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並不鼓勵大家追星。尤其是文學，你不需要真的去面對你的作者，有一些作者可能文字比他的人更耐看。我那時候真的是因為年輕，如果再大上20歲的話我想我不一定會追星的。隨着年齡大了，你就會知道閱讀文本就夠了，你需要知道的，需要學到的，都可以從文字中間得到。
――李黎 去大陸尋找文學之根 台灣五六十年代也是很封閉的，有一個文學斷層，就是我讀不到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文學作品。國民黨的檢查制度很嚴格，留在『匪區』的人的作品是不允許出現在台灣書店裡的。真正讀到魯迅，讀到茅盾、巴金、丁玲等人都是在美國，大學的圖書館裡有一個隔層都是中文書，是三四十年代的作品。我心裡就在想這些人他們還在嗎？那是70年代初期，中國還在『文化大革命』，有一些傳聞，某某人已經死了，某某人被批鬥了，某某人在牛棚里生死未卜。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夠見到他們是何等的幸運。 後來我去參加海外的保釣運動，結果我們就被國民黨政府掛上了一個『保釣』的標籤，我就不敢回台灣了。不是自己嚇自己，確實是有一些上了黑名單的學生回去之後被盤問，有坐牢的，甚至還有一位死在大學校園裡面。我不能回台灣怎麼辦？我非常想家，這時候我想到回大陸，我去尋根，尋我的文學之根。 我很幸運認識了范用先生。他看到了我的小說。1979年范用先生在北京作協替我安排了一場演講，講港台和海外文學。我還想看看中國作家住的地方，就去了劉心武先生的家。 茅盾先生題字 范用先生讓北京青年出版社出了我的第一本小說集【西江月】，茅盾先生題字。1980年冬天我去北京茅盾先生的家，見到了他，這個四合院現在變成了茅盾先生的故居、紀念館，我沒有再回去過。 那時候先生的身體已經不大好了，看出來有點衰弱，可是他還是跟我談了很多。而且先生眼睛也不大好，題字的時候說眼睛剛開過刀，之後四個月先生就過世了。先生題的字，到現在還掛在我家的牆上。 頑強的丁玲 【西江月】的序是丁玲寫的。我對丁玲很有興趣，我覺得她是一個『五四』女子，在那個時候非常新派，她的作品在當時非常的大膽。 『文革』後，她還在寫。最初她連家都沒有，剛回到北京住在友誼賓館，背痛到沒有辦法寫作，怎麼辦？她的丈夫做了一個板子，上面鑽兩個洞，靠牆站着寫。我真是覺得太感動，太佩服了。 言無不盡的巴金先生 1979年我到巴金先生的家，我帶了錄音機。我完全沒有想到，巴金先生會那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當然我問的問題也相當尖銳，我也是有備而去的。之前在香港，朋友聽說我要見巴金先生非常興奮，說你要問這個問那個，我也都問了，巴金先生都答，我真的是相當感動。 巴金先生生命的最後若干年是在醫院裡面度過的，那個時候我已經不忍去看他了。去年巴金故居變成紀念館，我回去看了，裡面沒有很大的改變，我又有很多感觸。紀念館給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個箱子，『文革』的時候抄家，很多東西就放在這個箱子裡，貼着封條。當然一切過去之後這個箱子還給了他，可是封條還留在上邊。 遲到12年的信 我去北京三里河南沙溝看錢鍾書和楊絳先生，一直到現在楊絳先生還住在這裡，陳設沒有改變，也沒有新的家具。 我只見到錢鍾書先生一次。那時候見了他們夫婦，照了照片，回去之後就把洗出來的照片和信寄過去。他們寫了回信，那時候剛好董秀玉大姐去看他們，錢先生順手交給了她，因為知道範先生經常跟我們通信，就讓她交給范用先生，一起寄過來。信裡面有非常漂亮的錢先生的毛筆字，寫了一些俏皮話，楊絳先生也加了小字，信里最重要的是歡迎你以後來北京找我們。 董大姐把信給了范用先生，范用先生的書房是很大的，跟圖書館一樣，一直到12年後他要搬家了，才發現有這樣一封信。剛好1992年秋天我到北京去，范先生交給我一個大的牛皮袋，也不多說。我中間去玩了，再回到北京，才把牛皮袋打開，看到了信。我一看不得了，就給范先生打電話，他說不好意思，把封信當做寶貝收起來了到現在才給你。 後來，經過錢、楊兩位先生的同意，我就這樣一封遲到多年的信寫了文章發表。 來源：北京青年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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