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翰林學士傳論・晚唐卷】寫作記

傅璇琮【唐翰林學士傳論】上冊（即盛中唐卷），於2005年12月由遼海出版社印成，2006年上半年發行。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此書一出版，就受到學術界的關注，並得到首肯。古典文學界名家陶文鵬、韓經太兩位先生，於2005年3、4月間就在光明日報、中華讀書報刊發書評，後兩位中青年學者胡可先、李德輝，更撰寫長篇評論，分別刊於【唐研究】、【文學評論】。他們共同肯定此書開拓了一個新的學術空間，通過翰林學士與文學關係的探討，拓展歷史文化層面的整體研究，同時又指出書中訂正了史籍的不少錯誤，為唐代文史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史料基礎。另外，我又接到好幾位學術摯友的信，信函與正式發表的文章不同，不全面論述，但清新、自由，使人備感親切。如復旦大學陳允吉教授，謂此書『稟具文學家之靈魂，就中貫注着作者對古代上層社會一個特殊群體的同情和了解』。楊明教授認為，『既是真實準確，又親切具體還原歷史，讀來津津有味』。上海大學董乃斌教授也云『讀起來真是津津有味』，『以「傳論」的形式來寫，也是一種創新』。

但學界對書中所述也有提出探討意見的。如胡可先教授認為翰林待詔、翰林供奉並非同一職務，而是存有演變與更疊的關係;又指出，關於翰林學士所撰制詔文體的文學與文化價值，關於【蒙求】的境外文獻（古抄本與刻本），日本學者已有可觀成果，書中未及引用。又如南京師大郁賢皓教授，是李白研究權威學者，他在給我的信中詳細考述玄宗朝翰林學士張並非如我在張傳中所敘的天寶四載五月為兵部侍郎，後轉為太常少卿或太常卿。這些，我都深受啟發、教益。學術研究是不斷探索的進程，有所得，也會有所失，這就要在自我摸索並廣泛吸收意見中踏實進行。宋人葉夢得有云：『古之君子不難於攻人之失，而難於正己之是非。』這應當是作學問的君子之風。

董乃斌教授於信中望我『勞逸結合，多加保重』，但仍云『更企望你對晚唐翰林學士研究的結集』。復旦大學王水照教授信中更引用古人所云『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稱『洵為我儕立幟』，互勉繼續作事。胡可先教授於【唐研究】的書評中更明確提出：『晚唐時期史料缺失甚多，有關翰林學士的記載更少，即使有些記載，也是多有舛誤的，故晚唐時期翰林學士的考索與研究，還是一項極其艱難的大課題，希望能夠早日見到「晚唐卷」。』我對晚唐時期的翰林學士材料，好幾年間都已有輯集、積聚，即於2006年集中時間撰寫此『晚唐卷』。

晚唐期間翰林學士研究，確有不少難度，也當會有極大特色。盛中唐，自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建置翰林學士起，至敬宗寶曆二年（826年），共89年，有學士73人；晚唐，自文宗大和元年（827年）起，至哀帝天v四年（907年），共81年，稍少於盛中唐，而學士卻有150餘人，多一倍。晚唐時期翰林學士，不僅人數多，且政治、文學活動更頻繁，由學士直接提升為宰相的固然不少，而學士因朝政紛爭而被貶甚至被殺者也常見。翰林學士之敢於直言，有政見，頗值得研究。如僖宗朝一位翰林學士盧，在職期間就明確提出『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乞蠲租賑給疏】，【全唐文】卷七九二）這就是頗可注意的『以民為本』，當時有此見識，洵屬難得。正因此，他就向皇帝上疏，由於廣泛發生旱災，向民間就須停止徵稅，還應加以救濟賑給。又如另一位懿宗朝翰林學士劉允章，他於咸通八年（867年）十一月以禮部侍郎出院後，即於第二年（咸通九年）初知貢舉，這也是唐翰林學士與科舉考試關係密切之一例。他知舉時，當時有交結宦官的『芳林十哲』應試，劉允章皆予排斥，『及掌貢舉，尤惡朋黨』（【唐語林】卷三），可能因此即被遣出為鄂州刺史。值得一提的是，他後期任河南尹時，向朝廷進【直諫書】，開篇自稱『救國賤臣前翰林學士』。文中着重提出，當時國之弊政，有『九破』，如賄賂公行、權豪奢僭、賦役不等、長吏殘暴等，又謂民間有『八苦』，如官吏苛刻、賦稅繁多、冤不得理、病不得醫等。如此家破人亡情勢，文中特為提出：『今國家狼戾如此，天下知之，陛下獨不知之。』這時距其任翰林學士已二十餘年，但他仍稱『前翰林學士』，可見他如此直抒己見，抨擊弊政，即認為仍執行翰林學士之職責。晚唐翰林學士如此參預政治，直斥朝政，頗值得重視，但卻為研究唐翰林學士之唐史學界所未曾注意的。

晚唐時期翰林學士另一特色，是與文士的廣泛文字交往。晚唐時，由於社會動亂，科試風氣頹壞，廣大文士，特別是清寒知識分子，境遇極差，這是盛中唐時所未有的。也正因此，文士就着意與翰林學士的交往，期望學士以其特殊政治地位與社會聲望為其舉薦。如丁居晦於文宗大和時為翰林學士，當時以詩聞名的劉得仁，因『出入舉場三十年，竟無所成』（【唐摭言】卷一○），就獻【上翰林丁學士】詩（【全唐詩】卷五四五），特為標出：『時輩何偏羨，儒流此最榮。』將翰林學士稱譽為儒林學界中『最榮』，是晚唐文士群體對翰林學士最具概括性的稱譽。也正因此，翰林學士在院期間，文士多有詩文進獻。如『咸通十哲』之一張，於懿宗咸通時向翰林學士張裼獻詩：【投翰林張侍郎】（【全唐詩】卷七○二），後又於僖宗乾符時向另一位翰林學士蕭遘獻詩：【投翰林蕭侍郎】（同上），就是因為十年間未曾得第（『十五年裡看帝春，一枝頭白未酬身』）。晚唐時期以詩著稱者，如薛逢、趙嘏、李頻、李山甫、顧雲、鄭谷等，均有詩求薦。即如晚唐前期兩位名家李商隱、杜牧，也是如此。如前所提及的劉得仁進詩稱譽『儒流此最榮』的丁居晦，李商隱就連續兩次為涇原節度使王茂元上書（【為濮陽公賀丁學士啟】、【為濮陽公與丁學士狀】）;李商隱又有【為濮陽公與周學士狀】，即又代王茂元向學士周墀上書，皆既致祝賀，又望其薦引。李商隱另又以自己身份向武宗時翰林學士孫 "兩次上書（【上孫學士狀】、【賀翰林孫舍人啟】），時未授職，望其薦引。杜牧則於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向翰林學士鄭處誨、畢等獻詩，求舉薦其出任外州刺史，以改善經濟境遇。李商隱、杜牧不僅是當時文壇大家，且有獨特性格，但仍對翰林學士深表企求之情，這也是當時士人的心理狀態。

就上所述，我們現在研究唐翰林學士，就不能僅局限於考索入院、出院年月及在院期間之官階遷轉，而應較全面地探討學士的生平行跡、參政方式、生活心態、社會交流等等。應該說，兩【唐書】是這方面研究的基本史料，但晚唐時期，兩【唐書】，尤其是【舊唐書】，在記事方面有不少錯失。清代學者錢大昕認為，【舊唐書】於晚唐史事，所記雖『卷帙滋繁，而事跡之矛盾益甚』（【廿二史考異】卷五七）。我們要全面研究有唐一代翰林學士，如不訂正兩【唐書】記事之誤，就會出現不少差錯，並導致理論探討不確或失誤。

也正因此，這次我集中為晚唐翰林學士一一立傳，就仔細考察兩【唐書】所記，不僅着眼於在院任職期間，而是儘可能探索其一生事跡，特別是入院前仕歷。但也正因此，發現兩【唐書】訛誤之繁複，是盛中唐撰傳時所未曾有的。

如本書開首文宗朝前十位學士，新舊【唐書】皆有傳，但兩【唐書】於此十位學士，均有誤記。又就本書所考，文宗朝共有36位學士，兩【唐書】有傳的為26人，而所記有誤者則有23人，這確應引起注意。文宗朝如此，其他如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朝，誤處有時更多。如懿宗朝楊收，兩【唐書】紀、傳所記，有七、八處訛誤。又如趙騭，無專傳，【新唐書】卷一八二【趙隱傳】（趙隱為其兄），記其事僅一句：『終宣歙觀察使。』僅此一句，即有誤，【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及【舊唐書・趙隱傳】皆記其終於華州刺史、鎮國軍節度使。

除兩【唐書】外，我在撰傳時還注意糾正其他史書之誤。如本書晚唐卷第一位學士，文宗朝王源中，清徐松【登科記考】卷一七記其於憲宗元和二年（807年）登進士第，標其所據，云『見【舊書・文苑・盧景亮傳】』。實則【舊唐書・文苑傳】未有盧景亮傳，【舊唐書】全書也未有為盧景亮立傳者，徐【考】實為顯誤。而孟二冬【登科記考補正】也未意及，僅云『亦見【新唐書・盧景亮傳】』，實則【新唐書・盧景亮傳】僅雲王源中『第進士』，未記有登進士年。類似者如文宗朝高元裕，徐【考】亦有誤，孟二冬也未補正。另如【全唐文】，也有好幾處誤。如李讓夷、於文宗大和二年入院，【全唐文】卷六九三載有李虞仲【授學士李讓夷職方員外郎充職制】，李虞仲與李讓夷同時；而【全唐文】卷三六六又載賈至所撰制文，文題同，賈至則為玄宗、肅宗時人，時代不合，【全唐文】誤載。又如【全唐文】卷七六七載宣宗朝學士沈詢文六篇，而卷七六三以沈名載文十六篇，其小傳所記實為沈詢事，文亦實為沈詢所作。【全唐文】乃誤襲【文苑英華】，當前【文苑英華】研究也未注意及此。

以上糾誤、補輯，僅舉數例。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五曾謂：『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作為浙東人，我確願承襲浙東之學，着意於文史結合，如上冊『前言』所說，希望為唐史研究補一『翰學』傳，算是新世紀所補作的一種唐代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