀國家重臣,離間陛下的骨肉至親,圖謀控制朝廷,獨攬權勢。作爲一個臣子是不忠。陷陛下於不義是無道。請派謁者把全案移送廷尉九卿之一,最高司法官。』當時元帝即位不久,不了解移送廷尉是關進監獄,於是就批准了奏請。後來,元帝要召喚周堪、劉更生,左右回答說:『他們已被逮捕關押。" 元帝大驚說:『不是說廷尉僅僅問話呀?』責備弘恭、石顯,二人都叩頭請罪。元帝說:『快請他們出來辦公!』弘恭、石顯唆使史高對元帝說:『陛下剛剛即位,沒有以德感人而聞名全國,就用法律處理師傅。既然已把九卿、大夫級官員下獄,也不好再讓他們官復原職,不如就此將他們免職。』元帝於是下詔給丞相三公之一,最高行政官、御史監察官:『前將軍蕭望之,作過我八年的師傅,沒有其它罪過,只因年紀已老,記憶力減退,赦免他的罪過,撤銷他的前將軍、光祿勛職務,而周堪、劉更生一律貶爲庶人。  

宣帝在立元帝爲太子後,沒有讓太子鍛鍊處理政務的能力,使得元帝繼位後連廷尉是幹啥的都不知道,被這些宦官玩弄於股掌之間。這不能不說是宣帝在教子方面的重大失誤。

二月,丁巳,立弟竟爲清河王。

二月的丁巳日,元帝冊封他的弟弟劉竟爲清河王封國都城位於今河北清河縣

戊午,隴西地震,敗城郭、屋室,壓殺人眾。

戊午日,隴西郡郡治今甘肅臨兆縣發生地震。城牆、房屋毀壞,壓死很多人。

三月,立廣陵厲王子霸爲王。

三月,元帝冊封原廣陵厲王封國都城位於今江蘇揚州市的兒子劉霸承襲他父王的爵位。

詔罷黃門乘輿狗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音次飛外池、嚴籞音御池田假與貧民。又詔赦天下,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元帝頒布詔令:撤銷黃門宦官機構,指責爲侍奉皇帝所管理的御車、御狗、御馬。水衡都尉主管皇室財政所屬的皇家花園,宜春宮位於今陝西西安市雁塔區曲江鄉所屬的御花園,少府九卿之一,主管皇家府庫所屬的皇家佽飛外池,以及皇家弋射鳥苑中的田地,統統租訂給貧民耕種。又大赦天下,命有關部門推薦優秀人才和有特別能力的人,以及直言進諫人士。

元帝繼續按匡衡的勸諫,行節儉,減少開支。

夏,四月,丁巳,立子驁爲皇太子。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征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

夏季,四月,元帝賜封劉驁音拗爲皇太子。待詔鄭朋推薦太原郡郡治今山西太原市太守張敞,是先帝時代有名的重臣,可以做皇太子的師傅並輔佐皇太子。元帝詢問蕭望之,徵求他的食見。蕭望之認爲張敞是一位能幹的官員,可以勝任治理頭緒繁雜紛亂的工作,但是行爲輕佻,不具備師傅的器量和資質。元帝於是改變主意,徵召張敞,準備任命他爲左馮ping二聲京城長安以北地區的郡級行政長官。不巧張敞因病去世。

太子年幼,需要的是能培養其德行的老師來教。就好比小樹需要支架固定,防止長歪。

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

元帝賜蕭望之封爵關內侯二十等爵中的第二等,有食邑無封地,兼給事中,每月初一、十五日朝見。

元帝對蕭望之還是很有感情的。雖然前一陣被石顯忽悠,撤了他的官,很快又重新啟用。

關東飢,齊地人相食。

函谷關以東發生饑荒,齊國地區發生人吃人的慘劇。

秋,七月,己酉,地復震。

秋季,七月的己酉日,再次發生地震。

上復征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爲中郎。

元帝再次徵召周堪、劉更生,準備任命他們當諫大夫。弘恭、石顯從中作梗,元帝於是改命三人當中郎皇帝身邊的侍從

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爲恭等,不爲三獨夫動。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異之願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奸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系獄,免爲庶人。

元帝一直非常尊重蕭望之,想請他擔任丞相。弘恭、石顯,與許史兩大家族的子弟,以及侍中、諸曹,都嫉妒蕭望之等人。而這時劉更生指使他的外親,就地震災難,上書說:『地震發生,大概是針對弘恭等來的,而不是因爲三個老匹夫蕭望之、周堪、劉更生。我非常愚昧,但我認爲,應該罷黜弘恭、石顯,以示對於壓制善良的懲罰。應該進升蕭望之等,以便疏通賢能上進的道路。如果是這樣,則天下太平的大門洞開,自然災害的泉源也就阻塞了。』奏章呈上之後,弘恭、石顯懷疑是劉更生干的,要求元帝准許追究其中的奸詐真相。據查,果然受到劉更生指使,於是逮捕劉更生,囚禁於牢獄,免官,貶爲平民。

君子指望用小人的手段來對付小人,這可能嗎?君子使用小人手段是業餘的,小人使用小人手段是專業的。劉更生這一愚蠢的行爲,不但沒能扳倒那幾個閹黨,反而讓他們反咬一口,把自己害了。由此看來。走正路,真的不能投機取巧。

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及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托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都至,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嘆曰:『吾嘗備位將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鳩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

恰好蕭望之的兒子散騎、中郎蕭伋也上書爲其父呼冤。奏章交付給有關部門。有關部門複查後上奏說:『蕭望之以前被指控的罪證很明確,並不是誣告陷害。他卻教唆兒子,向陛下上書,引用【詩經】上關於無罪的詩篇。有失大臣的體面,大不敬,請逮捕審訊。』弘恭、石顯等了解蕭望之平素氣節高尚,不可能接受下獄的屈辱,因此建議說:『蕭望之僥倖沒有牽連進前案中去,而又得賜爵位封邑,他不悔過認罪,反而滿腹牢騷,教唆兒子上書,把過失推到陛下身上。自以爲是陛下的師傅,無論怎麼都不會治罪。如果不用監獄的痛苦抑制他的驕傲自信,那麼陛下就再也無法施厚恩於臣子了!』元帝說:『蕭師傅素來性情剛烈,怎麼肯去坐牢?』石顯等人說:『人,誰不看重性命,而蕭望之被指控的,不過語言上的輕罪,必定不會有任何意外。』元帝於是同意奏請。冬季,十二月,石顯等把詔書封好,交給謁者負責詔命傳達,令今讓蕭望之親自拆封。同時下令太常迅速調發執金吾九卿之一,掌管京城治安所屬部隊,包圍蕭望之住宅。謁者到了蕭宅,召喚蕭望之。蕭望之就此問他的學生魯國封國都城位於今山東曲阜市人朱雲,朱雲崇尚節操,建議蕭望之自殺。蕭望之仰天長嘆:『我曾經立於丞相之列,而今年紀已超過六十。這麼老的年紀被關進監獄,去苟且求生,豈不鄙賤?』遂呼喚朱雲的字說:『游,快把藥和好,不要延長我等死的時間!』於是飲下鴆酒毒酒,自殺身死。元帝接到報告,大爲震驚。拍案說:『我本來就懷疑他不會去坐牢,果然殺了我的好師傅。』這時,內官正呈上午餐,元命拒不進食,淚流滿面,悲哀感動了旁邊的人。於是召喚石顯等責問,石顯等承認當初判斷錯誤,都摘掉官帽,叩頭請罪,過了很久,事情才算了結。元帝追思哀悼蕭望之,不能忘情,每年四季都派使節去他墳墓前祭祀,直到自己去世方止。

之前的周堪、劉更生就是被石顯、弘恭以這種方式陷害入獄的,當時事發之後,他們也是這樣叩頭請罪,元帝就原諒了他們。如今他們又故技重施,仍然輕易就被元帝所原諒。可見元帝還是仁有餘而義不足。面對奸惡勢力,一味得不忍下手將其剷除。其結果就是姑息養奸。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爲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訴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厎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才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奸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臣司馬光說:元帝這位君王,太奇怪了,容易受欺騙,而又難以醒悟。弘恭、石顯誣陷蕭望之,其陰謀詭計,誠然有時候很難分辨。然而,元帝開始已經懷疑蕭望之不會願意入獄,弘恭、石顯,卻以爲不必擔心出現意外,不久果然自殺,則弘恭、石顯的欺詐,已至爲明顯。即令是中等智慧的君王,也會情緒激動,勃然大怒,給奸邪的臣子以應得的懲罰。而元帝則不然,雖然以痛哭流涕、拒不進食來哀悼師傅,卻終究不能殺掉弘恭、石顯,只不過使他們脫下官帽,跪下請罪而已。如此,奸臣又怎麼懲治呢?這正是導致弘恭、石顯肆意妄爲,毫無忌憚的原因所在。

司馬光只看到蕭望之和周堪二人不是因罪而死,便歸咎於元帝糊塗。同時責怪貢禹和匡衡不能指出朝中的奸臣見本節開始時。可爲什麼石顯等人如此奸惡,卻不能危害天下,國家照樣太平無事呢?這是要得益於貢禹匡衡等儒者能堅守大道。西漢走向衰亡,是後面的成帝和哀帝奢縱造成的,而不是元帝的優柔寡斷造成的。

是歲,弘恭病死,石顯爲中書令。

這年,弘恭因病而死,石顯繼任中書令。

高宗孝元皇帝初元二年甲戌,公元前47年

初,武帝灰南越,開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國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至宣帝時,又再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博謀於群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於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當此之時,斷獄數百,賦役輕簡。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萬數,賦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斗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眾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自古而患之,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玳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於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睏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從之。捐之,賈誼曾孫也。

起初,漢武帝吞併南越,在海南島上,開始設置珠崖郡郡治今海南海口市、儋dan一聲耳郡郡治今海南儋州市。官吏以及士兵,全是由中原派去的漢人。多有侵奪排擠當地土著的事。而土著人也很強悍,認爲海南島隔絕在大海之外,所以無視法令,不斷起來暴亂。大約每隔幾年,就起事一次,殺害官吏。漢朝每次都出動軍隊,予以平定。二十餘年之間,共發生過六次起事。到宣帝在位期間,又有兩次起事。元帝即位的第二年,珠崖郡山南縣今海南陵水縣發生起事,漢朝出兵鎮壓。而其它各縣也跟著叛亂,接連數年,不能平定。元帝廣泛徵求大臣的意見,準備出動大軍鎮壓。待詔賈捐之說:『我曾經聽說,堯、舜、禹這些聖明有德的君王,其版圖的範圍,不過數千方里。西接流沙,東濱大海,朔方今內蒙古河套地區一帶以南都是中國聲威和教化普及的地區。聲明:願接受中國聲威和教化的,中國就去治理;不願接受中國聲威和教化的,中國決不強迫。因此君王和臣子,都有德可以歌頌,凡有生命的動物,都得到它們的需要。武丁、成王,是商王朝和周王朝至仁的君王,然而版圖東方不過到達江國位於今河南正陽縣、黃國位於今河南潢川縣,西方不過到達氐、羌位於今青海一帶二部落,南方不過到達荊蠻之地位於今湖北一帶,北方不過到達朔方。目此頌揚的聲音遍起,凡是會聽會看的生物,都樂於生存。越裳部落位於今越南國一帶,經過九重翻譯,而向中國進貢,這不是兵力可以得到的。後來到了秦王朝,出動軍隊遠征,貪功於千萬里之外,卻使國內的防衛虛弱,天下背叛,期廷崩潰。到了漢文帝時,停息武備,修明文教,在那個時代,審理和判決的案件,不過幾百起,賦稅和徭役,少而簡單。到了漢武帝時,磨好武器,餵飽戰馬,用以打擊東西南北四方夷族,審理和判決的案件,多達幾萬起,賦稅頻繁,徭役沉重。農民起事,如火如荼,而大軍不斷出擊,作父親的剛剛在前方戰死,做兒子又相繼爲戰事而負傷。女人守衛邊塞的堡壘,孤兒在道路上啼哭,老母、寡婦在破陋的小巷裡淚流滿面,吞聲而哭。這都是開拓的疆土太大,戰爭不能停止的原因。而現在,函谷關位於今河南靈寶市以東人民,長期困窮,流離失所。人情,最親莫過於父母,最樂莫過於夫婦。到了賣妻子、賣兒女,法律不能禁止,道義無法責備的地步,這是國家的憂患啊。現在陛下不能忍受一時的憤怒,準備驅使壯士,把他們推入大海之中,在那個蠻荒錯暗的孤島上,顯示威力,這不是拯救饑饉,保全百姓的好方法。【詩經】說:「愚蠢的荊蠻人,竟敢與大國爲敵。」意思是說:聖人出現,各族自然歸服,中國衰落,各族首先背叛。從古代起,擔憂的就是這個,何況更在荊蠻部落南方萬里之外的各蠻族呢?駱越位於今廣西南部一帶的黎民,父親與兒子同在一條河裡洗澡,習慣上都用鼻子飲水,與禽獸沒有什麼不同,本來沒有條件設置郡縣。單獨地孤懸在大海之中,霧大露重,氣候潮濕,多有毒草、毒蟲、毒蛇,以及水土災害。還沒有看見敵人,戰士已經病死。而且,也並不是只有珠崖郡才出產珍珠、犀牛、玳瑁。拋棄它,一點也不可惜。不加征伐,一點不損損喜朝廷的威望。那裡的百姓好象魚鱉,不值得爭取。我私下再用以前平定西羌叛亂的軍事行動作爲例證。軍隊在前線作戰,還不滿一年,而戰場距京師長安今陝西西安市,還沒有超過一千里,軍費已達四十餘億。大司農所轄國庫積累,全部用光,更動用少府徵收的山海池澤之稅。解決一個角落的問題,費用還這麼多,何況長途跋涉,攻擊故人?只會造成傷亡,不可能有功。從古代尋找同類的事,則找不到。在現代幹這類事,害處如此。我很愚蠢,認爲那些不懂得文明禮教的國家,【禹貢】談到的地方,【春秋】所載治理的地方,都可以放到一邊。因此建議:放棄珠崖郡,專心救濟函谷關以東的受災饑民,排除國家的憂患。』元帝詢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認爲應當出擊。丞相余定國認爲:『朝廷連年發兵出擊珠崖郡叛變的結果,護軍都尉、校尉和丞,共十一人,只有二人生還,戰士和轉運糧草的人,死亡達萬人以上,費用達三億多錢,還不能全都平服。而今函谷關以東又遭災荒,嚴重缺糧,民心動搖,賈捐之的建議是正確的,應予採納。』元帝批准。賈捐之是賈誼的曾孫。

珠崖郡在現在的海南島,距離漢朝腹地遙遠,難以控制。而且珠崖郡的土著不像匈奴一樣,他們對漢朝的國家安全沒有威脅。沒必要花費巨資去和他們死磕。放棄一些難以控制的虛土,是正確的選擇。國家版圖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的實際控制能力,而不是越大越好。一味強行去占有那些難以控制的疆土,只能讓這些地方成爲影響內地發展的累贅。認爲疆域越大,看著越舒服的『版圖癖』思想要不得。

高宗孝元皇帝初元三年乙亥,公元前46年

春,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強。』

春季,元帝頒詔:『珠崖郡匪徒殺害官吏人民,背叛國家。在朝廷會議上,臣僚們有的主張鎮壓,有的主張堅守城池,有的主任放棄,意見不同。我日夜思考他們的意見:爲了維護朝廷的威嚴,只有誅殺。爲了長期相持,只有實行屯田。通達時局的變遷,則憂慮民眾的處境,現在的問題是,人民饑饉,與不討伐遠方蠻族的叛亂,哪一個危險大?連朕祭祀祖先處所的祭品,都因荒年的緣由不能全備,何況邊境上小小的羞辱挫敗?現在函谷關以東人民正逢困難,倉庫空虛,無法維持生活,如果再徵集丁壯作戰,不僅使人民疲勞,而且還要發生荒年。現在決定撤銷珠崖郡,百姓有嚮慕仁義,願意遷到中國內地的,可以隨處定居。不願意遷移的,不要勉強。』

夏,四月,乙末晦,茂陵白鶴館災;赦天下。

夏季,四月,乙未十一日夜,茂陵漢武帝陵寢,位於今陝西興平市白鶴館失火;大赦天下。

古人認爲天降災異,是君王爲政出現失誤,上天發出警告。於是君王要反省自身的作爲,大赦天下,以體現君王的寬仁。

夏,旱。

夏季,發生旱災。

立長沙煬王弟宗爲王。

元帝賜封已故長沙王封國都城位於今湖南長沙市劉旦的弟弟劉宗,繼任長沙王。

長信少府貢禹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六月,詔曰:『朕惟烝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宮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

長信少府掌管皇太后的府庫貢禹上書建議:『各離宮跟長樂宮的警衛部隊,可以減少大半,用以減輕百姓的勞役負擔。六月,元帝下詔:『朕顧念到民眾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從事不是他們本行的工作,保衛君王不常居住的宮殿,恐怕不是促進陰陽合和的辦法。現在,撤銷甘泉、建章兩宮的守衛部隊,命令他們回鄉務農。朝廷官員應在節約經費上,提出方案奏報,不要有所忌諱。』

元帝從善如流,一切以減少百姓負擔爲重,是合格的守成之君。

是歲,上復擢周堪爲光祿勛,堪弟子張猛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

本年,元帝又提拔周堪任光祿勛九卿之一,宮廷侍衛統領。周堪的學生張猛爲光祿大夫皇帝的高級顧問,兼給事中具有隨時入宮覲見的資格,大受信任。

『清流』的實力又得以恢復。

高宗孝元皇帝初元四年丙子,公元前45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效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

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宮位於今陝西淳化縣,祭祀天神。三月,前往河東郡郡治今山西夏縣,祭祀大地之神,赦免在后土廟的所在地汾陰位於今山西萬榮縣服刑的犯人。

高宗孝元皇帝初元五年丁丑,公元前44年

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春季,正月,擢升周子南君姬延年爲周承休侯。三月,元帝到雍城,祭祀五方上帝。

周子南君是周天子後裔。按古禮,對以前朝代的天子後裔,應封以爵位,使其祭祀不絕。比如在周朝時,商朝後裔爲宋公,夏朝後裔爲杞公,舜帝后裔爲陳公。秦不行正道,統一後未給前朝天子任何爵位待遇。直到漢武帝尊儒後,重新尋找前代天子後裔予以冊封。其中周天子後裔被封爲周子南君。這次元帝提升了他的爵位從君到侯,是儒學地位提升的表現。

夏,四月,有星孛於參。

夏季,四月,有異星出現在參星之旁。

上用諸儒貢禹等之言,詔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牴、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令民有能通一經者。皆復。省刑罰七十餘事。

元帝採用儒家學者和貢禹等人的建議,下令:大官不要每天都宰殺牡畜,供應的伙食,減少一半。皇帝使用的御車御馬,只要維持駕供祭把、春獵等正常使用就夠了。撤銷角牴這種表演遊戲,釋放位於上林苑京城長安周邊的皇家園林的宮殿館舍內很少有機會同皇帝見面的宮女,撤銷位於齊郡郡治今山東淄博市臨淄區的三座織造廠,放棄北假今內蒙古河套以北、陰山以南夾山帶河地區一帶皇家農田,撤銷鹽鐵官,撤銷常平糧倉,博士弟子的名額不加限制,黎民對儒家經典,能精道其中任何一經的,都免除賦稅徭役。廢除刑罰七十餘項判例。

一系列惠民舉措是恰當的,鹽鐵官和常平倉的撤除,說明當時漢朝的財政開支已經大大減少,不需要這些額外賺錢的機構了。

陳萬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爲御史大夫。禹前後言得失書數十上,上嘉其質直,多採用之。

御史大夫三公之一,最高監察官陳萬年去世。六月辛酉二十日,提拔長信少府貢禹爲御史大夫。貢禹曾前後數十次上書,對元帝的得失進行規勸。元帝賞識他的坦率正直,多數都予採納。

元帝也很善於納諫,只要不是太激烈的那種。

匈奴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干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東海匡衡以爲:『郅支單于鄉化末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無應敵之數,智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爲臣憂。臣幸得建強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到庭。』上許焉。既到,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而立之,長無匈憂矣。』即使使到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郅支人眾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谷城,殺略民人,驅畜產去。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五千里。

匈奴郅支單于欒提呼屠吾斯認爲他跟漢朝距離遙遠,加之怨恨漢朝幫助呼韓邪單于欒提稽侯,而不幫助他,因此,使漢朝使節江乃始等陷於艱難屈辱之中。同時,派使節進貢,要求送還在漢朝當人質的兒子欒提駒於利受。朝廷商議派衛司馬負責在西域屯田的軍官谷吉護送人質回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學術官東海郡郡治今山東郯城縣人匡衡一致認爲:『郅支單于對漢朝並沒有心悅誠服,所居又在遙遠絕域,我們的使節送他的兒子,送到邊塞就可以回來了。』谷吉上書說:『漢朝對蠻族,有長期籠絡和約束的關係,我們已經養育郅支單于的兒子十年之久,恩德很厚。如果不送他到家,而只送到邊塞,那就顯示出永遠跟他斷絕關係,使他無法再嚮往並從命漢朝。拋棄從前的恩德,卻結下以後的怨仇,似不相宜!參與意見的人,鑑於江乃始缺乏對敵人應變的才能,智慧勇敢都無法施展,以致受到羞辱,事先替我擔憂。我有幸手執大漢的旄節,承奉聖明的詔書,傳布漢朝對匈奴深厚的恩德,預料郅支單于不敢無禮。如果狼子野心,加暴虐於我,那麼,他就犯下了滔天大罪,必然逃得很遠,不敢接近邊塞。犧牲一個使節,而使普天下老百姓獲得安寧,這是國家的利益所在,也是我個人的志願。因此,我願把郅支單于的兒子送到匈奴的王庭。』元帝批准了谷吉的請求。谷吉把郅支單子的兒子送到王庭,不料郅支單于以怨報德,竟殺害谷吉等人。他感到自己有負漢恩,又聽說呼韓邪單于的勢力正日益強盛,恐怕受到襲擊,想向西遷移。恰恰在這個時候,康居王國位於今哈薩克斯坦國南部不斷受到烏孫王國位於今哈薩克斯坦國東部、吉爾吉斯斯坦國一帶的侵略,處境窘迫,康居王跟各翕侯其國內的高級貴族商議,認爲:「匈奴是一個大國,烏孫一向臣屬於它。而今,郅支單于困處在國境之外,我們可以迎請他駐防東部邊界,然後共同攻滅烏孫,由郅支單于當烏孫王。這樣對匈奴的憂患也就可以永遠解除了。』計議一定,就派使節到堅昆王國位於今新疆阿勒泰,晉見郅支單于,郅支單于一向恐懼,又怨恨烏孫王國,聽到康居王國的計劃,大喜,於是就與康居王國結盟,率領部隊向西進發。途中,因天氣寒冷,不少人被凍死,最後只剩下三千人。到達康居王國後,康居王把女兒嫁給郅支單于,郅支單于也把女兒嫁給康居王。康居對郅支單于非常尊敬,打算借匈奴的武力,威脅各鄰國。郅支單于多次率領康居和匈奴聯軍,攻擊烏孫王國。一度攻陷烏孫王國的都城赤谷城今吉爾吉斯斯坦國伊什提克,屠殺及擄掠人民、財產、牲畜,烏孫王國無力反擊,西部五千里廣大地區,完全殘破,無人居住。

谷吉預料到此行兇險重重,但仍以大無畏的勇氣去執行這項生死難料的出使,最終壯烈犧牲。可歌可泣。這就是歷史上的『死士』精神。郅支單于殺害漢朝大臣,破壞西域秩序,這筆帳必須得到清算,否則無以彰顯大漢朝的國威。

冬,十二月,丁末,貢禹卒。丁已,長信少府薛廣德爲御史大夫。

冬季,十二月丁未初九,御史大夫貢禹去世。丁巳十九日,提升長信少府薛廣德爲御史夫夫。

高宗孝元皇帝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43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視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宮,在郊外祭祀天神。祭祀完畢,就留那裡舉行圍獵。薛廣德上書說:『函谷關以東地區,困頓以達極點,百姓流離失所,而陛下卻每天撞著被滅亡的秦國的大鐘,聽著鄭國、衛國的音樂,我對此實在害怕。衛護陛下的大軍,暴露在原野之上,隨從的官員,疲勞睏倦。希望陛下火速回宮,心裡想著跟百姓同憂同樂。這樣,才是天下的大福。』元帝當天即回到長安。』

魏徵諫唐太宗曰:『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爲度』。在皇帝將要被聲色犬馬所誘惑時,身邊有正直的大臣出來提醒匡正。君王就不會走歪路。薛廣德的上書中提到鄭國、衛國的音樂。孔子的門生子夏曾評論說『鄭國的音樂是由於好違禮法、放濫奢靡,所以容易使人心意迷亂;衛國的音樂急促疾速,容易使人心意煩燥不安』。薛廣德藉此來提醒漢元帝,不要走歪路。

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二月,元帝下詔:『丞相、御史薦舉質樸、忠厚、遜讓、德行良好的四類人士,光祿勛每年比照這四項要求考核郎官宮廷侍衛,預備官員和從官皇帝的隨從,按成績排列等第。』

漢元帝以此四科來舉士,這是孱弱的君主元帝、奸邪的臣子石顯等鑑於蕭望之、周堪、張猛、劉更生等人的耿直與忠貞,而以此柔惰來消磨天下人的氣節。從此以後,漢朝沒有剛正之士,於是江山社稷拱手奉送給了王莽。卻還自詡其敦厚的多福。宣帝當年說『亂我國家者必太子也』,他的話應驗了。儘管如此,這種局面還是有來由的。文帝、景帝、武帝、昭帝時期,賢才和不肖之徒雜用,而質樸的朝野風氣還沒有消亡。君子沒有赫赫的名聲,小人也沒有難見的罪惡。自矜氣節的汲黯、名揚天下的賈誼,君主都很看重他們的才幹,但最終也沒有給予重用。至於靠文采以求君主賞識的,比如東方朔、主父偃等,都是剛開始重用不久便被拋棄。後來到了宣帝時期,因爲急於求治,崇尚文法,於是天下人紛起響應。這種情況下,沽名炫直之士虛偽地做一些別人所不能做的事來顯示自己,其氣焰足以欺凌君主,而君主厭惡其苛刻,並非只有貴戚宦官恨他們。從魏相誅滅霍氏家族、到蕭望之攻擊丙吉的短處、再到張敞揭發黃霸隱私,這種形勢已發展到了極爲嚴厲的程度。於是,小人們看出了大家對這些人的厭惡,又反過來用詭詐的伎倆去打倒這些人。所以,君主駕馭人才時,不可以輕易向別人展露自己的好惡,而是應該努力將道持平,謹慎從事。否則就會被小人所利用。

三月,赦天下。

三月,大赦天下。

雨雪、隕霜,殺桑。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雨雪交加,降霜,桑樹落葉紛紛。秋季,元帝用重釀之酒祭祀祖廟,出便門,準備乘樓船甲板上有樓的船。薛廣德攔著皇家衛隊,脫下官帽,叩頭,說:『請走橋。』元帝傳下話來,說:『請御史大夫戴上官帽!』薛廣德說:『陛下如果不接受我的建議,我就在此自殺,用鮮血污染車輪,陛下就進不了祖廟啦!』元帝不高興。負責開道的光祿大夫張猛說:『我說說主上聖明,臣子自然正直。坐船危險,而過橋卻安全,聖明的君主不冒危險。御史大夫的話,可以聽從!』元帝說:『勸告別人,應象這樣把道理說清楚!』於是改從橋上走。

元帝說的沒錯,薛廣德進諫,貌似言辭激烈,大有以死相拼的樣子,卻沒有把爲啥不能坐船的理由說清楚。讓人覺得莫名其妙。看來這個人也是個愣頭青。只知道進諫,不知道進諫的方法。

九月,隕霜殺稼,天下大飢。丞相於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以災異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太子太傅韋玄成爲御史大夫。廣德歸,縣其安車,以傳示子孫爲榮。

九月,嚴霜再降,毀掉農田莊稼,天下發生大的饑荒。丞相於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都因爲這場天災,引咎辭職。元帝批准,分別賞賜他們帶有車廂的坐車、四匹馬、黃金六十斤,罷了官。提升太子太傅太子的老師韋玄成擔任御史大夫。薛廣德回到故鄉,把皇上賞賜給他的安車懸掛起來,留傳給子孫,以示榮幸。

雖然天災是不詳之兆,但作爲臣子,藉此反思一下爲政是否有失即可,沒有必要辭職。

帝之爲太子也,從太中大夫孔霸受【尚書】。及即位,賜霸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給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屢缺,上輒欲用霸;霸讓位,自陳至於再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

元帝當太子的時候,跟太中大夫負責進諫的官孔霸學習【尚書】。等到即位,封孔霸關內侯,號褒成君,兼給事中。元帝想請孔霸當丞相,可是孔霸爲人謙遜退讓,不喜愛權勢,常說:『如果爵位太高貴,我的品德和能力都不能勝任!』御史大夫屢次空缺,元帝屢次都擬任命孔霸,孔霸堅決辭讓,至於兩次三次。元帝確知他出於誠心,才不再勉強,但因此對他更爲尊敬,賞賜更加豐厚。

孔霸可能是知道自己只是擅長文學,不擅長之國,因此不想尸位素餐,這才堅決推辭任命的。很有自知之明。

高宗孝元皇帝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43年

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九月戊子二十四日,元命任命侍中皇帝的顧問、衛尉九卿之一,禁衛軍統領王接當大司馬,兼車騎將軍。

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遊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訴,轉相是非;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矣。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謅不當在位,曆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撥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嘩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々,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方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中書令掌管詔命傳達石顯忌懼光祿勛九卿之一,宮廷侍衛統領周堪、光祿大夫皇帝的高級顧問張猛等,不斷在元帝面前誣陷誹謗他倆。已經被罷黜成了平民的劉更生,害怕有一天會被陷害,於是上書說:『我聽說舜帝任命九官,大家濟濟一堂,互相禮讓,和睦達到了頂點。眾多的臣子在朝廷中互相和睦,萬物則在原野上欣欣向榮,所以洞蕭吹出著名的【韶樂】九章,鳳凰飛來朝拜。到了周厲王、周幽王的時侯,朝廷臣僚不再和睦,轉而互相排斥怨恨,則日食、月食相繼發生,冷冽的泉水沸騰翻湧,高山深谷改變位置,隆霜失去調節,失去控制。由此看來,和睦可以招來祥瑞,互相牴觸則會遭成災異,祥瑞多則國家安定,災異多則國家自然陷於危境。這是天地運轉的規律,古今一貫的公理。而今,陛下開創三代盛世的宏業,招攬儒家學者,給他們優厚的待遇,寬容他們的過失,使大家同時進取。然而,今天賢能的人跟一些壞人混雜在一起,黑白不分,正邪不辯,使忠奸同時進入政界。臣民上書,由公車署接受民間上書,招攬人才的機構接待,因上書不妥而被捕的,滿滿地囚禁在北軍駐守京城長安北部的禁衛軍監獄。朝廷臣僚意見不和,互相拆台,甚至讒言陷害,惹出不少是非。以不實之詞欺騙君主,影響君主判斷,這類事情很多,無法一一陳述。他們結黨搭幫,往往同心合力,去陷害正直大臣。正直大臣晉升,是國家治的表現,正直大臣遭受陷害,是國家亂的所由。面對治亂契機,卻不知道任用誰,而天災變異屢屢出現,我所以寒心的原因在此。陛下登極以來已有六年。春秋時代天下紛爭,天災變異從沒有象如今這麼密集。所以如此,是因爲說別人壞話的人和邪惡的人都進入朝廷的緣故。說別人壞話的人和邪惡的人之所以同時進入朝廷,是因爲陛下心懷猜疑。既然任用賢能去推行妥善的政令措施,如果受到陷害,賢能的人被排除,妥善的政令措施也就終止。由於陛下有懷疑之心,所以才招來奸臣陷害之口;由於陛下不能當機立斷,才給群邪打開大門。說別人壞話的人和邪惡的人得意,則有德行和有才能的人失意,群邪增多則正人減少。所以【易經】上有否pi三聲卦和泰卦,小人那一套如果得到欣賞,君子的主張就無法實行,則政治日益混亂,君子的主張如果得到欣賞,小人那一套就無法實行,則政治日益走上軌道。從前鯀、共工、驩huan一聲兜,跟舜、禹同在堯的朝廷中當官,周公跟管叔、蔡叔一同居於周朝的高位。當時,他們之間,互相詆毀,流言中傷,不可勝言!帝堯、成王能夠肯定舜、禹、周公的德行才能,而排除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國家十分安定,榮耀顯達永垂直到今日。孔子與季孫斯、孟孫何忌,同時在魯國作官,李斯和叔孫通,都在秦朝當官,魯定公、泰始星認爲季孫斯、孟孫何忌、李斯賢能,而排除孔子、叔孫通,所以國家大亂,羞辱一直流傳到今天。這可以證明:治和亂,榮和辱,首先在於君主信任什麼人?已經信任賢能,就要堅持,而不再動搖。【詩經】說:「我的心雖非磐石,但卻不可逆轉」,說明堅持善行的忠實態度。【易經】說:「出令如出汗。」說明君主發號施令,猶如出汗。汗既流出,不能再返回體內。可是現在的情形是,有善各政的命令,頒布之後不到三個月,即行取消,是一種「返汗」現象。任用賢能的人,不到三十天便逐出朝廷,像轉動一塊石頭一樣容易。【論語】說:看見邪惡,好象用手去探試滾水。」而今,二府三公中的丞相和御史大夫所彈劾的諂佞之輩,不應再留在朝廷。可是歷經數年,並沒有離開。所以頒布命令,如同返汗;任用賢能,卻跟轉石頭一樣容易。而排除邪惡,簡直象拔起一座大山一樣困難。在這種情形下,希望陰陽調和,不也是很困難的嗎?!因此一群小人,到處早找漏洞,運用文字技巧,醜化、詆毀別人,製造謠言,寫匿名信,在民間廣爲流傳。所以【詩經】說」我心亂如麻憂愁如焚,只因爲觸怒一群小人。」小人猖獗到如此程度,實在使人憤慨。從前,孔於跟他的學生顏淵、子貢互相推薦讚揚,沒有人攻擊他們結黨營私。禹、后稷、皋陶互相提拔,也沒有人攻擊他們勾結同類。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忠心爲國,沒有邪念。而今,奸佞的小人,跟賢德的君子,手拿劍戟,同時在宮內擔任禁衛官。奸佞的小人勾結在一起,共設陰謀,違背善良,走向罪惡,不干本職工作,不斷設下險惡的圈套,決心使君主跳進去。如果有一天忽然君主相信他們的忠城,這正是天地用變異先行提出警告,而災難不斷發生的原因。自古以來,聖明的君主從來沒有不經過誅殺,就可以使國家治理好的。所以舜帝流放了作惡多端的「四凶」混沌、窮奇、檮音淘音物、饕音濤帖去聲。而孔子也曾在兩觀宮殿正門兩側的樓之下,誅殺奸佞之徒少正卯。然後聖賢的教化,才得以推行。而今,以陛下的賢明智慧,誠能深思天地大公無私之心,警惕【易經】中否、泰二卦的立意,參考唐堯和周成王的興盛,作爲榜樣,而以秦王朝和魯國的衰亡,作爲借鑑。注意到祥瑞帶給國家的幸福,與自然災害帶給國家的禍患,用以考察當前局勢的變化,放逐奸佞邪惡的小人,擊破專門從事陰險構陷的集團,關閉群邪幸進之門,廣開正大光明的道路,堅決果斷,不再猶豫懷疑,使是非明顯可知,則百種奇異的天災都會消滅,眾多祥瑞都會來臨,這是太平的基礎,萬代的利益。』石顯看到這份奏章,與許、史兩姓皇親勾結得更緊,而把劉更生等恨入骨髓。

劉更生的這篇上書,可以說是言辭懇切,正中要害。但小人也有小人的一套言辭。小人不可能把壞寫在臉上。石顯等人在漢元帝面前,肯定也要把自己說得多么正義。漢元帝作爲一個資質比較平庸的中等帝王,一時難以分辨忠奸也是正常的。現代人知道了整個歷史過程,自然很容易得出石顯是奸臣的結論。如果拿這個去嘲笑漢元帝,顯然是不合適的。

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勛,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眾人聞堪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之。

這年夏季,天飛寒冷,太陽呈青色,黯淡無光。石顯跟許、史二大家族,都說這是周堪、張猛當權引起的天變。元帝尊重周堪,可是面對眾口一辭的攻擊,又無法堵他們的嘴。當時,長安縣今陝西西安市未央區縣令一縣的行政長官楊興以才幹能力受到尚識,而且常常稱讚宣揚周堪。元帝想得到他的幫助,於是召見楊興,問他:『有些大臣忿恨、反對光祿勛周堪,這是爲什麼?』楊興是官場上的狡詐而看風行事的人物,認爲皇帝對周堪已經不信任了,於是順勢指責說:『周堪不但沒有能力當光祿勛,就是當一個鄉下的里長鄰長相當於現在的村長,也不適宜。我從前聽說,人們認爲周堪跟劉更生等人挑撥離間陛下的骨肉親情,應當誅殺。我之所以持不同意見,並不是贊成他們,只是爲國家培養恩德。』元帝問,『那麼用什麼罪名可以殺他?現在應當怎麼辦?』楊興答道:『我愚昧的意見是,賜封周堪關內侯,給他三百戶人家的采邑,不讓他掌權管事。這樣的話,聖上可以仍維持師傅的舊恩,應是最上等的策略。』元帝於是對周堪、張猛開始懷疑。

楊興屬於有才無德,見風使舵的傢伙。他對周堪的態度前後矛盾,這本身就是不正直的表現。如果漢元帝再聰明一些,就不會被他的這套把戲所欺騙。

司隸校尉琅邪諸葛豐始以特立剛直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在位多言其短。後坐春夏系治人,徙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勛、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爲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爲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爲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司隸校尉負責監察長安、洛陽周邊七個郡的官琅邪郡郡治今山東諸城市人諸葛豐,以剛強正直,不隨波逐流,而聞名朝野,多次冒犯皇親國戚,所以權貴大都說他的壞話。後來被控爲在春李和夏季逮捕犯人,不順天時,貶謫當城門校尉掌管京城長安各城門的守備。他於是上書控告周堪、張猛有罪。皇帝認爲諸葛豐不正直於是下詔:『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前與光祿勛周堪、光祿大夫張猛,同在朝廷的時候,多次稱讚周堪、張猛的美德。諸葛豐當司隸校尉時,不順應四時天意,不遵守法令制度,專用苛刻凶暴的手段來樹立威嚴的外貌。我不忍心法辦,令他改任城門校尉,想不到他不自知反省,反而怨恨周堪、張猛,以求報復。控告的全是沒有證據的話,揭發的全是無法證明的罪,隨心所欲地毀謗和讚揚,不顧從前的言論,全無信義到了極點。我憐憫諸葛豐年紀衰老,不忍施刑,立即貶作平民。』又頒布詔書:『諸葛豐指控周堪、張猛毫無忠貞信守,朕心懷憫惻,不肯追究,而又惋惜二人的才幹無法報效國家。決定貶周堪當河東郡治所位於今山西夏縣太守一郡的行政長官,張猛當槐里縣今陝西興平市縣令。』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爲朝廷進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爲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奸,所以爲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臣司馬光說:諸葛豐對十周堪、張猛,從前讚揚,後來毀謗,其目的不是爲國家進賢除奸,不過是投靠皇親集團,企圖飛黃騰達而已。他也屬於鄭朋、楊興一類人,何來的剛烈正直?作爲君主,應該察看善惡,明辨是非,用獎賞鼓勵善行,用刑罰懲治奸邪,這樣才是治理國家的原則。如果諸葛豐的話屬實,則他不應被罷官。如果他是以不實之辭誣陷人,則周堪、張猛又有什麼罪呢?而今雙方都受到責罰,同時廢棄,那麼善與惡,是與非,區別又在哪裡?

周堪、張猛被貶黜,也不是因爲諸葛豐的原因。而是石顯、楊興爲首的奸黨集團對其反覆攻擊詆毀的結果。諸葛豐最多算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周堪張猛被攻擊詆毀得多了,漢元帝也覺得讓他們繼續呆在朝廷里,會有很多麻煩,一來很多人在自己耳邊沒完沒了地鼓譟,覺得煩。二來怕這二人受不了詆毀,把他們調到外地去可以讓他們一勞永逸地免受攻擊。現在很多做事不是很果斷的企業、團體的領導者,面對大家眾口鑠金,也會這樣做。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爲薦顯奏,稱譽其美,以爲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爲諸曹;又共爲薦興奏,以爲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爲城旦。

賈捐之與楊興友好。賈捐之多次抨擊石顯,因此不得作官,更很少有機會見到皇帝。而楊興正因才能受到黃帝的賞識。賈捐之對楊興說:『京兆尹掌管京城長安周邊的郡級行政長官出缺已久,如果我能面見聖上推薦他,這個職位馬上就可以得到。』楊興說:『你筆下生花,言語精妙。假如你能當尚書令爲皇帝掌管文書,事實上的朝政中樞,可比現在的尚書令五鹿充宗高明得多。』賈捐之說:「我如果能取代五鹿充宗,你當京兆尹,京師是全國的中心,而尚書掌握全國官員的政治命運,天下一定局勢安定,經濟繁榮,士人與皇上就再不會隔閡。』說完,又抨擊石顯。楊興說:『石顯權勢如日中天,聖上正信任他。我們如果謀求上進,必須聽從我的計劃,只要能稱他的心,合他的意,就可以成功。』於是二人聯名上書,讚揚石顯美德,建議應封爵關內侯二十等爵中的第二等,有食邑無封地,而使他的兄弟入宮充任中書或尚書的下屬官員。然後,二人又呈上共同擬定,而由賈捐之單獨署名的奏章,保薦楊興,認爲應考慮由他擔任京兆尹。石顯看透二人鑽營的心計,報告元帝,於是把楊興、賈捐之逮捕下獄。元帝令石顯審訊,審訊後,石顯上奏說:『楊興、賈捐之心懷奸詐,互相標謗,企圖攫取朝廷高官,欺騙陛下,大逆不道!結果賈捐之竟然被綁赴市上斬首,楊興被剃光頭髮,罰作苦工。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臣司馬光說:君子用正道攻擊邪道,還怕不能取勝。何況賈捐之用邪道攻擊邪道,怎能避免禍殃!

朋黨的興起,始於漢元帝時代,其流毒蔓延,千年不息。國家因此蒙受巨大損失,非常可悲。蕭望之、周堪、張猛、劉更生等人,本來是有意做君子的。他們攻擊史高、弘恭、石顯等奸賊,以便於把皇帝推上正路,糾正皇帝的過失,這當然是君子之道。君子,難道僅憑道義就能戰勝邪惡勢力嗎?君子所依仗能匡正君主、安邦定國的最大力量,是正直的爲人,絕不阿諛奉承,可生可死,可貴可賤,可做非常之事,可定眾論之歸而不依賴別人爲援。至於舉薦賢才以保衛君主,則是把舉薦賢人之事歸於自己,把決定權歸於君主。而且必須要等到自身安定的情況下才能推薦人才。君子還要避名不居,不能拿名氣沾沾自喜。身已安、道已行、小人已遠,則善士的進用,自然是從士人中選拔最優秀的。對自身來說是君子對國家來說是大臣,能做到兩不誤,依賴的就是此種辦法。蕭望之和周堪奉宣帝遺詔,執掌國政,輔佐柔弱的漢元帝僅僅一年。元帝只是仰望他們的虛名而未深入了解他們。假如這兩人真的以抑制群小,清理政本爲長遠目標,以身任之,以死繼之,難道小人不會感到恐懼嗎?可他們的所作所爲卻不是這樣。鄭朋想依附他們,寫了一封表忠心的馬屁信,蕭望之就接納他了。於是華龍也想聞風依附。而楊興、諸葛豐之流,都仰望而想攀附。而蕭望之這些人也喜歡讓這類宵小之輩來吹捧自己,攻擊弘恭石顯。蕭望之他們身爲國家大臣,不關心國家大事的決策,卻藉助淺薄無知之徒,造成不可解之禍。這四位,如果真的甘願捐軀報國,就應該行正道,無所畏懼。要這些隨聲附和的小人幹什麼用呢?這種用利益引誘過來的人,有利則親附,有害則叛去,從來都是這樣。而且還容易讓對手抓住把柄,給自己潑污水。所以朋黨興起,必有敗類相符合,因而給小人留下口實。遠離爵賞之權,不隨變交結狐朋狗友,拒絕小人們的吹捧擁戴,不妄圖借新進之人來攻擊對手。無瑕可求,孤立自任,則敗類怎會有機可乘?唐朝時的狄仁傑,面對強大的武氏勢力,就是自身行正道,讓對手抓不到把柄,最終爲恢復唐朝江山打下基礎。如果蕭望之、周堪、張猛、劉更生能做到這點,又怎會被石顯等人擊倒呢?

徙清河王竟爲中山王。

元帝改封清河王封國都城位於今河北清河縣劉竟爲中山王封國都城位於今河北定州市

匈奴呼韓邪單于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久之,單于竟北歸庭,民眾稍稍歸之,其國遂定。

匈奴呼韓邪音椰單于匈奴的首領的民眾日益增多,而塞下的飛禽野獸,也幾乎絕盡。同時,單于足以自衛,不再害怕郅支單于的襲擊。很多大臣建議北歸故土。又過了一段時間,呼韓邪單于終於北返王庭。散布在其他地區的部落,漸漸歸附於他,國家於是安定。

高宗孝元皇帝永光二年己卯,公元前42年

春,二月,赦天下。

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爲丞相;右扶風鄭弘爲御史大夫。

二月五日,御史大夫三公之一,最高監察官韋玄成擔任宰相三公之一,最高行政長官;右扶風京城長安以西地區的郡級行政長官鄭弘擔任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三月一日,日食。

夏,六月,赦天下。

夏季,六月,大赦天下。

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鬥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爲光祿大夫。

元帝問給音己事中具有隨時入宮覲見的資格匡衡,詢問地震日食等天地變化的緣故,匡衡上書說:『陛下親自身體力行,爲國家開闢太平道路,憐憫愚昧的官吏人民誤觸法網,連年都有大赦,使老百姓得到改過自新的機會,這是國家之福!不過,據我的考察,每次大赦之後,作奸犯科的人並沒有減少,今作奸犯科的行爲並沒有停止。今天剛剛釋放出獄,明日卻又犯法,重新坐牢,這是由於疏導他們的工作沒有抓住重點。現在的社會風氣,貪圖錢財,輕視道義,喜愛追逐聲色犬馬,把豪華奢侈當作目標,親族的關係日漸淡薄,而婚姻的關係卻十分密切,苟且結合,用身家來博取財富;萬變不離這種傾向,即使一年之內有數次赦免,仍不能避免使用刑法,我愚昧,認爲改正之道,在於大刀闊斧,改變社會風氣。朝廷對於國家,就像築牆時所用的模版。朝廷官員如果怒目相對,那麼下面的人就會產生爭鬥的禍患;在上位的人如果專權弄事,那麼下面的人就會產生抗拒的心理;在上位的人如果互相傷害,那麼下面的人就會產生殺機;在上位的如果有貪圖錢財的大臣,那麼下面就會有偷盜搶竊的人民;這是因爲牆版是牆的根本。治理國家的人,最應該謹慎的,是提倡什麼。禮教的推行,用不著逐家拜訪,也用不著見人就去勸說;只要賢能的人在位,能幹的人盡忠職守,朝廷尊重禮義,文武官員相敬互讓,道德的行爲,從內心發展到體外,從最近的人開始,然後人民才知道誰作爲榜樣,努力效法,不知不覺中,善行日益增加。【詩經】說:「商王朝首都的風俗禮儀高貴大方,是天下人的標準,誰都要模仿。」而今,在漢王朝首都長安,天子親自推行聖王朝的教化,可是社會風氣跟遠方並沒有差異,各郡、各封國的人到了首都,不知道學習什麼,最後卻學會了奢侈荒淫;所以推行教化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養社會風氣最重要的地方,應該最先著手。我曾經聽說,天上跟人間的分際,精氣互相激盪,善惡互相推展,下面有所動時,在上面可以看出跡象,太陰月亮變化,則靜的東西會動指地震,太陽變化則光明會被掩蓋指日食,水災旱災,類似的災禍會接踵而至。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只有憐憫天下人民,節省龐大開支,建立國家制度,接近忠良,疏遠奸佞,提倡大仁大義,矯正敗壞的風俗習慣,使高尚的道德,首先在京城發揚光大,美好的聲譽,傳播到國境之外,然後廣大的教化才可以完成,禮儀謙讓的美德,可以復興。』漢元帝欣賞匡衡的意見,升匡衡當光祿大夫。

匡衡就是『鑿壁偷光』典故中的主人公,自幼家貧,但勤奮好學,終成國之棟梁。

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奸詐非一;及武帝末年,賦役繁興,群盜並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爲赦矣。

荀悅評論說:對於囚犯的赦免,只是一種權宜的措施,不是正常的司法典範。漢朝的興盛,恰在秦王朝戰亂之後,幾乎每個人都身負重罪,如果一定要依法辦理,挨家逐戶,都應誅殺。所以漢高帝約法三章,頒發大赦命令,洗刷社會上的罪惡污穢,使人民從頭開始一種新的生活。當時局勢,不得不如此。可是到了後世,大家承襲了這個制度,不知道改革,已經失去時代意義。在惠帝、文帝時,根本沒有大赦。在孝景帝之時,發生七國之亂,人心浮動,奸詐百出,到了武帝末年,賦稅沉重,差役頻繁,盜匪四起,加上皇太子劉據事件,巫蠱大禍,天下驚惶,人民生活困難,無依無靠。等到光武皇帝上台,平息災難,用來跟前世相比,由他赦免罪犯,才是最恰當。

既然有罪,就應當處罰。如果個別犯罪者情有可原,可以上報皇帝進行特赦。而對全天下進行普遍的大赦,這種事不應該經常發生。只能用於國家從動盪走向安定的特殊時期。像有的朝代那樣,三五年就一次大赦天下,使得法律形同虛設。只能放縱奸邪之人,敗壞社會風氣。不過荀悅的這番論斷也有問題。光武皇帝大赦天下,針對的是西漢末年王莽篡位後帶來的天下混戰。而非漢景帝、漢武帝時期的事。漢景帝、漢武帝時期,雖有七國之亂以及頻繁的對外戰爭,但總體來說社會還是平穩的,遠沒有達到社會動盪需要大赦的那種地步。

秋,七月,隴西羌彡姐旁種反,詔召丞相韋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廷方以爲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調,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爲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爲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羌虜盛多,皆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八月,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之。冬,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爲建威將軍,未進,聞羌破而還。詔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

秋季,七月,隴西郡郡治今甘肅臨兆縣羌族彡音憲姐、旁種兩個部落造反。元帝召集丞相韋玄成等高級官員,舉行御前會議。這時,糧食連年歉收,朝廷正在憂慮,突然傳來羌族兵變的消息,韋玄成以下所有高級官員,震驚不知所措,沒有人敢先開口。右將軍馮奉世說:『羌民近在境內背叛,如果不及時撲滅,就無法控制遠方蠻族,我願率大軍前往討伐。』元帝問他需要部少部隊,馮奉世說:『我聽說,一個善於統兵的大將,不會作第二次動員,所載負的糧秣,不會超過三年所需,所以大軍不至於長期被羈絆在原野之外,而是速戰速決。從前,我們每每不能正確估計對手,大軍才遭到挫敗,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增派援兵,不但拖延的日子長,所需的軍費多,而且國家的威望也受到損害。現在叛軍約有三萬人,依據兵法,攻擊部隊必須超過一倍,需要六萬人。然而羌族軍隊的武器落後,只有弓箭與長矛,我們的部隊可以減少爲四萬人,一個月足以解決。』然而,丞相、御史、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都以爲:『民間正逢秋收,不便在農忙時多徵調人入伍,徵發一萬人前往屯守,也就足夠了。』馮奉世說:『不可。天下百姓受到天災饑饉的襲擊,兵士戰馬不但體力瘦弱,而且數量也大都消耗,很久以來,戰鬥訓練與武器、工事都已廢弛。夷民狄民對邊塞的漢朝官吏,早已不放在眼裡,所以羌民才首先發難。而今我們用一萬人,分開駐防幾個地方,敵人發現我們兵力單薄,必然不會害怕。我們如果進攻,一定遭受挫析,損兵折將。如果固守,則不能拯救邊民。這樣,膽怯衰弱的形象完全暴露。羌民將抓著對他們有利的機會,各種族各部落,勢將互相呼應,紛紛起兵。到那時候,我恐怕朝廷集結四萬人的兵力都不夠,花再多的錢都不能解決。所以,少發兵而拖延時日,與多發兵而一舉解決,利與害之間,相差萬倍。』他據理力爭,然而,得不到支持。結果,元帝下詔,增加兩千人的軍隊。於是派遣馮奉世率領一萬二千兵馬,以領兵屯田爲名,任命典屬國掌管歸附漢朝的夷狄事務任立、護軍都尉禁衛軍中的高級軍官韓昌作爲助手,抵達隴西,分別屯駐在三處要塞。韓昌先派遣兩個校尉,向羌民出擊。羌民大舉迎戰,擊潰漢朝軍隊,殺死兩位校尉。馮奉世呈報山川地圖和兵力分配計劃,請求增援三萬六千人。認爲只有這樣,才有把握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元帝看到馮奉世的上奏,發兵六萬餘人參戰。八月,元帝任命太常九卿之一,掌管禮儀祭祀戈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作馮奉世的助手。冬季,十月,大軍都到了隴西。十一月,數路並進,大破叛軍,斬殺數千人,殘餘部眾逃出邊塞。在兩軍尚未決戰的時候,朝廷又招募戰士一萬人,任命定襄郡郡治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太守韓安國爲建威將軍,還沒有出發,聽說羌族已經潰敗,於是停止前進。元帝下詔復員,但也留部分部隊開荒屯墾,防衛重要邊塞。

多年不打仗,面對突發的夷狄叛亂,大臣們手足無措。還是老將軍馮奉世能挑大梁。他對局勢的分析,確實很到位。殺雞必須用牛刀,一次性投入重兵,直接碾壓敵人,是最快的辦法。在兵力上斤斤計較,一旦受挫,損失會更大。戰國末年,王翦滅楚要用六十萬大軍,就是這個道理。李信自恃勇敢,覺得二十萬就能搞定,結果被打得大敗。馮奉世請求徵調四萬兵力,朝廷只給他一萬兩千人,便強令其出征,果然失利。好在朝廷知錯能改,給他增派兵力。而不是把戰敗的責任推到他身上。這才取得了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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