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5-9 00:21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 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盪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書；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有以啟之。』
譯文
先生說：『你所謂的明道，是指返樸歸真，使道在平常生活中落實呢？還是指華而不實，藉此譁眾取寵呢？天下紛亂，主要是因為重虛文、輕實行。天下之道倘若光明，如此也就無所謂刪述六經。孔子對六經的刪述是萬般無奈之下才為之。自從伏羲畫卦，到文公、周公，其中論【易】的如【連山】、【歸藏】等著述紛紜繁複，種類數不勝數，【易】道因此亂作一團。孔子發現天下一天天盛行文飾之風，認為如此延伸只會目無綱紀，所以效法文王、周公關於【易】的論述，覺着只有他們的主張才把握了【易】的宗旨。於是眾多觀點被廢棄，天下論【易】始歸一統。【詩】、【書】、【禮】、【樂】、【春秋】無不如此。【尚書】自【典】、【謨】之後，【詩經】自【周南】、【召南】之後，如【九丘】、【八索】，許多淫邪妖冶之句，達成百上千篇。【禮】、【樂】的名物度數不計其數， 孔子均作了刪削述正， 自此其他說法才終止。在 【書】、 【詩】、【禮】、【樂】之中，孔子不曾增添一句話。現今【禮記】中的解釋之詞，大多是後世儒生附會而成，不再是孔子的原本了。以【春秋】來說，雖稱是孔子之作，但都是在魯史之舊文上筆削而成。所謂「筆」，亦即照抄原文；所謂「削」，亦即刪減繁複，這樣只少而不會多。孔子傳述六經，擔憂繁文擾亂天下，雖想簡略卻不能徹底做到。他要求人們不要死扣經典中的字句，應當追求經典的本質。他並非要用文辭來教化天下。【春秋】之後，繁文日益盛行，天下一團漆黑。秦始皇因焚書而得罪天下，由於他是出自私心，更不該焚毀六經。秦始皇當時若志在明道，把那些背經叛道的書全拿來燒掉，就會正合孔子刪述的本意。從秦漢以來，著述之風愈刮愈烈，要想徹底廢止根本不可能了。只得效仿孔子的作法，對那些和經書道理接近的加以表揚，那些荒誕無稽之論，也就慢慢消失了。我不明白文中子王通當初模擬經書是何意圖，但我極力贊成。我認為，聖人即便再復出，也是不會否認這種觀點的。天下之所以混亂不堪，只因為寫文章的多，實幹的少。人們各抒己見，爭奇鬥異，喧囂於世，這只會混淆人們的視聽，蒙弊世人的耳目，使他們只去爭相修飾文辭，力追聲名，而不再懂得還有崇尚真實、返樸歸淳的切行。這些都是著書立說的人所導致的。』
評析
此段緊接上文中對王、韓二人的評判，進一步闡明『理』是心之本體，『文』是顯現於外的形體，用文辭教化天下，必然使人捨本逐末，忘卻天理，失去本心而擾亂天下。所以，陽明先生反覆強調要務本尚實，反朴還淳，崇尚先聖經典的宗旨，將『理』落實到日常生活中去。
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
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
譯文
徐愛說：『有些時候，著述是不能缺少的。比如【春秋】這本書，如果沒有【左傳】作解，人們大概也是難以讀懂的。』
先生說：『【春秋】必須有【左傳】才能明白，這樣，【春秋】不就成為歇後謎語了。聖人作如此艱深隱晦的文章，又何苦來哉？【左傳】大多是【魯史】的原文，如果【春秋】要憑藉【左傳】才可讀懂，那麼，孔子刪削它，又有何必要呢？』
評析
此段亦即承上啟下的過渡段，師生間討論孔子儒學的傳承。平常的談話，細想必有深意。
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代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要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慾。於存天理、去人慾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慾、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卻只要添上。』
譯文
徐愛說：『程頤先生也認為「【傳】是案，【經】是斷。」比如，【春秋】上記載弒某君、伐某國，如果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大概也難以作出確切的判斷。』
先生說：『程頤先生這一句話，差不多也是承襲後世儒生的說法，沒有理解聖人作經的本意。比如寫「弒君」，弒君是罪過，為什麼還要問弒君的經過呢？討伐的命令該天子發佈，寫「代國」，就是說討伐某國便是罪過，為什麼還要問伐國的經過呢？聖人傳述六經，只是端正人心，只是存天理、去人慾。對於這些事情，孔子曾經就說過。孔子常依據人們的問題，對各自的程度與性質作不同的回答。他也不願多講，只怕人們在語言上挑剔，所以他才說：「予欲無言」。如果是些滅天理縱人慾的事，又怎能詳細作解呢？詳細地告訴人們等於是助紂為虐呀！因此【孟子·梁惠王上】講道：「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烈後世無傳焉。」這就是孔門家法。世俗的儒者只講霸道的學問，因而他們要精通許多陰謀詭計。這完全是一種功利心態，與聖人作經的宗旨南轅北轍，他們怎麼想得通呢？』因此先生感嘆地說：『如果不是誠達天德之人，我很難與他談論這個問題！』他接着說：『孔子曾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也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除【尚書】，即使是堯、舜、禹這四五百年間的歷史，也僅存數篇。除此之外，難道再沒有值得稱道的事嗎？雖傳述的僅有幾篇，但聖人的意圖再明了不過了。聖人僅是剔除繁文，後儒則要雪上添霜。』
評析
此段仍是繼續闡述務本尚實、反朴還淳。不過，這裏面又深涵着先生的獨特見解，他認為：『聖人達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慾。』聖人是誠達天德的人，他們著述的六經，是為了教化民眾，淳樸人心，反歸天理的。孔子刪略『六經』，也是防止後人只注意一些細微末節，而忽視了禹、湯、文王三代治理天下的根本。
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慾，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
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
譯文
徐愛說：『聖人著經，僅為了去人慾，存天理。春秋五霸之後的事，聖人不肯把詳情告訴人們，確實如此。那麼，堯舜之前的事，為什麼統統省略，絲毫不可得見？』
先生說：『伏羲、黃帝時代，歷史久遠而不詳盡，流傳下來的自然很少。這也是可以想像的，其時民風淳樸，重文彩的現象一無所有。這就是上古社會，非後世所能比擬。』
評析
古人的著述不重文彩，留傳下來的文字，可謂字字千鈞，千古不朽，哪一個字不是一篇文章？哪句話不涵藏着深邃的哲理？因此，我們今天領略古人的經典，切切要務本當實，認真深究先聖們的淳樸。
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
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必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譯文
徐愛說：『【三墳】之類的書，也有流傳下來的，為什麼孔子也要刪除它？』
先生說：『就是有流傳下來的，也因人世的變化而跟不上時代的步伐。風氣更加開化，文彩日愈講究，到了周末，想再恢復夏、商的習俗，已不可能，唐虞時的習俗就提也不要提了，更何況是還早的伏羲、黃帝時的習俗？各朝代治世的表現不同，但遵循的仍是一個道。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周文王、周武王的治世方法正是堯、舜的道，然而都依各時情況而行，他們各自的政令制度互不相同。因此，就是夏、商的政措在周代實施，亦有不適宜之處。所以，周公裏想並采禹、湯、文王的舉措，碰到不合適的地方，還需夜以繼日地深入研究。更何況遠古的治世方法，又怎能重新施行？這正是聖人刪略的原因。』
先生接着說：『但求無為而治，不能像禹、湯、文王那樣依據時代的具體情況而進行治理，去非要實行遠古的風俗，這是佛教、老莊的主張。根據時代的變化對社會進行治理，卻不能像禹、湯、文王那樣一切均以道為根本，而是根據功利行事，這正是五霸以後治世的情形。後世許多儒生翻來復去地講說，都只講了一個霸術。』
先生又說：『堯、舜之前的治世方法，後世不可能恢復，可以把它刪除。夏、商、周三代之後的治世方法，後世不可仿效，可以把它刪除。只有三代的治世方法可以實行。然而，世上議論三代的人，卻不了解三代治理天下的根本，僅注意到一些細枝末節。所以，三代治理天下的方法也不能恢復了。』
評析
夏商的衰敗，是不變法而滅亡的；禹、湯、武三代的興起，是不互相因循而稱王的。因此聖人執政，法律與時代一起變動，禮制與習俗一起變化。 從上古至今，朝代更替，時代日新，社會制度也隨之變換，但中華傳統文化卻代代相傳，弘揚光大。一個國家的傳統文化則是民族之魂，是世代不變的『理』。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
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為訓者，特存其跡以示法。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譯文
徐愛說：『先儒討論六經，認為【春秋】是史。而史書只記載歷史事件，這恐怕與五經的體例和宗旨稍有不同。』
先生說：『從記事方面講叫「史」，從論道方面講叫「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是經，五經亦為史。【易】是伏羲的歷史，【尚書】是堯舜之後的歷史，【禮】、【樂】是三代的歷史。它們的事是相同的，所講的道也相同，什麼地方有不同呢？』 先生接着說：『五經也只是史。史就是辨明善惡以示訓戒。善可以用來教化，因而特別保存善的事跡讓人仿效。惡能夠讓人引以為戒，所以保存一些戒條而省去事情發展經過，以杜絕奸邪。』
評析
中華民族的歷史是一部人類文明史。其文化之燦爛，如日如月；其著述之豐富，如煙如海。粗計文集，當不下千餘萬卷之多。在王陽明看來，歷代的史書與先儒的經典著述，只是體例上各具心裁的區別，而縱深發掘書中內涵，不難發現：先聖、先哲們的恢宏思路皆是一致的。中華上下五千年，炎黃子孫們正是沿着這條大思路走過來的。
愛曰：『存其跡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慾於將萌否？』
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愛又問：『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
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
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譯文
徐愛問：『保存善的事跡讓後人仿效，亦是保存天理的原本面目。省略惡事的經過以杜絕奸邪，亦是為了將私慾抑制在即將萌芽的狀態嗎？』
先生答道：『聖人著經，確實含有這種意思。但是也不必局限於文句。』
徐愛聽了，又問：『惡可以引以為戒，保留戒條而省去事情經過以杜絕奸邪。然而，在【詩經】中為什麼不將「鄭風」和「衛風」省略呢？先儒認為是「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這種理解正確嗎？』
先生說：『現存的【詩經】不再是孔子所修訂的原貌了。孔子說：「放鄭聲，鄭聲淫。」又說：「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聲，亡國之音也。」這就是孔門家法。孔子修訂的【詩經】三百篇，都是雅樂。不僅可以在拜祭天地和祖先時演奏，還可以在鄉村郊廟中演奏，並且有助於陶冶性情，涵養德操，移風易俗，怎麼會有「鄭風」和「衛風」之類的詩呢？這種詩是助淫導奸呀！「鄭風」「衛風」肯定是秦始皇焚書之後，世俗儒生為湊齊三百篇的數目而硬套上去的。而淫邪之辭，民間有許多人喜歡傳播，現在街頭巷尾並不少見。朱熹所謂的「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正是欲解釋而又不能解釋，反替邪惡而辨解。』
評析
在這裏，王陽明在與學生討論【詩經】時，坦率地向學生表白了自己的觀點，這些獨特的見解對後世研究先儒經典提供了參考。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人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譯文
徐愛因為受到舊的學說影響，剛聞聽先生的教誨，實在詫異，覺得無從下手。聽的時間一長，漸漸知道躬身踐行，然後方信，先生的學問確是孔門真傳。除此而外皆為歪門邪道，異端邪說，先生的觀點和主張，比如：格物是誠意的功夫，明善是誠身的功夫，窮理是盡性的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約禮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諸如此類，我開始怎麼也想不通，經過長時間的琢磨思考，不知不覺心領神會而手舞足蹈起來。
評析
此段是學生向先生問學的結語。先生回答的內容總結為如下六條：
1．『格物是誠意的工夫』。王陽明對這種格物致知的功夫，提出了『無事時存善』和『有事時省察』兩種方法。前者的主要目的是用加強內心修養的方法去體認天理和良知；後者是強調在為人處世的一切領域自然而然地按照良知的要求去行事，去貫徹倫理道德。因此，他主張通過『靜坐思慮』，在無事時將各種私慾逐漸地克服掉，使心恢復到如水如鏡、本體明淨的程度。可見，『無事時存善』實際上指的是『反身以誠』的本體印證功夫，是『防於未萌之先』的內求本心的功夫。而所謂『有事時省察』，則是企圖通過『聲色貨利』這些日常事務，去『實地用功』，去體認良知。
2．『明善是試身的工夫』。在【大學】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活動被演繹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修養行為，而『格物』是身心修養的重要環節。王陽明主張在正心誠意 ( 即『格物』 ) 的基礎上，發揮人心固有的良知，且服務於『為善去惡』的現實目的。
3．『窮理是盡性的工夫』。朱熹認為，人心包含有萬物之理，但人心不能直接認識心中之理，而必須藉助于格物，通過認識具體事物才能窮理。因此，他把【大學】中的『格物致知』，解釋為『即物窮理』。王陽明則批判了朱熹這一『即物窮理』思想，認為朱熹是『析心與理而為二』，把心與理分開，降低了心的作用，從而使當世理學家養成了『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干』，言行不一，空談義理的錮疾。因此，他教學生要懂得『心即理』的含義，盡在『心上做功夫』，去掉私慾而正其心，居世處事皆合乎天理。
4．『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陽明先生出生於朱學全盛時期，起初他以虔誠朱學信奉者現身於世；然而不久之後，便對朱學產生諸多疑竇，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思考，終於開悟了，於是便自立學說，倡導心學。由此可見王陽明在學術上精益求精，善於思考，敢於創新，獨具見地的真功夫。
5．『博文是約禮的工夫』。王陽明認為明代中葉的社會政治危機是因為聖學不明，人們不能信守禮約。因此，他一生以弘揚聖學為己任，懷着『輔君淑民』的抱負，講學不輟，所到之處，成立『鄉約』，或興『社學』，或創『書院』。同時，他還提出立志、勤學、改過、責善是學者的『教條』和準則的思想。
6．『惟精是惟一的工夫』。王陽明說：『「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意思是說，只有精通聖哲的經典，上述先賢的天理，並以此去教化人民，才能使人心一致，國家統一，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