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本漢（Bernhard・Karlgren，1889―1978年)不僅是19世紀以來瑞典最傑出的學者，也是西方世界最優秀的漢學家。高本漢以畢生精力研治中國文化，尤其致力於漢語音韻訓話的探究。他花費數十年時間，根據古代韻書、韻圖和現代漢語方言，以及日本、越南、朝鮮諸國語言中漢語借詞的譯音，重新構擬了以唐代長安方言為基礎的中古漢語語音系統。他的科學方法和思想觀念對同時代中國學者的學術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
根據馬悅然的考證，高本漢於1910年2月來到中國，先後在北京、太原等地學習兩年。他操着當地口音，穿着中國普通讀書人的服裝，帶著僕人和一匹馬，訪問了北京和太原周圍的大部分村鎮。他不僅搜集各種方言資料，還寫了一系列關於中國的報道寄回瑞典,發表在【每日新聞】上。這可能是瑞典報紙最早的關於中國社會狀況和人民生活的直接報道。在這兩年當中，高本漢為音韻學研究的課題搜集了24種方言材料(後來增加到33種)，這為他後來從事音韻學研究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15年初，高本漢回到瑞典，在母校烏普薩拉大學準備他的畢業論文。5月20日,他被授予碩士學位。次日，又順利通過博士論文答辯，獲得博士學位。其學位論文【中國音韻學研究】成為重新構擬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奠基之作，被漢學界公認為19世紀科學研究漢語語音的第一部宏偉著作。 1812年，清代文字訓詁學家、經學家段玉裁在【答江晉三論韻書】中問江有誥：『能確知所以支脂之分為三之本源乎……仆老耄，倘得聞而死，豈非大幸也。』然而精於審音的江有誥未能回答段玉裁的問題。在缺乏語音學知識和方言學知識的背景下，漢語音韻學在清儒手裡達到頂峰之後，走進了困境。20世紀初，章太炎發表【國故論衡・二十三部音準】，雖然討論了古音的音值，由於沒有音標的輔助，仍然沒有講清楚。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中國的古音學研究一直在考據的範圍內『前修未密，後出轉精』，難以跳出這個困境。正如王力所說，『只有運用西方語言學的重建方法，才能把古音構擬出來。』而西方語言學的重建方法正是伴隨着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進入中國的。 【中國音韻學研究】一書共4卷，898頁。其中1-388頁為博士論文。第一卷（1-316頁）1915年出版；第二卷（317-468頁）1916年出版；第三卷（469-700頁）1919年出版；第四卷（701-898頁）1926年出版。這一考證與法文單行本第一版（即Archives D」etudes Orientales Vol.15）、中譯本【中國音韻學研究】、法文北京刊行版、周斌武（1987）所表述的各卷發表時間均一致。 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原為法文版。它由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翻譯成中文於1940年在上海出版後，才為廣大中國學者所了解和接受。不過在此之前，已經有多位學者翻譯、介紹、講解、討論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了。 1941年魏建功在【〖中國音韻學研究〗――一部影響現代中國語文學的著作的譯本讀後記】中說，他很早就從錢玄同先生那裡知道了高本漢的著作及其主要內容。『錢玄同先生講音韻學，可算是最先用語言學的理論的一個人。按照魏建功先生的回憶，1919年，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法文版前三卷出版完畢，隨即送了一部給錢玄同先生。錢先生從原書里把高氏的【廣韻】韻類構擬的音值抽錄出來和國音系統一同親自手寫油印，在北京大學講，自然又加了他自己的意見討論過一番。』1923年7月，北京大學【國學季刊】刊登徐炳昶的譯文【對於『死』『時』『主』『書』諸字母內韻母之研究】，就是由錢玄同先生決定選譯的。從徐炳昶的經歷與時間來看，很可能徐炳昶在法國留學期間就讀到了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 1923年，林語堂在【〖答馬斯貝論切韻之音〗跋】中說，『我兩年前讀此書（即高氏【中國音韻學研究】），於許多點上大起疑惑，現在見此篇原著，知道珂君（珂羅倔倫，Bernhard・Karlgren的另一中文譯名，下同。）於所有構定可疑之處多已改良，不禁為此而喜。因為照現在情形，很可以做到專家同意的境地。此篇實是珂君著述中的重要者。』從林語堂的話中我們可知，他在1921年就讀到了高氏的著作。1921至1923之間，高本漢對他的【中國音韻學研究】進行過修訂。這恰在馬伯樂於1920年發表【唐代長安方言】一文之後。高本漢採納了馬伯樂的部分意見，將【中國音韻學研究】修訂後印成單行本，1926年出版。這修訂應該就是高本漢於1922年在【通報】上發表的【中古漢語的構擬】，即林語堂翻譯的【答馬斯貝論切韻之音】。 錢玄同先生不但在他開設的音韻學課上講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還根據高本漢的研究將【廣韻】的韻類和所構擬的音值列成一表，把高氏所用音標改為國際音標。這張表何時所定，不可考。1957年趙蔭棠將它附在其名著【等韻源流】第334頁。其實在北京大學課堂上講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的，不僅有錢玄同先生。羅常培先生在中譯本【中國音韻學研究】出版前，也曾在北京大學課堂上講過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第三卷『歷史之部』。此外，趙元任先生於1925年在清華國學院開設的【中國音韻學】中，也曾講授過高氏的學說。 作為【中國音韻學研究】中文版的主要譯者，趙元任與高本漢並不相識。他手中的【中國音韻學研究】來自地理學家丁文江。丁先生的朋友安特生與高本漢頗有交誼，安特生送了一部【中國音韻學研究】給丁文江，丁則轉送了趙先生。這件事後來被胡適、傅斯年兩先生知道了。於是，在胡、傅二位的鼓勵和支持下，三位譯者開始了這項譯介工程。 在1940年之前，中國學術界譯介高本漢著作的文章和書籍多達50種，與【中國音韻學研究】直接有關的有9種。中譯本【中國音韻學研究】出版後的六年間，僅書評（包括讀後記）就有5篇：魏建功（1941）【中國音韻學研究――一部影響現代中國語文學的著作的譯本讀後記】，重慶【圖書月刊】第1卷6期；高華年（1941）【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校讀記】，重慶【圖書月刊】第1卷7-8期；羅常培（1941）【介紹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重慶【圖書月刊】第1卷7-8期；周法高（1942）【圖書評介：讀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讀書通訊】第53期；陸志韋（1946）【書評：〖中國音韻學研究〗（高本漢著，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民國二十九年商務出版）】。由此足見當時中國學術界對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的關注度。 1957年音韻學家趙蔭棠說過這樣一段話： 等韻圖的編制，至勞乃宣已走到窮途；宋元等韻的解釋，至黃季剛亦陷入絕境。設若沒有新的血液灌輸進來，恐怕我們中國的音韻學永永遠遠停留在株守和妄作的階段里。幸而我們借着創製注音符號與國語羅馬字的機會，激起來新的趣味，於是近代語音學的知識和比較語言學的方法，以及國際音標的好工具，都從美歐介紹到我們中國。這種介紹，自然對於中國音韻全體都有大的幫助，而等韻學的研究亦因此而開闢新的紀元。在音韻學的新運動之下，有新的貢獻的，是趙元任，錢玄同，林語堂，李方桂，黎劭西，劉半農，高承元，魏建功，羅莘田諸位先生。他們或介紹，或發明，或補苴，共成音韻學的新園地。所以我們現在敘述起來，很難確定他們各人學說的來源和相互的影響的脈絡。但是，我們從何處敘起呢？我們現在只能以高本漢（B.Karlgren）所研究中國音韻學的結果為起點，然後敘述國內各家之補充與修正。 趙蔭棠先生的話不僅道出了20世紀初高本漢學說引入中國的時代背景、社會背景和學術背景，而且道出了高本漢學說之所以能在中國被接受的重要推力。由此，中國音韻學研究出現了新的研究範式――高本漢範式。 毫無疑問,高本漢範式就是對漢語語音系統的重新構擬,這是高氏學術工作的中心內容。他一改中國音韻學家借反切方法照韻圖考證古音的做法，改用注音字母，與反切系統所劃分的韻類相互檢測，同時從現代方言和外國語言借音中查核古音足跡。因為現代各種方言都是從古漢語語音演變分化而來的，通過對現代方言的比較研究，可以找到一些規律性的東西，有助於重新構擬古漢語語音系統。此外,中古時期,中國人受印度人拼音學理的影響,把那時的字排成許多音韻表 ,這些圖表對古音的研究參考價值極大。後來，中國人和中亞及西亞諸民族交往，外國人用譯音把漢語中的名稱記錄下來，中國人也以漢語語音直譯部分外國的名稱，這些譯音對古漢語語音的考證有着寶貴的啟示作用。特別是漢語輸入到日本、高麗（朝鮮）和安南（越南）都被這些國家的人以拼音記錄下來，成為今天人們考定古音的寶貴材料。高氏的【中國音韻學研究】主要部分就是採用考證古音在不同方言中語音演變的方法寫成的。高氏以西方學者的身份,在本世紀初對於如此複雜的中國方言和古代音韻開始進行科學的研究，確實是篳路藍縷 ,功不可沒。羅常培曾評價：『這部書不但在外國人研究中國音韻學的論著里是一部集大成的工作,就是在我們自己所作的音韻學通論中也算是一部空前的偉著……』。 除在漢語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高氏的研究領域還涉及中國的歷史學、考古學、美術和宗教方面，可以說，高氏不但對中國文化學術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而且對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和學術研究的相互影響具有特殊的意義。特別是他的科學方法和學術態度,為中國古代文化學術的研究開拓了一條新路，深深影響了一代國人。同樣在歷史語言學研究領域,許多國學大師如趙元任、胡適、劉復、白滌洲、周祖漠等都在各自的專業範圍內做出了創造性貢獻。他們的共同努力，奠定了現代中國文化學術研究的基礎。 （作者單位：山西大學語言科學研究所） 編輯：秋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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