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一關於"國故學"界定雖明顯可見毛子水的影響，其傾向性卻相當不同: 毛氏在討論"材料"時帶有明顯的不屑意味，而胡適在強調"不含褒貶"的基礎上又提出"國學的使命"，顯然相當肯定其存在的價值。14 這不久即引起青年讀書人的置疑，鄭伯奇以為:"本來’國學’二字是很籠統的名辭，而國學運動云云更令人不易理解。是一種勸人研究古籍的運動呢?還是勸人研究一切中國的--不論古今新陳，只要是中國的--文化、思想、學術、文學歷史、地理、政治、經濟，乃至中國的國民性、各地方的風俗習慣的一種運動呢?"兩者的範圍廣狹不一，尤其前者"頂好不過勸人用新眼光讀古書罷了"。15 鄭氏的確看出了以"國學"代"國故學"的問題: 有沒有"故"的存在，可以有相當大的差異。
前引毛子水所言說明，五四運動前後時人對"國故"的概念原乏共識。這一現象到北伐前仍無大的變化，曹聚仁發現:"吾人一提及’國故’，則龐雜紛沓之觀念交集於前。若就各觀念而一一考訂之，則一切觀念皆浮泛空虛，枵然無所有焉。此燁然於外而羌無其物之’國故’，即今日國內一般守舊學者所以支撐門面之工具，亦即偏激者流所等之於’抽鴉片裹小腳’者也。"儘管"國故"已如此"臃腫不中繩墨"，當時不少人援用國故之名，"從未計及其實；其意蓋以為’國故’之名，盡人而喻之"。16 曹氏觀察到:"’國故’、’國學’、’中學’、’古學’、’國粹’、’國故學’等歧異名詞，在近頃學術界已成一異文互訓之慣例；筆之於著作，見之於制度，習焉相望，莫知其非。"他以為,"’國粹’一名，當別為解釋，與他名相去甚遠。’國學’、’中國[學]’、’古學’三者，與’國故’、’國故學’各不相應。"蓋"’國故’者，五千年間中華民族以文字表達之結晶思想也"；而國故學與中國文化也不能等同，文化指全體，國故僅指以文字表現於紙片者。 與鄭伯奇相類，曹聚仁也認為，胡適說國學是國故學的縮寫，"斯言妄也。胡氏之說，殆遷就俗稱而為之曲解耳。抑知’國故’二字之重心在’故’；於’故’，乃知所研究之對象為過去文化思想之僵石、乃知此研究之對象已考終於’五四運動’之際、乃知此研究之對象與化學室之標本同其狀態"。如果"去’故’而留’國’，則如呼’西瓜’之為’西’、’太陽’之為’太’，聞者必茫然不知所云。故愚以為國故學必當稱為’國故學’，決無可省之理"。 當時一些人以國學為中國學術，遂"以國故學為中國學術史之別名"，也不成立。蓋"國故與中國學術史之內容與範圍非完全相同"，國故僅限於中華民族,"而中國學術史則凡在中國地域所曾有之學術，皆所必載"；且"國故以’五四運動’為終點，後乎此皆無與於斯學；中國學術史則與時間以俱存，可延長至無限"。曹氏以為，"自有文字以至五四運動，可成為一大段落；五四運動以後，舊有結晶思想皆完全崩壞"，中國已進入新的階段。國故學所研究的，只是五四運動以前這一大段落。 他主張"國故學"才是"科學"，並據此否定"國學"的正當性說，"科學之研究，最忌含糊與武斷，而國學二字，即為含糊與武斷之象徵"。本來"各科學之命名，當合論理之規範。如天文學，吾知其研究之對象為天文；地質學，吾知其研究之對象為地質"。而"國學定名之初，非經長期之考慮，但見陳吾前者為隆然之遺產，漫名之曰’國學’而已(誇大狂白熱時，則名之曰國粹，以傲四夷)"。故國學"不但不足代表其對象，且使人因名而生誤會"。這樣的國學"但有一名足矣，實之存否不計也"。因此，曹氏提出"轟國學"的口號以安頓"國故學"，他指出，"國學"的含混造成"人莫解國學之實質，而皆以國學鳴其高。勢之所趨，國學將為國故學之致命傷。國學一日不去，國故學一日不安"，解決方式只有轟而去之一法。 許嘯天則根本連"國故學"也否定，他說，"’國故學’三個字，是一個極不徹底極無界限極浪漫極渾亂的假定名詞；中國的有國故學，便足以證明中國人絕無學問，又足以證明中國人雖有學問而不能用"。然相對說來，國故學"還算是比較的頭腦清晰的人所發明的；有的稱’國學’，有的稱’舊學’，有的稱’國粹學’。在從前老前輩嘴裡常常標榜的什麼’經史之學’、’文獻之學’、’漢學’、’宋學’；那班窮秀才，也要自附風雅，把那爛調的時文詩賦，也硬派在’國粹學’的門下。種種名目，搜羅起來，便成了今日所謂的’國故學’。" 17 來源：人大國學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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