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方面档案解密 西安事变发展脉络需大幅修正（一）

近年来台湾披露的两份日记，都对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问题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在很多细节上与内地说法不同。比如蒋介石在被释放前和周恩来进行了达成合作的会谈，周恩来在这次会谈后答应帮助蒋介石当天离开西安，周恩来在释放蒋介石一事发挥了主动的作用。

近年来，台湾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与宋子文日记，为研究西安事变提供了新史料。图为蒋介石日记一页(局部)。

西安事变旧址

1937年1月，开抵西安的部分红军将领与第17路军将领会面时合影，前排左2起：任弼时、彭德怀、赵寿山；后排左2起：杨尚昆、陆定一

《西北文化日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西安事变已过去70余年，由于各方资料披露的程度不一、内容不一等原因，因而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仍存在许多谜团和差误。比如，长期以来，关于西安事变中释放蒋介石的流行说法是，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十多天，即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匆忙释放并亲送蒋介石回了南京。那么，历史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周恩来对此是否完全不知情？张学良和周恩来各自在释放蒋介石问题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近年来披露的资料，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台湾《近代中国》杂志依据蒋介石孙媳方智怡提供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日记影印本，于2003年在第153期公布了《蒋中正先生西安事变日记》；依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宋子文档案，于2004年在第157期公布了《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这两份日记都对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问题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中很多方面与内地一般看法不同。

不同之一: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非临时决定

据宋子文日记记载，宋子文和张学良在24日晚“讨论出其不意带领委员长到机场搭机离开西安的可能性”，最后决定:“如果情况不乐观，我要以极力要求另一个停战期限的延长为藉口，迫使蒋夫人明天早上启程前往南京。晚间，我和张将用汽车运送委员长到张的势力范围，然后经陆路到洛阳。”蒋介石日记也证实，25日“晨刻，子文来言，张决心送委座回京，惟格于杨虎城反对，不能公开送出城。”因此，张学良的计划是，以要回南京调解为借口，“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上飞机先行”，而蒋介石则化装后到东北军驻地，“然后再设法起飞”。但是，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蒋介石日记指出:这是因为“余妻即往访张，若委座不离此，即余(妻)亦必不离此”，张学良“心有所感，乃允设法同飞”。这样，单独放走蒋介石的计划就未能实行。宋子文日记也指出:这是因为“委员长已明确表明，如果不是同一天离开，他就不想走了”。

这说明，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非像以前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是临时仓促决定的，而是早就有所计划。但当时具体情况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总之，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张学良有过不顾杨虎城反对而独自释放蒋介石的计划，只是因为蒋介石夫妇的反对而放弃。

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变判小组赴西安协商善后。图为周恩来与送行者在机场合影，左5为毛泽东，左6为周恩来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手令

不同之二:蒋介石在被释放前和周恩来进行了达成合作的会谈

一般史书都是记载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只于12月24日晚和蒋介石会谈了，都没有具体说明周恩来和蒋介石在12月25日上午的活动。而这两份日记则都指出周恩来在25日上午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会谈，对双方的停战与合作达成了共识。据宋子文日记，25日上午“周见了委员长，并解释说，共产党过去一年来为保存国力，曾试图避免打仗。他们并没有利用西安事变，而且建议的措施也同数个月前提出来的一样。现在他们要求委员长的保证:(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

对于周恩来提出的条件，蒋介石回应:“共产党向北推进抵抗日本一直是他的希望，果如周所言，共产党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服从他的领导，他将像对待自己子弟兵一样看待他们”，“委员长要周，休息够了，也针对相关问题详细讨论之后，亲自去南京”。可见，蒋介石实际上都答应了周恩来提出的条件。蒋介石日记也记载了这次会谈，蒋介石在会谈中表示:“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且听命中央，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单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恩来则回答:“红军必受蒋先生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至此，蒋介石明确同意不“剿共”，但要中共受其指挥；周恩来则答应拥护蒋介石的领导。两人对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和进行合作达成了共识。正是在这次成功会谈的当天下午，蒋介石被释放而离开西安。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在军事上作出部署，调红15军团至咸阳、潼关一带，以防南京“讨逆军”对西安的夹击。图为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左5）与西安各界友情慰问者合影，左4为宋绮云、左6为杨虎城秘书米暂沉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时写给老蒋的信

不同之三:周恩来在这次会谈后答应帮助蒋介石当天离开西安

据蒋介石日记，会谈顺利结束后，“周乃作别而出。子文属(同“嘱”)其再说虎城，使其赞成余今日回京，周乃允之”。可见，此时蒋介石一方认为当天离开西安的障碍只是杨虎城，要周恩来对杨虎城进行劝说，让其同意蒋介石当天就走，而周恩来也答应了。周恩来答应后，事情马上有了改观。“约下午二时半，子文来言，请准备后，即可行。”可见，杨虎城显然态度大为改变，蒋介石出城已无阻碍，并且蒋介石日记还指出，蒋介石临行前特召杨虎城前来训话。宋子文日记也证实了这些:宋子文“极力向周主张委员长立即离开的必要性，再拖下去，将意味更复杂，而且战火一开，就很难压制”。

宋子文还列举了多条具体理由，其中有“委员长已明确表明，如果不是同一天离开，他就不想走了”。这很值得注意，“不是同一天离开”，从日记上下文来看，只能是指张学良开始制订的让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开走的计划。这很耐人寻味。如果周恩来对此计划不知情，而计划已确定放弃，宋子文根本没必要说出如此重大的隐秘，使得谈判节外生枝。可见，宋子文这样说出来，说明周恩来对这个计划是知情的，并且有所赞同，而宋子文在这时提出异议，极力让周恩来说服杨虎城，以便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当天同走。最终，“周承诺尽最大努力，也是在最后关头他说服杨将军的”。

对于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我们当然不应该完全不加分析地全部接受。但是，由于日记本身带有记述亲身经历的性质，比一般回忆性史料可信度高，更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处于敌对的状态，蒋介石生前甚至没有透露在西安事变中见过周恩来；所以，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上做出了很多努力并最终促成，蒋介石和宋子文不可能在日记中对此有所虚构或美化。而且，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基本可以互相印证。因此，这两份日记所披露的这些材料，具有很高的真实性。

被扣留西安的军政要员回京后在陈调元私宅合影、前排左2起：万耀煌、万耀煌夫人、陈继承夫人、陈继承、陈诚；后排左2起：龚道明、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蒋作宾

对几个问题的重新审视

在释放蒋介石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1.如何看待张学良所说的周恩来到西安后俨然成为了“谋主”？

1936年12月25日早晨，张学良在回答部下的劝阻时说:“周恩来是同意放蒋的，只是杨虎城还犹疑不决，我就去说服虎城”。(《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73页。)这说明张学良在12月25日上午还在设法说服杨虎城，而周恩来则是同意释放蒋介石的，但材料中没有具体说明周恩来是否同意当天就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本人后来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提到:他捉住蒋介石后，电请周恩来到西安，而“周到此时，俨然为西安之谋主矣”；并且“因蒋公离陕问题，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这也证实是周恩来说服杨虎城同意释放蒋介石的，而且周恩来既然是“谋主”，对于释放蒋介石这么重大的问题，张学良理应告诉周恩来。

2.如何看待杨虎城陪送蒋介石去机场？

在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当晚，杨虎城曾对部下说:“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前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恩来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这还有什么三位一体！”(《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67页。)可见，杨虎城在陪送蒋介石到机场时，以为张学良已向周恩来说明了，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从而没有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