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言是幸運的。1988年美國漢學家兼翻譯家葛浩文來到中國，看中了莫言的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之後開始了對他作品的翻譯，至今莫言被譯介到英語世界的7部小說，都由葛浩文翻譯，這位翻譯者是英文世界首屈一指的翻譯家。
『莫言能夠進入西方特別是歐美主流文化的視野，翻譯家、出版商的翻譯推廣工作很重要。』文學雜誌【收穫】總編輯程永新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獲獎)有機遇問題。以前包括沈從文在內的一些中國作家與諾貝爾文學獎失之交臂，翻譯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因為西方的讀者包括諾貝爾獎的評委，只能通過法文、英文等相互對照着看，而很多其他語種是從英文轉譯過去的。』 根據與海外漢學家的交流經驗，程永新認為，外界對很多中國作家的誤讀也往往源自翻譯。 翻譯與推廣非常重要 中國作家進入國際視野，譯介是必須的門檻。 『在中國當代主力作家群中，莫言是作品被譯介到海外最多的小說作家。其次是余華、蘇童，再其次是賈平凹、王安憶等。』浙江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所主任劉江凱告訴記者。 劉江凱說，在國內研究者看來，莫言、余華、蘇童、賈平凹、王安憶、王蒙同屬於當代中國作家『第一集團軍』，『創作的實力上不見得有多大的差距』，但他們的作品在海外傳播的實際效果的確很不一樣。 『作家的創作風格會很影響他們作品的翻譯和傳播。比如賈平凹【秦腔】中民族性鄉土性的語言特點，翻譯之後很多東西就丟掉了，只剩下了一堆雞毛蒜皮的語言。王安憶的【長恨歌】翻譯的時候也比較難。相對來說，莫言和余華作品的翻譯就不易丟失味道。』劉江凱認為。 除了莫言，余華也是海外較受歡迎的中國作家。劉江凱注意到，在余華的小說【兄弟】出版後，國內惡評多於讚美，而在國外卻是讚美多於惡評，『基本上很少看到負面評價』。【兄弟】在美國出版之後，美國的主要媒體幾乎都大篇幅地介紹了這部作品。 莫言作品的出版商做的海外推廣似乎比其他人略勝一籌。【收穫】雜誌副編審葉開告訴記者，據他了解，莫言走過美國的很多地方，而且舉辦了不少『讀者見面會』等活動，與很多普通讀者接觸。而余華在美國走的主要都是高校，高校活動更多的是年輕人和華人來捧場，但他們不能構成直接的購買力和影響力，在西方，小說讀者多為中老年人群。 此外，劉江凱還發現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蘇童、莫言、余華作為小說海外譯介前三名，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的作品都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並獲得國際電影大獎，如【紅高粱】(改編自莫言的同名小說)獲第38屆西柏林電影節金熊獎；【大紅燈籠高高掛】(改編自蘇童小說【妻妾成群】)先後獲第48屆威尼斯電影節銀獅獎、金格利造型特別獎、國際影評人獎和英國影視藝術學院最佳外語片獎、紐約影評人協會最佳外語片獎、比利時電影評論家協會大獎；【活着】(改編自余華的同名小說)男主角葛優獲『第47屆康城電影節最佳男演員』獎。 『應該給張藝謀頒發「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最佳貢獻獎」。』劉江凱開玩笑說。 但畢竟，電影只會對文學起到臨時聚光的效應，要得到持續的關注和肯定，還得看作品本身的文學價值。 『莫言出現並成熟，與上世紀80年代也就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息息相關，這說明中國確實到了一個文學輝煌的時代，而這個輝煌是由一批作家造就的。』程永新說，『雖然能進入西方主流文化視野的還是鳳毛麟角。』 意外的發現 劉江凱在他所做的一項數據統計中意外發現，從翻譯語種數量來看，衛慧的翻譯要遠遠多於其他當代主流作家，更意外的是，衛慧的翻譯作品主要就是【上海寶貝】這一部。 『應該有兩個原因，第一，【上海寶貝】曾在國內被禁止出版，外國人對此好奇；第二，書中對性有出位的描述。由此可以推斷，流行元素對世界圖書市場的影響很大，作品翻譯數量的多少並不能代表作品的藝術價值高低。』 劉江凱另一個意外發現是，很多當代作家作品的越南語翻譯數量多於英語。劉江凱研究的十二位中國當代主要作家中，他們的主要作品都有越南語的譯本。像余華、莫言這樣的作家還一度在越南讀書界形成一股熱潮。 而這個重要的現象一直被諸多媒體和研究者所忽略。 『因為我們在文化交流中，更在意歐美的強勢文化。』劉江凱說，『一百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尋求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強勢文化認同，因此，以前對不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總有一種全民集體無意識的焦慮感。莫言獲獎的好處，是我們能藉此矯正心態。國內媒體的過分炫耀和全民興奮說明我們並沒有真正地自信起來。如果我們足夠強大，為什麼這麼在意外國人頒給我們的一個獎？』 中國文學依然處於世界邊緣 『不要被諾貝爾獎砸昏了頭腦，中國當代作家作品在與國外的交流中還處於嚴重的「入超」狀態，每年譯介出去的不到10部，而引進的遠遠超過這些。中國文學仍然處在世界文化的邊緣，邊緣到有些讓人無法接受。』劉江凱說。 幾年前，劉江凱曾經在德國波恩留學，他留意到波恩的書店裏很少看到中國當代文學的翻譯作品。 『國內即使很小的書店裏都能看到翻譯過來的外國文學作品，但英法美等幾個國家的書店幾乎沒有完整的關於中國文學的專欄。在法蘭克福書展期間，法國書店曾經出現過一個小小的中國文學書架，但書展之後就沒有了。』劉江凱說。 『國內做出版的朋友也說，相比國內作家的原創，他們更願意翻譯外國作品，因為中國讀者更追捧國外文學家的作品，出版翻譯作品很少虧本。』葉開告訴記者。 『2006年引進的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默克小說【我的名字叫紅】，聽朋友說至今已經銷售40萬冊了，雖然我個人覺得翻譯得不靈。但莫言的【蛙】在獲獎之前只印了20萬冊。國內其他一流的作家，除去那些暢銷書作家之外，小說銷量10萬冊都很困難。所以，中國目前整體的文學創作仍然弱勢，即便翻譯到國外去，實際上也是處在一個非常狹窄的圈子裏，幾乎不能在真正的國外普通讀者中流行。西方讀者很自大，他們對你的文化沒有興趣。這是無法掩蓋的事實。我們只有承認，才能有趕超的機會。』葉開說。 鑑於此，劉江凱倡導在海外建立推廣中國文學代理機構。 『余華和莫言這樣的作家，有着很成熟的海外推廣和代理機制。創作當然是根本的因素，但當作品創作出來之後，在流通的環節會涉及翻譯家、經紀人、海外出版社的宣傳，還包括版稅的洽談、海外漢學家的推廣，等等，是有一整套機制在裏面的。翻譯是公認的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瓶頸，更大的瓶頸是海外代理機制的缺失。你看日本是怎麼推廣川端康成的？』劉江凱說。 (柴愛新 白春陽) 來源：今晚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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