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現妾在社會習俗中的複雜

在歷史的研究越來越強調貼近普羅大眾的今天，一些邊緣社會群體的歷史境遇受到了許多學者的重視。而對於一個邊緣婦女群體，而且是對中國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有着深刻影響的婦女群體――妾的研究則顯得相對黯淡，有關論著均屬寥寥。上海師範大學的程郁女士所著【清至民國蓄妾習俗之變遷】的出版，彌補了這方面的一大缺憾。

在以往的研究論著中，論者多注重對古代納妾習俗的敘述。例如在蓄妾史的代表性著作――王紹璽的【小妾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中，縱覽了妾的起源、妾制的演變、特殊形態的妾、納妾的惡果，對於近代以來廢妾的艱難歷程則僅以一章的篇幅進行交待，所論自不免泛泛。程郁將研究的時間範圍鎖定為清至民國時期，實有其特殊的意義。

在我看來，蓄妾問題在民國社會顯得十分尖銳和特殊。一方面，各種新式思潮如婦女解放、男女平等、戀愛自由、一夫一妻主義等在社會上掀起了反對納妾的風潮；另一方面，舊式後嗣觀念和納妾風習又使得妾在民國社會依舊盛行，而且新式的婚姻道德觀念又製造出一些新式的『妾』：她們接受了新式的性道德觀念，卻甘願與已婚男子結婚、同居，或者以情婦、秘書等其他名義與之共同生活，雖不能以『妾』名之，卻與古代妾之家庭身份實有類同之處。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民國時期妾的法律地位便顯得十分微妙。民國民法雖不再承認妾的身份和地位，卻也從未明文禁止，從而使妾面臨着一方面在實際生活中繼續存在，另一方面又失去了任何法律依據和保護的尷尬局面。如此一來，作為一個特殊的家庭成員，妾的家庭生活和婚姻生活，就具有了近代的特殊品質，值得我們去深入探究。

除了在研究的時間範圍上拓展了前人的眼界外，我認為本書最大的特點在於彰顯了妾的法律地位和社會地位的複雜性。

在論述妾的身份和地位時，以往的研究多強調妾的卑賤和低微，例如郭松義先生認為妾的身份是：『妾對丈夫在性關係上充當妻子的角色，在身份上通常與奴婢歸於一等。』（郭松義：【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關係】，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337頁）妾地位之低下自不言而喻。

事實上，妾的實際地位遠比想像中複雜。程郁通過對妾與家長、正妻之關係，妾與夫族之關係以及妾與奴婢之關係的分析，一方面承認妾在法律上的確具有卑賤的身份，但另一方面，她強調妾並不是完全沒有社會地位與經濟權利。她認為在法律上的諸子平等，實際是提高了庶子的地位，而承認了子的地位，自然也就不得不相應提高生有子之妾的地位。例如只要妾的親生子通過科舉、恩蔭及捐納走上仕途，作為官員的生母，妾亦可獲得封贈。在妻妾共居的家庭中，有些妾因得到家長的寵愛，借夫之勢，甚至取得掌握家計或擁有私財的權利，如庶長子成為家長，妾更易取得對家產的支配權。寡妾如果願意為夫守節，即使無子也可擇立繼子，實際也就是通過間接的方式獲得夫家財產。即便是未立嗣子的妾，只要其守節得到夫家或正妻的支持，仍可獲得一份屬於自己的贍田。

在民國時期，由於現代法律意識的引進，傳統的妻妾之間的階級差別已大大削弱，例如去除了以前妻妾犯罪時『同罪不同科』的處罰規定。而隨着男女平等意識的增強，妾也得以在某些方面提高自己的地位。例如作為家屬的一員，妾和其他家屬一樣擁有被家長贍養的權利；與妻一樣，妾可以擁有私產，而且根據家長的遺囑，可以取得一定的遺產繼承權。民國時期妾的出身也發生複雜化的趨向，以前為妾者多為妓、婢和貧苦民家女兒，民國時為妾者相比前清而言，貧多於賤，良家女兒更多。清末女學興起後，受過現代教育的女學生竟然也成為一種待價而沽的商品。而在婦女不能經濟獨立的現狀下，男子於扶養前妻的前提下，追求自由戀愛，也形成了不少或許可以稱為『准蓄妾』的現象。這些現象的出現也改變了以往妻妾關係的格局，甚至出現了妾跟隨家長出入公共場所而正妻反困守家庭的現象。

程郁的上述論斷，在美國學者白凱的研究中已經得到了一些印證（參見白凱：【中國的婦女與財產：960-1949年】，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而與白凱只從法律的表達與實踐中突出妾法律地位之複雜性相比，程郁又增加了一個社會習俗的思考緯度，通過考察社會習俗對於妾的態度，論證妾之社會地位的微妙性。例如潘光旦曾認為一個望族的興起與堅強有為的寡母有關，興家者名門之妻，敗家者妾。而程郁則認為所謂望族的形成，與納妾直接相關，興家的女性並不限於出身名門的正妻，尤其是妻無子、妾有子的家庭，一旦夫妻亡故，守節之妾便擔當起撫孤興家的重任。到了民國時期，家譜的內容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往往記有妾的名字、籍貫和父親的名字，這表明妾的家庭勢力也開始受到了重視，從而表明妾地位的提高。

當然，妾在法律、社會習俗中享有某些特定的權利，並不足以否定妾之地位和身份的低下，只是告訴我們在實際生活中妾的身份具有某些複雜性和微妙性的特徵。而且，如果從突出納妾習俗、妾家庭地位與社會身份之複雜性的角度對本書提出一些苛求的話，那麼民國時期出現的一些『准蓄妾』現象似乎應得到作者更多的關注。因接受新教育、自由戀愛而形成的『准蓄妾』現象，無疑是社會新式思潮與傳統的社會現狀發生碰撞和妥協的結果，這種現象的出現本身就是本書標題『清至民國蓄妾習俗之變遷』的最好體現，理應成為作者詳細論述與闡釋的對象，而本書對此卻一帶而過，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因為本書的作者有留學日本的背景，因此書中運用了一些日文資料，並將中日的納妾習俗作了一定的比較，這也是本書的一大亮點，彌補了以往研究中對於日文資料吸收得不夠的缺陷。但是需要提醒的是，作者在重視日文資料的同時不應忽視對英語世界最新研究狀況的吸收和借鑑，例如美國學者白凱的研究中已涉及到對於妾之實際地位的研究，該書已出版有中譯本，如果作者對此有所參考的話，那麼在許多論題上就可以避免重複，或者在論證思路上提出新的見解，或者將問題意識進一步推向深入。

作者：余華林

【清至民國蓄妾習俗之變遷】，程郁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