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刚：家国空巢人之祸——评《大国空巢》

在香港版发行6年之后，易富贤先生的《大国空巢》内地版终于露面，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直属的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并已经上市。发自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出于执着的兴趣，仗着敢于挑战主流的“造反精神”，作者十年磨一剑，成就此书。史料、数据、事实扎实；观点、警告、倡议充盈。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强调此书的两个“拨乱反正”：其一，人口总体上不是社会发展的负面耗损因子，而是正面贡献力量；其二，当今中国人口不是生得太多，而是生得太少。

贯穿《大国空巢》全书的是一个本来无须争辩的常识：人是宝贵的，人丁兴旺对人类社会是重要的。因为人不仅是人口，同时也是人手和人脑，更是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感情的伙伴、朋友和亲人。然而，严控生育的宣传长期否定这一常识，把人口看作负担、累赘、分东西的分母。因此，《大国空巢》的第一个拨“乱”反正，就是把人口看作积极的正面因素，从人类的文明兴盛、民族和国家的兴衰、家庭和个人的幸福三个层面强调人口数量及其变化的重要性。

在人类文明的层面，《大国空巢》第二章开篇引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的话：“见识广博和善于思考的人如今却越来越不愿意继续接受人口增长和文明兴盛之间的联系。”

哈耶克又说“我们因为人口的增长变成了文明人，而造成这一增长的正是文明：我们可以做人口稀少的野蛮人，也可以做人口众多的文明人。如果将人口数量减少至一万年前的水平，人类也保不住文明。实际上，即使将已获得的知识储存在图书馆里，如果没有足够的人从事广泛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所要求的各种工作，人们也不能够利用这些知识。书本知识不能使某个地方的一万人在原子弹浩劫后免于退回到狩猎采摘的生活。”

这段话昭示了芸芸众生既是文明的创造者，也是文明的守望者、传承者。

在民族和国家的层面，人口的繁衍是民族持续存在的根基，也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人口的繁盛是国家综合国力最基础的因素，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最基本保障。事实上，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数千年，其根基正是人口一直保持较大的规模，而中国当今的经济大国地位也是由第一大人口来支撑的。没有人口的支持，我们未来不可能是真正的大国。

《大国空巢》第二章用讲述了秦国统一中国、罗马帝国灭亡、吐蕃和蒙古文明的衰落、印第安文明的凋零、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兴起、德国二战的扩张、俄国的崛起及苏联的解体、美国的崛起、日本的衰弱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人口因素，用事实阐述了人口对民族兴衰的重要作用。在这样大的时空尺度上，我们可以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些。

在家庭和个人的幸福层面，人口的重要性更能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人是群居动物，而家庭是最基本的群居单位。在家里，人们抱团取暖，既在物质生活方面互助，也在精神生活方面共享，而且还可能一起传承家庭文化，一起成就家族事业。因此，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家庭（包括核心家庭和延伸家族）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发挥这些功能必须以一定规模的家庭人口为前提。大国不能空巢，家庭也不能空巢。

在《大国空巢》中，作者分析了家庭少子化带来的家庭空巢现象可能带来的问题。比如养老，姑且不谈丁克家庭和失独家庭，就是独生子女支撑他们的父母养老都很不易。有人说将来可依赖社会养老，但社会是家庭的放大版。建立在现代金融体系的社会养老只不过把“自己生孩子给自己养老”转换为“大家生孩子给自己养老”。社会养老主要是向老人提供一定的硬件扶持，而细致照顾和精神抚慰是别人的孩子提供不了的。如果社会习俗是不生孩子，这套体系就是空中楼阁。况且，社会是由政府控制的，已经有地方政府提出“养老不能靠政府”了。

从家庭的传承和发展看，“孩子是我们最好的传家宝”——这是获得人口稠密的台湾“鼓励生育创意标语竞赛”头奖的标语。无论个人事业还是家庭、家族事业（如家传技艺、家族企业等）的传承和发展，孩子都是最重要的候选载体。社会的兴旺发达正是千千万万个家庭事业成功的集合。家庭空巢导致的家庭事业不可持续，既是家庭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损失。

有些人可能承认人口数量重要，但认为中国现在人口太多了，还不到担心人口数量太少的时候。对这种认识的批评正是《大国空巢》的第二个拨乱反正。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人口虽然绝对数量世界第一，但相对数量（相对于土地及其它资源）是否过多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论题，因为中国的人均土地和主要资源在世界上实际上处于中位水平。《大国空巢》第六章专门分析了中国大地的最大人口承载力的问题。而且，人们更应该明白的是，看人口数量，不仅要看当前量，更要看其发展趋势，要用动态的眼光；不仅要看人口总量，还应该看人口分布结构。因此，在易富贤看来，在当下中国，中国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确实应该到了关注“人口过少”的时代了。

《大国空巢》有力地论证：即使不施行生育控制政策，中国人口演化也已经步入了出生率低于更替水平（即总和生育率2.1-2.3之间）的阶段，而且今后很可能再也不会恢复到更替水平。这意味着今后人口总水平下降是基本趋势，政府能够影响的也许只是下降的速度。

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过去10年人口实际总和生育率平均在1.3以下，2010年和2011年甚至低至1.18和1.04，但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的一些人一直不愿意相信这些数据，当然更不愿意相信我国“自然”生育率（即取消人口控制政策后的生育率）已经在更替水平以下。

在《大国空巢》中，易富贤通过历史数据分析、影响生育率各方面因素探讨，较为充分地论证了中国大陆当前的自然生育率应该是低于1.6的。而且，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大陆的自然生育率将持续下降。同样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在演示着我们的未来——在鼓励生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澳门，2013年的估计生育率分别只有1.39、1.24、 0.79、 1.11、 1.11、 0.93。

（TheWorldFactbook资料）

其实，比起人口总量的减少，更令人担忧的是人口过快减少造成的人口结构的恶化。这种生育率下降引起的人口减少在时序上首先表现为出生人口而非中老年人口的减少，必然导致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如果出生率到了1.0附近，那么家庭普遍就是“4-2-1”代际分布结构，而且整个社会自然也是这种结构。这样代际结构的社会绝对是不正常的。这种低生育率下更可能出现（胎儿鉴定和人工流产支持的）性别比例失调，这样性别结构失调的社会也绝对是不和谐的。“人口过少”问题的核心是年幼年轻人口、女性年幼年轻人口相对太少了，他们支撑不起中国的老龄化压力，更支撑不了这个泱泱大国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数量的快速减少及人口结构恶化是已经显现并且在加深的危机。这是阻碍中国发展的最大因素。作者指出“中国人口危机全面爆发”：1998年小学在校人数开始减少，2003年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开始减少，2008年17-20岁男性兵源开始减少，2012年育龄妇女开始减少，2012年总抚养比止跌回升，2014年15-64岁总劳动力开始减少，2015年光棍危机全面爆发，2018年总人口开始减少。

当然，由于中国人口数据统计本身的问题，《大国空巢》列举的时间点未必准确，但误差也不会太大——人口下降趋势是确定无疑的。

这种人口危机逐渐加深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就经济层面来说，最近，曾经鼓噪一时的“中国很快会赶超美国”的论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否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家意识到中国人口演化的危局。由于经济发展模式相似，中国恐怕很快要滑向日本式“失去的二十年”甚至“失去的N个十年”。而且，由于中国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远不及二十年前的日本，中国人的感受会痛苦得多。

人口密度急剧下降必然造成公共设施维护不足、局部或全局的公共财政危机，这是人口衰减的地方和国家共同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中国这方面的问题即将显现。空巢是一个痛苦的结局，而空巢化更是一个苦痛的过程。我们可能已经见惯扩展型社会带来的问题，其实，人口减少后自然而来的收缩型社会问题也会不少，而且可能解决起来更困难。

经过30年的生育控制，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加速”的时代，与人口变动相关的社会风险也在一天天积累之中，“人口安全”是一个必须应对的现实课题。人口演化有其自身规律，并非可以随心所欲控制的。我们知道，强制减少生育不易；国际经验表明，鼓励甚至强制增加生育更困难。一种生育模式一旦形成，将获得巨大惯性。考虑到人口变动惯性和有关指标显现的长时间滞后性，当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再想法解决，就为时太晚了。在港台、韩国、日本等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当今已经出现严重的少子化焦虑。

我们过去曾感受着人口过快增长的压力，现在就要转而面对人口过快减少的困局，对此，整个社会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机制。现在，中国的人口自然生育率已经大大低于更替水平，减缓人口过快下降的步伐就应该是人口政策的基石。此时，还不尽快取消严格限制人口出生的人口政策，更待何时？《大国空巢》浸润着易富贤先生的忧愤：我们现在已经撞到南墙了，为什么还不回头？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