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創造創新中彰顯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

中國傳統文化只有通過自身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能適應並體現我們這個時代發展的訴求，從而顯示出它的當代價值。毛澤東同志當年爲我們正確對待傳統文化確立了『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華』的恰當態度。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弘揚和保護各民族傳統文化，要去粗取精、推陳出新，努力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種態度，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所主張的辯證地揚棄。

文化的價值之大小，歸根到底取決於它能夠滿足時代需要的程度。馬克思說得好：『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論是這樣，文化也是這樣。在今天，我們只能立足於當代中國的『此在』性，去甄別並擇取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摒棄那些不能與時俱進的消極成分，從而建構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文化。這應該成爲衡量一切文化遺產和資源的基本坐標。偏離了它，我們就不能找到恰當的標準，從而有可能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淖，要麼『食古不化』，要麼『喝祖罵宗』。對傳統文化採取原教旨主義態度，是不符合歷史辯證法的。復古讀經的主張，抹殺了當代人類生存方式的新質特點，難以適應新的文化需要。

今天的中國無疑是歷史的中國發展的結果。對於歷史上的中國，我們不能採取虛無主義態度。但也應看到，今天的中國畢竟是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經歷了社會主義歷史實踐的重構，經歷了近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激盪，經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因此，中國傳統文化不可能在本來意義上被複製和再現，而是要在更高的歷史基點上弘揚其優秀成分和正能量。這一使命，只有通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能完成。反過來說，也只有經過這種創造和創新，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價值才能在當今時代真正地彰顯出來。

傳統文化如何才能『活』起來，活在當代人的觀念中，活在當代人的生活實踐中，而不是僅僅存在於典籍中，存在於文物古董中，存在於博物館中？傳統文化只能在發展中『是其所是』，只有在不斷回應時代的挑戰、質詢和訴求中才能彰顯其潛在的可能性，才能真正得以弘揚光大。所以，它只能『活』在不斷的損益中，這恰恰是一種文化的常態。不然的話，傳統文化就有可能淪爲現代新儒家所焦慮的『木乃伊』或死古董。傳統文化只有通過創造和創新，才能實現有活力的傳承。正因此，它才是『活』的，才能成爲中國人行爲方式中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活性因子。中國人的文化血脈，恰恰是在傳統文化的這種揚棄和損益中得以延續並光大的。

對於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我們應該採取『神似』而非『形似』的態度。譬如中國傳統社會提倡的『二十四孝』，今天的人們既不可能也不應該拘泥於模仿它所描述的具體情形去那樣做，但是這『二十四孝』所體現出來的孝道精神，卻是值得當代人借鑑和繼承的。不然的話，完全拘泥於具體形式上的模仿，就難免走向『愚忠愚孝』之類的愚昧。馮友蘭先生當年所提出的『抽象繼承法』，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包含著這層用心的。宋儒所謂的『月映萬川』和『理一分殊』，說的也正是這個道理。道德規範的具體表徵，當然會隨著不同民族、不同時代而呈現出多種多樣的具體形態來；但道德之爲道德的那個『理』，卻是具有縱貫古今中外、超越時空限囿的穿透力的。

按照這個原則或方法，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從而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傳統文化將顯示出怎樣的當代價值呢？我認爲，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成分，其當代價值主要表現在人的自我建構、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等不同維度之中。具體地說，就在於：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能夠爲當代中國人重新發現文化上的自我提供內在依據。在現代化的狂飆突進中，我們很容易在文化上陷入自我迷失，從而找不到『我是誰、我從何而來、我又到何處去』的答案。不先行地解決這個前提性問題，就無法真正回應『誰的現代化』、又是『爲誰的現代化』之類的根本性問題。重新找回現代人的自己，重建現代人的自我，就不能不進行一番文化上的『尋根』，重新接續我們同傳統文化之間臍帶般的關係。民族首先是一個文化學概念。民族自我歸根到底是由文化塑造和建構起來的，這也正是文化自信之所以構成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前提之原因所在。而只有揭櫫出爲我們中華民族所分享的文化傳統，才能夠爲文化上的自我發現提供必要的前提。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緩解人與自然的緊張、重建人與自然的關係方面，能夠提供深刻的啟迪。當代人類社會的發展，正面臨著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歷史性轉變，這意味著人類必須調整自身同自然界的關係。在工業文明模式中，人類對自然的占有，乃是引發生態失衡和環境危機、導致發展不可持續性、使人類生存陷入困境的深刻文化原因。它所孕育的現代技術取代了古典技術。古典技術所體現的基本理念是『天人合一』，而現代技術所體現的基本理念則是『以人克天』，即逆天道而行。正是現代技術的這種戡天役物的取向，惡化了人與自然的關係，造成了二者之間的緊張和衝突，以致陷入敵對性的矛盾之中。擺脫現代技術帶來的危機，唯一可能的出路，從文化上說，乃在於恢復技術的古典品格，即『天人合一』的智慧。正是在這個方面，中國傳統文化理念顯示出它的積極意義。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改善人與人的關係、優化人際交往、重建社會信任體系方面，能夠提供重要資源。在商業社會，人們往往被逐利動機所宰制，功利關係成爲人際交往中的主導關係。它對道德的排斥，帶來了道德的弱化。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社會信任構成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前提，而道德則是支撐社會信任體系的重要基礎。道德大廈的確立，又取決於信仰這一基石。要重建社會信任體系，就不能不爲孕育虔誠的信仰營造一種適宜的文化氛圍和文化土壤。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恰恰能夠爲此提供得天獨厚的資源。同時，傳統文化所固有的德性優先取向和以義制利規範，也爲道德狀況的改善提供了文化保障。（作者系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論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之道】

中國傳統文化歷經五千年積澱，其當代價值的彰顯絕非簡單的文化復刻，而是一場深刻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實踐。這一命題蘊含著三個維度的哲學思考：

首先，在方法論層面，必須堅持辯證揚棄的原則。正如【周易】所言"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傳統文化的發展規律本身就包含著自我更新的基因。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實踐智慧啟示我們，對待傳統既不能如乾嘉學派般拘泥考據，也不可如全盤西化論者般妄自菲薄。當以"格物致知"的精神，在現代化語境中重構傳統價值。

其次，在實踐維度上，需要建立"雙重編碼"的轉化機制。如同朱熹解經強調"因文見義"，我們應當將傳統思想進行現代性轉譯。例如，"天下爲公"的大同理想可轉化爲共同富裕的當代實踐，"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可發展爲全過程人民民主。這種轉譯不是簡單的概念置換，而是如張載所言"爲天地立心"般的創造性詮釋。

最後，在價值取向上，必須堅持"經世致用"的實用理性。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精神，在今天可轉化爲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現代意識。傳統文化的活性因子，正體現在能不斷回應新時代的"天問"。如【詩經】"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所示，傳統的生命力恰在於與時俱新的能力。

當代文化建設的要義，在於構建傳統與現代的"解釋學循環"。這既需要王國維所謂"入乎其內"的深刻理解，又需要"出乎其外"的超越眼光。唯有如此，傳統文化才能如長江黃河般奔湧向前，在創造性轉化中保持其精神內核，在創新性發展中煥發新的生機。這才是對"生生之謂易"這一中華文明根本精神的最好踐行。

【論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傳統文化之當代價值，非固守其形骸可得，必待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而後顯。此理早爲毛澤東同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之論所明示，更爲習近平總書記"推陳出新"之訓所深化。此中真諦，實乃辯證揚棄之道在文化領域之具體運用。

考諸文化發展規律，其價值恆以時代需求爲尺度。馬克思有言："理論實現程度取決於現實需要程度"，文化何獨不然？今日之中國，已非閉關鎖國之舊邦，而是經歷五四啟蒙、社會主義改造、改革開放洗禮之新興大國。故對待傳統文化，當持"歷史辯證法"之明鏡：既不墮入虛無主義之深淵，亦不囿於原教旨主義之窠臼。如孔子所言"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文化傳承之本真，正在這"損益"二字。

創造性轉化之要義，在於實現傳統文化符號系統的現代轉譯。譬如"仁者愛人"之訓，可轉化爲現代社會治理之人文關懷；"和而不同"之道，可升華爲國際交往之文明準則。王陽明"知行合一"說，正可矯治當代知識碎片化之弊；張載"爲天地立心"論，尤契生態文明建設之需。此非簡單比附，實乃文化基因之現代激活。

創新性發展之關鍵，則在於促成傳統文化與實踐場域的新型互動。敦煌數字復原技術使千年壁畫重煥生機，故宮文創產品令皇家美學走入尋常，此皆技術賦能之典範。更觀【典籍里的中國】以現代傳媒重構經典敘事，【唐宮夜宴】借舞蹈語彙復活盛唐氣象，皆證傳統文化唯有融入當代生活實踐，方得真正"活態傳承"。

至若發展之道，當效荀子"法後王"之智，循"守正創新"之則。守其精神內核而非固守形式，創其表現形態而非更易本質。如周易所示"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傳統文化之生命力，正體現在與時代對話的持續革新中。當代學人當如朱熹所言"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在古今中西的激盪中，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化體系。

要之，傳統文化非博物館之陳列品，乃流動之智慧長河。其當代價值之彰顯，端賴我們以創造爲舟楫，以創新爲風帆，使其真正匯入民族復興的浩蕩洪流。此中精微，恰如【易經】革卦之象："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唯有主動求變，方能成就文化傳承之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