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嘉文自序：美化專制時代士人生態有違現代人理智

林嘉文（資料圖）

【編者按】

2月24日，17歲的少年、被譽爲史學奇才的西安中學高三學生林嘉文跳樓身亡消息經媒體報導後，引發無數扼腕嘆息聲。隨後，一篇標爲史學天才少年林嘉文自殺遺書全文在微博微信圈中迅速擴散。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儘管這封遺書將生死問題、現實思考以及個體生命價值的理解表述得比較冷靜，甚至以悲憫之心勸告親友及所有關心他的人請給予我基本的尊重，不要拿我借題發揮，然而，無論對其父母，還是關注並欣賞他的人而言，這一結果所帶來的悲痛和震撼，無疑難以釋懷。

青春少年出版書籍，在今天並非新聞，但以十六七歲的花樣年華出版兩部學術著作，林嘉文確實堪稱傳奇。2014年6月，他研究漢朝建國與道家關係的著作【當道家統治中國：道家思想的政治實踐與漢帝國的迅速崛起】一書出版，令著名宋史學家李裕民著實吃了一驚；2015年年底，林嘉文又出版了新書【憂樂爲天下：范仲淹與慶曆新政】（原書名爲救斯文之薄：北宋慶曆年間的新政、黨議和新儒學運動），更顯示出遠邁同齡人甚至超出許多成年人的史學功底與現實關懷。

一顆早熟的流星划過中國夜空，痛哉林生，惜哉林生。特輯李裕民先生爲【憂樂爲天下】撰寫的序言及林嘉文自序於茲，願逝者安息，生者堅強。

林嘉文在家裡書房（資料圖片） 記者尚洪濤攝

【憂樂爲天下：范仲淹與慶曆新政】序

作者：李裕民

半年前，我老伴張平生上網，跟我說：網上傳一個中學生研究歷史，很火。我不以爲然地說：哪有這事，歷史是積累型的。過了不久，7月22日，北師大研究生張閌等來訪，一位小年輕跟隨其後，他自我介紹：林嘉文，高二學生，西安人。送我兩本書。我接過來，看了一眼，著實吃了一驚，那不是兒童讀物，而是有學術含量的著作。一本是已經出版的【當道家統治中國：道家思想的政治實踐與漢帝國的迅速掘起】，寫的是漢朝建國與道家的關係。和一本待出的書稿【救斯文之薄：北宋慶曆年間的新政、黨議和新儒學運動】，寫的是范仲淹領導的北宋第一次改革運動。兩本書均有30多萬字。我很納悶，現在中學生應付作業和考試，都忙不過來，哪有時間看書寫作？還寫得那麼厚重。我在五六十年前上中學時，看一些課外書，讀【綱鑑易知錄】，知道一些課外的歷史，寫點心得筆記，就算不錯了，寫書的事壓根兒不曾想過，更不必說付諸實踐了，真不可思議。臨別，小林拿出予在2009年出版的【宋史考論】，請我題詞，我寫了一句：考據是治學的基本功。

10月17日，嘉文來電話，說山西人民出版社將出版他的書，書名改爲【憂樂爲天下：范仲淹與慶曆新政】，請我寫個序。我說：寫序可以，只是現在忙於準備下月去武漢講學、赴杭州參加國際宋史學術討論會，11月20日後才有時間。小林與編輯商量，可以。

11月11日自杭返西安，用了幾天時間對即將發表的論文做些修改寄出，這才有時間坐下來，讀一讀林的書。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完全符合學術規範，言必有據，注文長達6萬多字，占全書五分之一以上。博覽群書，引證古籍127種，今人論著311種，其中外國著作四十餘種。充分吸收了國內外有關范仲淹與慶曆新政的成果，對於有爭議的問題，作了認真的分析，提出取捨意見。其治學態度是嚴肅認真的。其水準放諸當今有關范仲淹慶曆新政較爲優秀的論著之列，也是當之無愧的。

說實在的，我對當今史學界存在的粗製濫造成風、學術垃圾成堆的現象十分擔憂，頗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當我看到年輕中學生林嘉文的新作，令我確信，不可小看年輕一代，他們中間是有好苗苗的，衷心希望好苗苗茁壯成長，成爲學術界的新星。我一向不願爲年輕人的書作序，我的碩士生、博士生修改論文後出書，請我寫序，都拒絕了，而今自破其例，爲了鼓勵這位年輕人，我欣然答應作序。此書的優點，讀者自會鑑別，我就不多說了。我只想說，現在僅是良好的開端，千萬不可以此爲滿足，從研究角度講，還沒有真正上路，要更上一層樓，必須知道自己的缺陷，只有不斷克服缺陷，才能不斷前進，前進的過程就是克服缺陷的過程。

治史大致可分寫史和研史兩類。寫史是描述歷史，如人物傳、歷史事件等。歷史轉瞬即逝，又不斷翻新，它不可能重複出現，紛繁複雜的歷史過後，只留下一些殘片碎末，後人只能根據有限的材料去復原歷史，這就需要一定的想像去拼接，所以胡適認爲這是文學家的任務。研史是研究歷史問題，材料有真有偽，需要辨別，許多疑難問題，需要解決，表像背後隱藏的奧秘，需要去探索。胡適認爲，這一切才是歷史學家的任務。當然兩者之間，並沒有鴻溝，現在搞歷史的往往二者兼顧。

寫史可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搜集有關材料，連綴成文，不看他人有關的研究成果，不做考證。這類論著比較淺薄，缺乏學術含量。第二個層次，是儘量吸收他人成果，這類論著能反映當前已達到的學術水準，但缺乏新的突破。第三個層次，則是在作者自己做過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寫成的，能表現最新最好的水準。本書屬第二個層次。這一層次的局限性在於，對有分歧的見解，可以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斷，對尚無不同看法的見解往往會照單全收，如有人說宋代是文不換武，本書就說文臣們鐵了心文不換武（頁42）。事實上，宋代武換文、文換武兩種現象一直同時並存。王應麟（1223-1296）【玉海】卷127：宋朝文武無輕重之偏，有武臣以文學授文資者，若興國三年王操，淳化二年和，咸平三年錢惟演（977-1034）。有文臣以智略易右職當邊寄者，若雍熙四年柳開（947-1000），祥符九年高志寧，天聖元年劉平、四年劉牧，慶曆七年楊畋（1007-1062），皇右四年蘇緘（？-1076），治平二年種診、諤（1027-1083），三年種古及張亢（999-1061）、劉幾（1008-1088）、李丕諒之屬，熙寧五年三月戊戌，立文武換官法。除上舉各例外，文官主動要求換武者尚有景泰（【長編】卷128康定元年九月己未）、呂渭（【長編】卷167皇右元年冬十月壬戌）、李時亮（【長編】卷275熙寧九年五月己卯）、蘇子元（【長編】卷378元右元年五月壬午）、趙叔盎（【長編】卷492紹聖四年冬十月壬辰）等，後者還是宋皇室成員。

擺在林嘉文面前的任務是如何提高至第三個層次，這絕不是做一些修改所能達到的，必須從寫史走進研史之路，向歷史學家邁進。即不能滿足於看他人的論著，而必須從閱讀原始資料著手，切記一定要有問題意識，帶著問題去讀，才能發現新問題，然後設法解決新問題，寫出有獨到見解的論文來。

對於一些熱門話題，要想走出自己的路，一定不要輕易相信已有的結論，要多問幾個爲什麼？就範仲淹慶曆新政而言，論著多得不勝枚舉，似乎已無文章可作，但是，如果深入思考一下，需要研究的問題還很多，如范仲淹憑藉什麼取得仁宗和大臣信任，支持他實行變法？爲什麼後來仁宗又改變主意，不再支持？爲什麼范仲淹靜觀變法終止，沒有採取任何挽救措施？爲什麼新政的積極支持者，才過二十來年，到王安石變法時統統成爲反對派？他們爲什麼那麼一致地變成保守派？爲什麼王安石從來沒有正面讚揚范仲淹的新政？

下面，就多數人視爲定論並被林書所接受的一些問題，如認爲祖宗之法是保守的，范仲淹新政的矛頭指向祖宗之法等，談一下我的不同看法，供作者參考。

我認爲，祖宗之法是先進的，而不是保守的。它的宗旨是防弊，防止一切可能危害政權的弊端，爲此，創造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體制，完善了用以限制皇權和相權的台諫制度。應該說，這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中最好的體制和制度。它的實施，使唐末五代軍閥專政的混亂局面得以終止，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皇室內亂（如八王之亂）、太后篡權（如武則天建大周）、宰相篡權（如曹操）、外戚（如王莽）、宦官篡權亂政，不再重演。它使宋文化達到了中國數千年來文化的頂峰。

任何改革都需要尋找一個權威力量作支撐，在古代，權威力量有兩種，一是祖宗之法，二是儒家經典。范仲淹依託的是前者，王安石依託的是後者。當社會出現種種問題，但尚未達到政權覆亡的程度，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會站出來變法，對一些直接背離祖宗之法的，可以變回去，對新產生的問題，則用祖宗之法的精神去解決。在研究慶曆新政時，不可局限於范仲淹（989-1052）個人，這是一批精英共同的行動，特別不應忽視新政的第二號人物富弼（1004-1083）的作用。

2011年，我在第二屆嶺南宋史會上提交了【祖宗之法是實施慶曆新政的武器富弼〖三朝政要〗研究】的論文，並作主題發言，指出新政是范仲淹與富弼共同策劃的，在范實施變法的同時，富弼組織歐陽修（1007-1072）等人編寫【三朝政要】二十卷，此書雖佚，但仍散見於宋代各書中，我輯得佚文近80條。從佚文中可以看出，富弼等人把太祖、太宗、真宗三皇帝言行分門別類彙編成書，所選事例，全是爲糾正時弊、實行慶曆新政提供史實依據，其內容多與范仲淹的變法主張相對應（除了軍事之外）。富弼在【政要序】中明確地說出編寫此書目的，要用盛美的祖宗之法，去扭轉近來法制不立的現狀。書中所採用的史料，主要是反映祖宗之法的【聖政】和【寶訓】。

正因爲扛著祖宗之法的大旗，才得到皇帝和大臣的支持，使變法得以實施。然而當變法觸及太多官員利益時，必然會遭到強烈的反對，在失去多數士大夫支持後，按照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體制，仁宗只能下令終止新政，而范仲淹從維護共治天下體制的大局出發，也只能接受這一事實。新政雖然失敗，但並不妨礙仍然出現慶曆之治、嘉右之治的繁榮局面。

法的新解釋，以此否定祖宗之法中的重要內容，這當然要遭到維護祖宗之法的慶曆新政派的強烈反對。王安石爲了推動變法的進行，一再鼓動神宗加強君主獨斷，使台諫官淪爲宰相的附庸，破壞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體制。新法推行幾十年，其後遺症非常嚴重，北宋之亡，他是難辭其咎的。

李裕民

2015年11月22日夜於西安

林嘉文著【憂樂爲天下：范仲淹與慶曆新政】書照

【憂樂爲天下：范仲淹與慶曆新政】自序

作者：林嘉文

北宋的慶曆之際是宋代一段極爲重要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政治、文學、思想等領域都發生著變動，因而是一段迷人的歷史。

我寫慶曆新政，一開始還是考慮到選題和現實的關聯，但實際寫在書里的現實關懷卻顯得氣力微薄。誠然，在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在公共話題上的參與度越來越高，這樣的形勢像極了北宋仁宗朝時士大夫自覺意識高漲的局面，輿論會推動改革，今天的中國確實也有著多方面的改革訴求。所以在很多人看來，近千年前發生的慶曆新政或許對今天中國政治的發展能夠有一定借鑑作用。

但是站在單純的歷史學寫作的立場而言，我本想在行文中極力克制這種現實關懷的流露，我並不認同市面上一些近代史書籍中那種目的性過於明確的影射史學，因爲我覺得那種過分的現實關懷讓史學少了幾分純粹。在我看來，一味致用的史學無疑喪失了史學本身的魅力，落入影射史學的窠臼，至少於我而言，是不能接受這樣不夠純粹的史學的。以古鑒今這一史學的社會性功能，儘管始終爲那些慣用春秋筆法的史家所認可，但我有時候又覺得這可能是個偽命題，至少誰都不能否認，史學研究的社會功能基本可以被另外一些學科的社會功能所替代，史學研究者非要把自己的志業說得太過崇高，怎麼看都讓人覺得有功利的意味。至於那些希望通過歷史來預見未來的人，其功利性更是明顯。

余英時先生在其【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一書的代序中講到，他自己也曾幾經思量，最終還是放棄了歷史規律這一概念。因爲他發現，任何的邏輯實證論派的學者都不能否認史學家從未找出普適性歷史規律的客觀事實，且歷史演進一元論與實證方法的史學研究在研究對象和可操作領域上都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余先生的發現給予我啟發，我以爲，歷史並不像陳寅恪文章里講的學術前景，學術可以預流，但歷史卻不能。由於歷史所給予今人的一切所謂的經驗總是有著多樣的局限，因而人們並不能通過掌握經驗來獲得足以預未來現實之潮流的規律。歷史的發展與前進至多會是像歐立德教授所比擬的那樣，這位美國新清史學派的代表學者曾在接受【晶報】訪談時說，歷史作爲整體不會再重複，卻可以押韻，時空轉換並不意味著不會再出現相似甚至重複的問題，這時用歷史與現實做出的比較往往是有一定價值的。

然而歷史也僅僅只是可能有著相似的問題而已吧，它絕不會完全周而復始，所以它的資鑒性註定是有限的、相對的。現代社會遠遠比古代社會複雜，歷史的經驗真不見得能幫今人多少，至多是給人們提供點自以爲看透一切的心理安慰這便是爲什麼我這本小書的現實關懷會是氣力微薄的了。

慶曆之際在唐宋歷史上地位重要，論及這一段歷史，很難避開唐宋變革論這一史學範式。我自認對之算是批判地接受。從最根本的想法上講，我很質疑唐宋變革論。儘管我無意也無能力在本書中專門討論這一理論說法，但常識告訴我，社會是複雜的，任何一個時代都不可能存在普適於每個方面的特性，所謂的唐宋變革、兩宋變革、宋元變革、宋元明變革、元明變革，其實可能有點牽強，畢竟沒有一種通論能夠解釋所有的歷史。另外，我之所以儘量少地直接用到唐宋變革這一表述，還因爲在我看來，在今天中國的宋史學界，對唐宋變革的研究和表述已經被嚴重泛化。誠然唐宋變革論的目的論背景尚有待商榷，但將唐宋變革泛化成一般意義的變化，顯然並不合乎這一學說的本意。

唐宋變革論在今天的日本漢學界仍然是一種十分主流的學說，甚至還影響了日本通俗史學。我近來就看到一部從日本引進的通俗史學暢銷書，這本書主要就是拿宋代和日本的近現代史類比來說明日本的發展需要借鑑中國近世的部分歷史經驗，這本書完全套用並繼承了京都學派的宋代近世說，對宋代的歷史地位過度拔高，導致了作者把宋朝制度等同於政治集權、經濟自由化的制度。在該書作者看來，中國化即是廢除了身份制度、流動限制的普遍主義社會制度；而日本化是特殊主義的。因而近代日本並不是西洋化了，而是中國化了。這種說法或許是典型的，對宋朝所謂的民主萌芽過度詮釋，然後借題發揮，可能本身對日本現代化歷程的認識沒錯，但對宋代顯然有著過於偏激的認識。

現代中國學界裡那些堅定的唐宋變革論者，或多或少都有著一點通論癖，他們大約對歷史分期有著偏執的喜好，人們對歷史分期的志趣，已經從上世紀史學論戰的熱潮中保持至今。然而深究其理，這應當還是由於人們存在欲尋找歷史規律而不能的焦慮，可惜我以爲歷史真的沒有、也不會有規律。唐宋變革論留下的中古貴族政治、宋代君主獨裁等話題近來都不斷被學人挑戰，美國學界又以兩宋變革和宋元明變革企圖替代日本漢學的解釋範式。相關的爭論有很多，我自己作爲晚輩後學，絲毫不敢對這種問題下手，但內藤氏論說的種種缺陷早已不乏人指出。變革大多是不同時且限於某一或某幾個領域的，牽強地關聯起每一個領域裡在時間上存在一定差距的變革，無疑帶著一種把歷史解釋簡單化的嫌疑。現在似乎每個斷代都有各種各樣的變革說，這隱約算得上是種壞苗頭。

在北宋仁宗朝初期，范仲淹及其領導的革新士人群對當時的政治和社會影響重大，他們引領起了一股高昂的士風，掀起了北宋士大夫政治的一個高潮。談到這段歷史的人，大多會對這一時期士人的生活狀態有所欽慕。翻檢史料，今人是很容易被一些對這一時期士風的溢美所感染的，我自己大約也難以做到時時都能克制那種情不自禁。但科學主義的精神告訴我，沉溺於對專制時代士人生態美化了的想像，是有違一個現代人的基本理智的。史學家田餘慶先生作爲研究東晉門閥政治的大家，曾強調門閥貴族政治仍是皇權政治的變種，這種認識是非常清醒的。我在寫作中也反覆溫習田先生這種清醒，希望自己不要把宋代士大夫政治抬得過高。我有時讀到一些論及北宋士大夫政治的文章，甚至會想，若干年後會不會有學人從學術史的角度，專門撰文討論現代學人對宋代士人生態的想像。

然而范仲淹與慶曆新政的確是一個很值得一說的話題，我很想嘗試把這個話題以及與之有關的諸方面作以清楚的梳理和分析，並在這種過程中融入我對宋代政治史、思想史研究的一些理解、思路、看法，雖然我很懷疑自己能否最終做到自己想要做的那些。

最後，我要提前感謝那些將有可能耐著性子看完全書的讀者。因爲就憑這本書中令我不滿之處的數量之多，如果沒有讀者的同情和支持，我的小書或許並不足以享受被人認真讀完的殊榮。還望各位方家讀過本書後對文中的愚見能多多指正，對我書里的謬誤和冒失的斷語能多多包涵。

林嘉文

2014年7月23日初稿北師大圖書館

2015年5月14日定稿於西安

著名西夏學家李範文爲林嘉文新書題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