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初,余英時教授發表【錢穆與新儒家】一文,系統而尖銳地批評當代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其中特別是關涉到熊、牟以』心性』論』道統』的講法。該文頗受關注。遺憾的是,在有關的討論與爭論中,無論是余文的支持者還是反駁者,差不多都是在前者所設定的圈內鑽來鑽去,基本上無助於問題的明晰與深化。
事實上,如果我們超越了當代儒學發展中師承與門派之間的種種糾葛與限制,那麼更深一層的問題似乎就不在於熊、牟一系如何講,而在於他們為甚麼要這樣講。余先生的着眼點主要在於哲學(熊、牟)與史學(錢穆)兩種進路的分判,似乎沒有關注到後一層面的問題。近讀鄭家棟教授新著【斷裂中的傳統--信念與理性之間】,方知曉從儒家傳統的』斷續之間』來看,熊、牟有關儒家』道統』的講法,實關係甚大;並由此也在內在脈絡和理路上,對於80年代以來眾說紛紜的儒家傳統』斷續之間』的問題,瞭然於心。 』斷裂中的傳統』之所謂』斷裂中』,似可以理解為』斷續之間』。而』斷續之間』事關重大,也極為複雜。今日與傳統相關的諸種討論、爭論、研究等等,可以說莫不與』斷續之間』的問題有關。而對於鄭著來說,』斷續之間』並不是一個判斷或結論,而是展開為極其複雜的思想脈絡與學理系統,其中不僅關涉到思想、歷史、社會等不同層面的解析與學術史意義上嚴謹而精微的考辨,而且亦關涉到思想家個人的稟性、才情、學識、經歷等諸種因素的探討,關涉到必然的與偶然的、主流的與枝節的及思想與歷史、政治與學術之間的相互影響、制約與限定。 鄭著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儒家還活着,活在思想而非歷史中。』此一論斷有一前提,即認為』知行合一』的儒家傳統較之任何思想與文化形態都更完整的體現了』思想與歷史之間的統一』:』在儒家傳統中,思想與歷史是統一在一起的,思想應當能夠在歷史的具體性中體現出來,實現出來,脫離歷史的思想會被認為是抽象的,不真實的。』1 所謂思想』在歷史的具體性中體現出來,實現出來』,即表現為社會法規、制度與禮俗,表現為社會的』文制』方面。』儒教中國』或』儒家中國』一類概念,即是着眼於』思想』與』歷史』(社會)之間的統一性。那麼在現代社會中情況又如何呢?』儒教中國』是連續的還是斷裂的?這在經驗的層面可以說是一個無從回答的問題,因為不同的說法同樣可以得到論證。而鄭著所要處理的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就儒學自身發展的義理結構及其演化,表現當代儒家如何處理』思想』與』歷史』之間的關係,這其中發生了怎樣的改變,此種改變又具有怎樣的意義? 書中用相當大的篇幅疏理和論析後』五四』時期的』道統』觀念,此大有深意。二十世紀以來,講』道統』的一個基本趨向就是』泛化』。到了90年代,余英時肯定錢穆先生所主張的以』整個文化大傳統』為道統,反駁余氏而衛護熊、牟一系者(如牟氏弟子李明輝等),居然亦論辯後者同樣是以』整個文化大傳統』為道統。顯然,到了這裡,所謂』道統』已經』泛化』得沒了邊際,而且此』泛化』是作為某種理想的狀態被肯定。而實際上,道統觀念的』泛化』在一定意義上反映出現當代儒家的茫無歸着和游離不定。 熊十力、牟宗三一系當然不是以』整個文化大傳統』為道統,至少牟宗三不是如此。如余英時先生言,熊、牟等是』以對」心性」的理解和體證來判斷歷史上的儒者是否見得」道體」』。這裡我們不討論熊、牟以』心性』論』道統』與宋儒以』傳心之法』論』道統』的區別,此區別或許並不重要,問題在於牟宗三等以』心性』論』道統』的意義何在? 儘管』道統』一詞出現較晚,但是傳道統系卻是原始儒家的一個老問題。且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無論是以』傳心之法』(宋儒)還是以』心性』(熊、牟等)說』道統』,均非原始儒家的本義。從孔、孟思想來看,儒家之』道統』首先是表現在政治與文教制度方面,此所以必須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講。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乃中國上古社會之』立法』者也。其所立者不是』心性』之法,而是』社會』之法,是政治、文教與禮俗之法。孔子為甚麼念念不忘周公?因為捨棄此一端緒,我們便無從知曉中國社會從野蠻到文明的演化,也無從理解何謂』中國文化』。【論語.堯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可以肯定地說,這裡所謂』堯以命舜,舜以命禹』者絕非』心性』之法,把』允執其中』理解為』人心』與』道心』之間,那也只是宋儒的說法。【論語】中此一段非同小可,它規定了儒家道統的基調:此』道統』不是』心性』或』傳心』之統,而是政治法統。後來孟子講傳道統系,便是從堯、舜、禹、湯、文王、孔子講,並表示』乃所願學孔子』。依據通常的理解,孟子之』願學孔子』者,乃是孔子的』仁學』;而實際上,孟子思想的落腳點是』仁政』而非』仁學』,是』政治』而非』道德』,或者說是道德化的政治而非後儒那種空談心性的道德:』王道』與』霸道』之爭才是孟子思想的核心。 來源:景苑文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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