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新論集萃

清初知縣對鄉村社會的治理 　　

王日根、王亞民在【從〖令梅治狀〗看清初知縣對鄉村社會的治理】（刊於【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二○○八年第一期）一文中指出，清初黃梅地區山環水繞，耕地僅占半數，且貧瘠土地居多，自然和人爲災禍頻發，人口密度較小，以耕織結合爲生存樣式，社會
生態特別脆弱。民間不知儲藏，流於健訟，且存在多盜等嚴重社會問題。針對這些情況，知縣李成林首先招徠復業，儘量減少老百姓的輓輸之苦，將以公代賑的方法貫徹到城池的整修、驛舍的建造、渡船的添設等社會事業中，整頓獄政和糧草支放，切實推行鄉約宣講，使百姓對官府產生向心力。他帶頭倡捐達十五次，壯大了公共事業的經濟基礎，在群眾中贏得了較高的聲望。李成林嚴於馭下，設立『墨皂』，推行總票之法，實施鄉約保長之方，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紳耆與官府能有效合作，並通過駕馭書辦、衙役來實現對鄉村的控制。在『獲上』方面李成林亦能巧妙行事，一方面請求上司更改成命，減輕地方負擔，另一方面巧言善辯，在揣摩上司心思、巧以事例相辯的同時，又以連帶責任相暗示，爲自己治理好地方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通過這一系列措施，李成林跳出了任期短而難有作爲的困境，使當地社會狀況發生了很大變化。

唐代不存在性開放的社會風氣

岳純之在【唐代性開放說質疑】（刊於【南開學報】二○○七年第六期）一文中指出，唐代並不存在性開放的社會風氣，從結婚、離婚到再嫁，唐人仍然是傳統的、保守的。對於婚外性行爲，唐人更是深惡痛絕，並予以嚴厲譴責和制裁。所謂唐代性開放，夫妻之間不相禁云云，都不能成立。學者們之所以得出唐代性開放的結論，與他們對唐代胡化的過分誇大有關，也與其研究方法的偏頗和失當有關，以偏概全、選擇性使用史料、隨意割裂和解讀史料等很容易導致結論出現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