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真話求真相做真人 追思著名思想家許良英先生

2013年1月28日13點25分，許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醫院去世，終年93歲。從這一刻起，我知道，我永遠失去了敬愛的許先生，中國永遠失去了許先生！

1920年5月3日許先生出生於浙江臨海括蒼山下的張家渡，1939年考入浙江大學物理系，從廣西宜山到貴州遵義、湄潭，在輾轉流徙中完成學業。他在專業上顯示出的天分和特質，深受王淦昌教授的賞識，他卻一心從科學轉向革命，歷盡艱辛尋找中共地下黨，終於在1946年如願以償。他因王淦昌之召回浙大物理系任教，並秘密領導浙大乃至杭州的學運。上世紀50年代初他調到中國科學院後，想擺脫政治，回到科學研究當中，1956年出版了【科學與社會主義】。未料1957年風雲突變，並沒有『右派』言論的他，卻因為反對反右運動而成了中科院第一個右派，回故鄉種地二十多年。

從1962年起，他在農村的煤油燈下編譯了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1977年起由商務印書館陸續出版，影響了幾代人。1979年，他的『右派』身份獲得改正，他重回中科院，從事科學史研究，主編了【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被金克木譽為『題為簡史，實是大書』。1980年他為中共中央書記處『科學技術知識講座』第一講【科學技術發展的簡況】起草的講稿，率先提出『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的論斷。從那時起，他發表一系列文章，倡導民主、科學、人權。在他生命的最後二十五年，他與妻子、歷史學家王來棣先生合作，研究、撰寫【民主的歷史和理論】，書還沒有最後完成，而先生已撒手而去。

比許先生的研究、著作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思想和人格影響。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他都是中國社會直言不諱的象徵。他多次說，竺可楨校長為他母校浙江大學定下的校訓『求是』就是『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在竺可楨時代的浙大校園前後學習、工作、生活十一年，深受『求是』學風的薰陶，奠定了嚴謹、踏實、敢言的人生底色。在他身上我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不僅要做好專業工作，而且要關懷社會，承擔社會責任。

徐先生不僅是愛因斯坦精神的傳播者，更是踐行者。他念茲在茲的是愛因斯坦的名言：『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了意見，對它們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他一次次地挺身而出為民族鼓與呼，秉承的只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他說真話，求真相，做真人，無畏無懼，他卻多次淡然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學習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的那個小孩』。明代不怕『滅十族』的方孝孺就是他家鄉台州人，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中稱之為『台州式的硬氣』和『迂』。許先生一生有三十多年在台州度過，台州地域文化對他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他以台州人的『硬骨頭』而驕傲。

在他身上還體現了深刻的反省精神，他自稱一生有過三次大的轉折，起初即使成了『右派』，他還真誠地相信過畝產十幾萬斤的神話，甚至認為『文革』也是必要的。直到1974年目睹後才開始醒悟。從那時起，他不斷自我反省，批評曾經的錯誤，最後徹底否定了過去的盲從與迷信，回到民主與科學，回到啟蒙的立場上。在他看來，啟蒙首先是知識分子的自我啟蒙。他清醒地認識到在中國這樣一個有幾千年專制傳統的國家，民主化的道路必將是漫長而曲折的。但他並不因此沮喪，始終懷抱樂觀的心態。所以，他對醜惡現象的評判從來毫不留情、犀利無比，卻始終目光平靜，他經常對人說，要有平常心，做平常人。

許先生留下的這些遺產如磐石般安定在地，他的離開決不是他精神生命的結束，願他的靈魂得到安息。

（傅國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