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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至3日，由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二次“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论坛主题是“文学与包容”。在本次论坛上，徐小斌与布莱恩·卡斯特罗、莫言与J.M.库切、李洱与大卫·沃克、刘震云与尼古拉斯·周思、叶辛和伊沃·印迪克等中澳作家分别就“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文学的本土化与世界性”、“文化包容”、“文学体裁与阅读”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徐小斌VS卡斯特罗：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
徐小斌表示，受众的品味是游移的，作家要做的是引导受众的口味，而文学的现代性决定我们能吸引到什么口味的读者。尽管纯文学创作现在不被看好，但文学梦应该是所有梦中最美好的。“写作是栖身于地狱仰望天空，是在精神的炼狱中创作作品。写作不是市场需要，而是人类精神需要。”
卡斯特罗表示，传统总归是传统，但文学是活的，与现代性分不开。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文学日益变得浅薄，以前长篇大论的书评现在越来越倾向寥寥数语，现代的人们也不再像古人崇尚神一样崇尚伟大的作家，有思想、高雅的写作正越来越少，导致现代社会出现精神真空。尽管如此，但他相信以“L”开头的文学不会死，只是越来越少的人感受到它的气息。
在被问到文学如何捍卫精神世界时，卡斯特罗说，现代作家的内省性和自我质疑越来越少，文字内部的自我争议不见了，而这些对保持作品的精神性十分重要。徐小斌对此表示认同，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痛苦和巨大的作家内省正从写作者中消失。而文学持续发展的潜力在哪里？卡斯特罗说，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在于对过去的反思挖掘，由此生发文学潜力。写作由缺失感和哀伤感驱动，且个人潜力对文学潜力也有重要作用。徐小斌表示，人的忧伤感和孤独感是写作动力，但她认为人的潜力无限。
在创造未来方面作家起什么作用？卡斯特罗说，文学只是文化的一部分，除了作家，电子化、数字化都会影响到我们。徐小斌则说，不用为文学未来担心，书和数字化各有好处，但都有精美和粗糙之分，只要五四时期提倡的“审美、审丑、审智”传统不丢失，文学的未来一定会因优秀作家的存在而更美好。
莫言VS库切：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
库切在演讲中谈了诺贝尔奖的来由，介绍了该奖项设立者诺贝尔的生平、文学喜好，提到诺贝尔遗嘱中对文学奖的界定，即奖励给在文学方面“表现出具有理想倾向的优秀作品的人”对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影响。他从历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举例中论证称，诺贝尔文学奖是人的选择，并不一定客观公正，尤其是早期，评委会选的都是与诺贝尔世界观相同的人，前期受政治影响的成分也不少。且后期，瑞典学院在评选时努力地往诺贝尔遗嘱靠拢的倾向也十分明显。
莫言表示，从其与诺贝尔文学奖发生联系即1981年夏天，他读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选》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个奖项，到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瑞典学院的演讲当中提到了莫言的名字，从此让莫言卷入诺奖争议的漩涡。但从多年争议到最终获奖，莫言说他也渐渐就明白了诺贝尔文学奖被曲解的意义：诺贝尔文学奖有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世态人情，也照出了真正的我和被哈哈镜化的我。
对于诺奖的积极性方面，库切和莫言都认同诺贝尔文学奖对文学有“重新发现”的作用。谈到诺奖对获奖者本人尤其是创作的影响，库切举了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的例子说，该奖对处于创作末期的获奖者影响较小，但对尚处于创作旺盛期的年轻一些作家而言，确实会受其干扰，比如莫言。对此，深受活动邀请和人情困扰的莫言表示：“我只想安静地写点东西，我也会悄然地做一些有益于社会但与写作无关的事。不管我配不配，我确实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现在最应该做的事就是尽快地回到书桌前，写出好的作品。我认为这是一个作家对社会最好的发言、最好的回报。”
李洱VS沃克：文学的本地化与世界性
近年失去视力这一事使大卫·沃克转向了家族故事的创作，他说：“模糊的世界把我送回过去的回忆、声音、档案、反思、故事，并希望从中找到意义。”出生于澳大利亚一个普
通的中产阶级家庭的沃克，开始反思串起人生的那些日常生活小故事有何意义，而当这些私人故事传播到其他国家时，是否会有桥梁能让它们跨越文化和历史的差异性？
李洱表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作家很少意识到本土性问题。中国作家比较早地意识到本土性问题，是受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深刻刺激。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对本土性的强调，其实包含着文化的自尊和对抗意识。在今天，我们强调带有空间意义的本土性，置身这样的环境，我能感到身边的很多作家和评论家，都深陷于本土性的焦虑当中。其实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任何一部作品都无法逃脱别的作品而存在。我们对自身所处现实的认识，对我们从事的文学实践的认识，都因为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更加深刻。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使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差异性、人性的丰富性，看到了时代性，只有深刻地感知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呈现本土性，使自己的作品更具有本土性。也就是说，本土性不但不意味着保守，反而意味着开放；不但不意味着要将传统和外来文化看成是他者，反而要把它看成是主体性的自过。本土性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共生的关系；不是互相取笑的关系，而是互相发明的关系。我们今天强调文学的本土性的意义所在，在全球化的今天，一种文化的趋同性对文化构成了伤害，给人的身份认同带来了危机。“我是谁”这个现代性命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但这并不成为我们固步自封的理由。
刘震云VS周思：文化包容
尼古拉斯·周思1983年就来过中国，在这二十年中，他与不少中国作家都有接触。让他感觉变化最大的是，中国作家去澳大利亚访问时受到的关注程度不一样了。他说，以前丁玲去澳大利亚交流时，只有学术界人士接待她。而到莫言去时，澳国有大量媒体报道和读者见面会。“澳大利亚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与几十年前很不一样了，通过文学有一些跨文化的交际确实是存在的。”
刘震云表示，文化包容的前提首先是不包容。他巧妙地举例德国人因莱茵河一年四季一天四时深度皆不同而无法回答其有多深，对比自己老家几乎人人都能随口给出村中小河深度数字答案来阐述中西思维的差异。他认为，确实有文化包容，但仅仅存在文学中，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文学包容历史。要了解英国的历史，可以去读英国历史书或莎士比亚。历史书只包括事件节点，而莎士比亚可以引来一群16世纪的朋友，与这些人相遇，能感受到16世纪的英国，这些活灵活现的人物能涵盖所有16世纪生活的方方面面。二、文学也包容时间。刘震云说，人类最大的苦恼是人到一定年龄就必须死。这一中国皇帝和科学家都没能解决的问题，文学解决了：“比如《红楼梦》，你随时打开读，黛玉宝玉随时就与你相遇。他们不但不死，而且永葆青春。我觉得这是作家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叶辛VS伊沃·印迪克：文学体裁与阅读
叶辛表示，在中国，文学刊物与图书以小说体裁居多，体裁短小、不占多少阅读时间的诗歌和散文也常见于报端。与以前相比，他觉得现在萎缩得比较厉害的是关于长篇小说的阅读。“曾经长篇小说与读者的日常生活阅读有很大关系，但现在很多人在读一本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前都要下很大决心。时至今日，出版的长篇小说应有尽有，但阅读长篇反而成了奢侈的事情。读者的阅读形式对所有当代作家也是一个挑战，这就要求作家们必须写得更好才能吸引到读者。”
与中国读者选择的体裁情况相反，评论家和出版商伊沃·印迪克介绍说，在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是长篇小说，且浪漫爱情长篇小说尤为受欢迎。而诗歌、中短篇小说或单个作家作品集在澳大利亚很难卖出去。但令他颇感矛盾的是，“难读”恰好是文学的特征之一，正因为难读，才能保证文学的寿命。“西谚有云‘要相信时间和后代’，一本好书刚问世时，读者稀少，或许几代下来，读者就多了。问题是，你居住在现在，却要相信未来，可未来并没法为现在的你买单。”
(来源:《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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