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洪承畴能从现实利益出发吗

历史人物的评价，历来为人们所关注。近年来，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这就是最大限度地从现实的政治、经济或文化的利益出发，来颠覆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定评，比如对历史上一些有污点的人物，如秦桧、严嵩、洪承畴、方伯谦、汪精卫等的评价，就出现了一些颠覆性的新说。这里以洪承畴的评价为例。

史学界关于洪承畴的评价，一直就存在争议――或因现实利益与正义原则的冲突，或因政治观念与历史环境的枘凿，导致了不少对明清易代背景认识的偏差和对清朝历史地位认识的分歧。

评价洪承畴，其所作所为应该是最基本的依据。洪承畴身为明朝一品大员，在明朝尚未灭亡的情况下，在失败的战场上投向敌对方清朝，他身后躺着的是明朝千万战死的将士尸骨。降清后，他，过河卒子往前拱，出卖明朝外交机密，替清朝招抚西北、江南，尤其是在南明与清廷处在战略相持阶段时，他在湖南前线苦支死撑四年余，为清军最后消灭南明永历政权，彻底平定西南地区，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他，为清南北东西征战十数年，一直做到“鞠躬尽瘁”，与明统彻底断绝。评价洪承畴，还应明确他所处的历史背景，特别是要弄清当时明朝和清朝的历史关系。清朝皇室先世从明初开始就是东北卫所武官，他们所代表的女真人就是明朝臣民，是明白无疑的一个中国边疆民族，虽然清朝统治者极力隐瞒这层关系――从努尔哈赤反明自立起，开始隐没与明朝的传统关系，称明为“仇国”；甚至清兵入关后，多尔衮还习称明朝为“中国”，而自称为“我国家”；顺治帝也强调过满洲与明“本为敌国”，一直到雍正帝仍坚持称明为“中国”，而自居为“外国之入承大统者”，相互间“则邻国耳”。洪承畴降清之时，明朝和清朝的现实关系是:明末农民起义激烈，李自成、张献忠等都建立政府，与明朝争夺统治权，力图取而代之，但国家并没有分裂，不存在由谁统一的问题。如果说有分裂，那就是从后金(清)自立为国开始，自外于明，互为敌国――清军入关前后，实行屠城、掳掠、剃发、易服、圈地、缉逃等民族屠杀、民族压迫和征服政策，激起明朝官民的猛烈反抗。所以，谈论明清双方的关系必须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就事论事，实事求是。明确了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发现，近年来在洪承畴评价问题上出现的这样一种论调很成问题――即所谓“洪承畴降清，是从腐朽的明朝转入蓬勃兴起的清朝，从镇压明末农民起义转到为清朝的统一。这一转变，对清朝，属于开国功臣；对中国，维护了国家统一；对中华民族，减少了生灵涂炭”。说洪承畴降清为清开国，这算是历史事实的描述，但至于说他降清“对中国，维护了国家统一”，就有问题。试问: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概念？明是中国还是清是中国？或者两个都是中国？如果是前者，洪承畴降清，不仅没有维护国家统一，而是挖了国家的墙角。如果是后者，说洪承畴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若不把明朝从中国的范围里踢出去如何说得通呢？至于说两个都是中国的话，明朝的中国原本就是统一的，是清人举起旗号硬要跟明朝划清界限！至于说“对中华民族，减少了生灵涂炭”，就更站不住脚了。怎么不先想想生灵涂炭从何而来？中华民族又是什么概念？明朝的统治的确腐朽，所以天灾人祸迭起，引发了农民起义的熊熊大火，造成了生灵涂炭，这是一个来源；而清朝火中取栗，从而造成了新一轮的生灵涂炭，而且，这一轮的生灵涂炭，无论是从时空范围论还是性质程度来看都要严重得多！因为清朝不仅要占领明朝的地盘，还要把自己的生活习惯、社会风俗强加于人，一切政治以“首崇满洲”为出发点，社会经济运转以满足“满洲生计”为归依，思想文化要永远保持“满洲风俗”以便维持自己特权者、压迫者、独裁者的绝对地位，而把明朝那些不腐朽的甚至是先进的、民主的平等自由、崇尚气节、坚持公平、正义原则等珍贵因素彻底铲除！在这种情况下，洪承畴降清可以说是以暴易暴、为虎作伥。因为，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专制独裁统治最强化的朝代，并非代表着中国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洪承畴也并非是中华民族的救世主。如果承认洪承畴降清是丧失气节，这是承认事实。在事实面前，人有权利沉默，甚而可以忏悔。但是，如果后来的人因为出于或政治或经济或文化等等现实利益目的，拉大旗做虎皮，因为洪承畴没有气节，已经丧无可丧，却要伪造出一种假“气节”――用“中国”或“中华民族”做包装，再贴上“国家统一”的标签，就难免令人不齿。

总之，评价洪承畴绝不能从现实利益出发，绝不能离开其生活的历史环境，用现代的疆域、国土、民族、政治、意识观念来裁剪或阉割历史，或拔高或贬低。这是常识，也是底线。要知道，追求现实利益的代价是在忽略得益背后的巨大危险！因为，在这危机四伏、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一旦出现强敌入侵，我们必须直面这样一个问题: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究竟该怎么做？向哪一类历史人物学习？是以文天祥、于谦、袁崇焕、史可法为榜样，坚贞不屈，为国献身，还是像秦桧、洪承畴、吴三桂、方伯谦那样，奴颜婢膝，打不过则非降即逃？这值得我们深思。(杨海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