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的思考(一)

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確有不同。無論從理論上或從事實上看，傳統文化要廣泛得多。在長期的君主專制社會中，無論是思想觀念、倫理道德、學術、教育、宗教、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典章制度、文物寶藏，一直到衣食住行、風俗習慣等等，都可以說是傳統文化，其中確實是精華與糟粕雜陳。而傳統文化中積累積澱下來的傳統，固然有好的，但不好的或糟粕則更多些。特別是君主專制制度愈益嚴厲和專制主義的慣性，一直到後來還看到它的影響。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思想最為活躍。那正是社會大動盪的時候，舊的貴族勢力衰弱，新的地方勢力興起。手工業、商業也有所發展。周天子雖仍然是『天下共主』，但諸侯國日益強大，逐鹿中原，爭霸稱雄，征戰不已。知識分子受到很大重視，『重士』、『徵士』、『養士』成為一種風氣，思想相當活躍。他們對社會的各種問題以及自然界進行了新的觀察探討，出現『處士橫議』、『百家爭鳴』的盛況，形成儒、墨、道、法、陰陽、名辯、縱橫、兵、農、雜家及史家等各種學派，互相爭論詰難，又互相吸收補充，有力地促進了思想文化的發展。以後中國思想和文化的發展演變，在許多方面是這些思想家所闡述的思想學說（加上從印度傳來的佛學）的發揮，如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漢學或實學等，對思想觀念、倫理道德、哲學宗教、學術理論等都有所發揮或發展。但也可以看到，這種發展越到後來也越為緩慢，乃至成為八股教條而僵化，科舉考試只能在經書中尋章摘句作文章，特別是尊卑貴賤、君道臣節、專制主義尤為嚴重。

中國君主專制的歷史很長。遠在商代，君主就自稱『餘一人』，以示其獨尊無二，其行政治民叫做『牧民』，周代君主稱為『天子』，即天之子，『奉天承運』，管治兆民。春秋戰國時，法家主張君主專制獨裁和中央集權。如管仲說：『君主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者，君主之所獨操也。』生殺予奪，貧富貴賤，皆操於君主之手，正是君主專制的體現。韓非則認為：『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共患也。』又說：『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治天下而征諸侯，以其威勢也』。『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生殺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掌握了生殺予奪之權勢，就可以穩固專制獨裁。他還提倡中央集權，認為最理想的統治形式，就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這種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治有深遠的影響。

在傳統的治國之道中，儒家主張仁政德治禮教，被稱為『王道』。法家強調『不貴義而貴法』，『一斷於法』、『以法為本』、『以法為教』，被稱為『霸道』。其實兩者並不是截然對立，而是相通互補的。孔子在【論語】中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當然是肯定德政禮制，否定政刑。但是，他又稱讚子產的『寬猛相濟』。子產是鄭國大臣，曾鑄刑書，是法家。據【左傳】昭公二十年載，子產病危，曾對其子說：『我死，子必為政。』告訴他為政當以『寬猛相濟』。孔子得知後稱讚說：『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所謂『猛』，即是嚴刑酷法，不惜民殘的。『寬猛相濟』，亦可謂德法互補、禮刑結合。這種傳統的影響也很大，以後儒法結合即源於此。

秦始皇依據法家學說，厲行法制，富國強兵，削除六國，建立起中央專制集權的統一大帝國，廢除分封，實行郡縣制，採取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頒佈嚴厲的刑法，建立起絕對皇權。他認為自己功蓋華夏，超過歷代君王，故不稱王，而謙稱傳說中三皇五帝的尊號，宣稱自己是這個大帝國的皇帝，自稱曰『朕』，朕即國家，並制定一套尊君和統御全國臣民的機構和制度。西漢初年，鑑於秦法繁苛，以致很快滅亡的教訓，曾實行『黃老之術』，『與民休養生息』，但仍堅持了秦朝的法制原則。漢宣帝就曾對其太子（後為漢元帝）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以後各代的儒法互補、儒法結合、外儒內法等，實際上都是『寬猛相濟』，『霸王道雜之』，這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基本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