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及私立南開大學遷往湖南長沙，合組爲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翌年1月遷往雲南，更名爲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並於5月4日在昆明複課。1946年5月4日，三校重返京、津故地。
隨著時間的流逝，聯大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校歌歌詞的作者到底是誰，自上世紀80年代起在 學術界便爭論不休。直到台灣學者翟志成的考證文章發表，才使各種不實的說法式微。 1980年4月27日，清華大學迎來69年校慶（1911年2月，遊美學務處與游美肄業館遷入清華園，正式改名爲清華學堂，同年4月29日開學。此後，清華大學便以每年4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爲校慶日）。在唱校歌時，聯大師生選擇了當年曾傳唱了無數遍的【滿江紅】：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島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此歌唱罷，校友在交談時提出疑問，這首流傳了幾十年的校歌到底誰是真正的詞曲作者呢？關於歌詞作者的說法有羅庸、馮友蘭、朱自清、聞一多、羅常培、蔣夢麟等數種；曲作者亦有馬約翰、沈有鼎、張清常等之分歧。有人建議去請教原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時年85歲的馮友蘭。據馮友蘭回憶，當幾人說明來意後，馮認爲他們找對了人並說：『現在我是最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的人，因爲1938年聯大制定校歌校訓的時候，設了一個委員會主持其事。我是五個委員之一，並且是主席。現在其他四人――聞一多、朱自清、羅庸、羅常培都不在了，只有我一個人還在，並且還沒有失去記憶力。有人來問，我就憑我的記憶說是我作的。』 此言一出，張清常首先向馮友蘭發難者。 1980年11月1日，張清常在【北京晚報】發表【西南聯大校歌的作者】，聲稱自己是聯大校歌譜曲者，【滿江紅】歌詞真正作者是聯大中文系教授羅庸而非馮友蘭，馮所作的是一首『現代詩體的歌詞』，與羅同時應徵，但沒有入選。羅詞張譜被定爲校歌，『曾鉛印分發給曆年入學學生』。 馮友蘭於同年11月23日在【北京晚報】刊文反駁。馮友蘭表示：『我親筆書寫的歌詞原件，現存西南聯大檔案。』張清常所說『現代詩體的歌詞』，是後來應張的請求，特別爲張個人創作的【西南聯大進行曲】所寫的幾句白話詩。馮還說：『西南聯大結業北返時，曾在昆明立紀念碑一座。碑文是我寫的，碑文最後的銘詞大部分用校歌的詞句，可謂一稿兩用。』碑文有『聯合大學之終始，豈非一代之盛事，曠百世而難遇者哉！爰就歌辭，勒爲碑銘』句，由『馮友蘭撰文，聞一多篆額，羅庸書丹』。 馮友蘭列舉的證據顯然比張清常的多得多，有些證據還保存完好，如西南聯大檔案與紀念碑，就完好如初地保存在清華檔案室內與昆明聯大舊址。但這引來新的質疑之聲。署名『聯大一校友』的作者於同年12月29日在【北京晚報】發表【西南聯大校歌作者究竟是誰？】一文，認爲馮友蘭根本就不是校歌的作者。文中對馮極盡挖苦、嘲弄之能事，並有『死無對證』、『剽竊別人成果』等激烈言詞擲出。 對此，馮友蘭開始尋找證據，並終於找到朱自清兒子朱喬森所藏的朱自清日記。日記中關於聯大校歌的記載有三條： 1938年10月30日 下午大學校歌委員會開會，我們接受羅庸先生的詞，但不是曲（按：後來出版的朱自清日記原文爲『但未通過曲』）。 1939年6月14日 下午開校歌委員會，聽校歌演唱會，接受馮的歌和馬的譜，但譜嫌單調，因此決定馬（約翰）、楊（業治）、沈（有鼎）負責修正。 1939年6月30日 大學校歌委員會下午開會，接受張清常先生的樂譜，三人喜歡張的歌詞，大多數人接受其樂譜勝過其歌詞，他們同意接受馮的歌詞（按：後來出版的朱自清日記原文爲『開會討論張清常曲，三個委員同意張的曲子。他們認爲曲調比歌詞更重要，馮的歌詞早爲大家所接受』。）（【朱自清全集】卷九、卷十，朱喬森編，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據這三條記載，羅庸有一首校歌的稿子，並且帶有譜子，曾一度爲校歌委員會接受。所以，有人說聯大校歌是羅庸作的，也是事出有因。此外還有馮（友蘭）、馬（約翰）詞及張（清常）詞，但是校歌委員會最後決定用馮詞。校歌的譜子原來有三種，有沈（有鼎）譜、馬（約翰）譜和張（清常）譜，校歌委員會先建議用沈譜，常委會據以公布。常委會先公布的是馮詞沈譜，後來又改用馮詞張譜。這就是後來的西南聯大校歌。 馮友蘭的證據一出，把對此事的評論者實實在在地震了一下。在清華大學校史辦公室工作的黃延復致函原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就校歌歌詞一事進行詢問。王力在復函中認爲作者應是馮友蘭。1981年5月15日，原聯大哲學教授沈有鼎公開具函清華大學校史辦公室，證明馮友蘭是校歌歌詞的真正作者。馮友蘭認爲有了如此『鐵證』，足以堵住眾人之嘴。在出版的【三松堂自序】一書中（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馮頗有些得意地把自己關於西南聯大校歌歌詞的一段回憶，作爲一個附記放於書中。然而，此事並沒有就此了結。 1987年，【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3期刊發了號稱清華校史研究專家黃延復、張源潛的署名文章【西南聯大校歌製作經過】。該文以張清常的說法爲主要依據，並輔以清華大學的檔案材料，頗具規模地構建了聯大校歌製作經過的歷史現場，得出了羅庸才是聯大校歌【滿江紅】真正作者的結論。1988年10月，由雲南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西南聯大北京、昆明校友會，以及雲南師範大學合編的【西南聯合大學建校五十周年紀念專輯】對該文進行了全文轉載。 此文出現後的相當長的時間內，馮友蘭及馮的女兒馮鍾璞（宗璞）、女婿蔡仲德，都未對此作響應，從而給外界造成馮家老小已經默認的印象。一時間，中國內地幾乎所有出版發行的報刊中，在提到聯大校歌問題時，眾口一詞地說是羅庸。如聞一多的孫子聞黎明與侯菊坤合編的【聞一多年譜長編】，姜建、吳爲公合編的【朱自清年譜】，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編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王學珍等主編的【北京大學紀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劉家瑩編【清華人文學科年譜】等，皆把聯大校歌歌詞作者的帽子戴到了羅庸頭上。同時，蔡仲德在其所編的【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中，對聯大歌詞的作者問題，也未作決斷而予以迴避了。 2001年1月11日，【光明日報】刊載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學生、華裔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的【中興業 需人傑】一文。楊說：『「西南聯合大學」――成立之初，馮友蘭教授寫了一首校歌。他一生很得意此校歌歌詞，晚年時候寫【三松堂自序】時還將歌詞錄了進去。』又說：『校歌是一首詞，詞牌是【滿江紅】。馮先生顯然覺得宋朝的南渡和當時的西遷有相似的地方，所以不但用了岳飛的【滿江紅】詞牌，還做了許多對比。校歌第一闋開頭幾句是：「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我於一九三八年秋考入西南聯大，今天還記得當時唱此校歌時悲憤而又堅決的心情。』 2001年7月4日，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員桂苓在【中華讀書報】撰文指出：『此爲楊振寧教授記憶有誤。――當時馮友蘭先生也寫了一闋較有影響的佳作，最終入選的卻是中文系教授羅膺中（羅膺）用【滿江紅】詞牌所填寫的歌詞，由聯大教師張清常譜曲。』又說：『馮友蘭教授在抗戰勝利聯大即將北歸之時，受全校師生委託撰寫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碑文後綴以歌詞，時人往往將此詞與聯大校歌混淆。』 面對如此局面，台灣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學者翟志成放下正在撰寫【馮友蘭傳】的工作，開始涉足聯大校歌懸案。他經過反覆推敲馮友蘭與黃延復、張源潛的說詞及其提供的證據，求證於清華、聯大的檔案材料，最終證實了馮友蘭才是真正的聯大校歌的作者。在長達四萬餘言的【西南聯大校歌歌詞作者考辨】中，翟志成採取正向和逆向的雙向思維考證法，對搜集到的證據進行考證與辯難。 1968年，馮友蘭被『文革』造反派打翻在地，幾乎每天撰寫回憶自己的『反動歷史』。其中有一份材料涉及到校歌問題。材料原文如下： 關於聯大校歌的問題 1939年聯大要定校歌，常委會叫我起草。我用【滿江紅】調寫了首詞。其中說：『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待恢復舊神京，還燕碣。』稿子提到常委會，有人覺得形式太舊，不像個校歌的樣子，但終於通過了。通過後，我找哲學系教授沈有鼎作譜。譜成以後，就正式公布，成爲聯大校歌。國文系有個教員張清常（現在內蒙古大學），作了一個西南聯大進行曲樂譜，把校歌譜子也收進去。他把樂譜稿子交給我，我沒往外拿，因爲聯大沒有樂隊。 我只記得校歌的一部分的詞句。但就這一部分詞句看起來，它表現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治願望，我企圖用校歌的形式，把這個願望灌輸給青年學生，使它們成爲反動派的接班人。『中興業，須人傑。』這個『中興』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中興』，這個『人傑』就是爲這個『中興』服務的『人才』。這六個字明確地說明了國民黨反動派給西南聯大的任務。『待恢復舊神京，還燕碣。』就是預先就有的『下山摘桃』思想。碑文吹捧這個校歌，並將其改寫爲碑的銘文，現在看起來，校歌和碑文，標誌著西南聯大的始終。校歌是站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立場爲聯大所作的工作總結。 而張清常宣稱他是從朱自清來信中，獲知羅庸爲聯大校歌歌詞作者，卻始終拿不出朱自清的信件原件證明，這不能不令人懷疑。另外，在對朱自清日記的解讀應用上，黃、張二人進行了歪曲、割裂和刪改。 翟志成在文章的最後說：『我從正反兩個方面層層加以考述和論證，從而推翻了黃延復、張源潛的結論，否定了大陸學界的定論，證明了馮友蘭是西南聯大校歌歌詞的真正作者。相信日後即令有新材料面世，也只會加強本文的證明。――本文的結論，已經是整個西南聯大校歌歌詞作者爭論的定案了。』儘管此言頗有點自負色彩，但也不能不佩服作者深厚的考證功夫和文章中施放出的足以摧毀反對者的巨大威力。 翟氏的文章於2001年12月在台灣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發表後，又陸續在香港等地發表，並被多家報刊轉載。此結論一時成爲定案，學術界莫可駁之。 1980年，馮鍾璞重返昆明，在西南聯大舊址，看到其父撰文的聯大紀念碑，觸景生情，寫下了一首小詩： 那陽光下極清晰的文字， 留住提煉了的過去， 雖然你能夠證明歷史， 誰又來證明你自己？ 1981年10月20日，86歲高齡的馮友蘭過杭州謁鄂王墳，想起岳飛那首傳唱千古的【滿江紅】，不禁悲從中來，遂賦詩一首以志其事： 荷去猶聞荷葉香， 湖山終古獲鄂王。 『衝冠』『怒發』傳歌久， 何事閒人說短長。 在經歷了世間的風風雨雨之後，馮友蘭不僅不能阻止『閒人』前來說長道短，最後連『證明自己』所寫的一首歌詞都變得如此艱難，甚至到了有口難辯的淒涼境地。這固然有『閒人』做祟，障蔽了歷史的真相，但正如台灣學者翟志成所言：馮友蘭在八十年代初期，可謂集天下之攻謗污辱於一身，真正是積毀銷骨。如果宣稱自己爲聯大歌詞作者的人是梁漱溟，自然會片言折獄一錘定音。若是換成大陸學界普遍尊崇的陳寅恪、湯用彤，或者是金岳霖，他們的遭遇也將會和馮友蘭完全相反，這是毋庸置疑的。――圍繞歌詞事件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人心所向。西南聯大校歌懸案，顯然與人的行爲、人格、道德文章等等有重大關係，這一事件不僅對馮友蘭而言是個教訓，對日後的所有學人同樣是值得深思和借鑑的。 來源：光明網 |
掃一掃微信:Chinulture|投稿:admin@chinulture.com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