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文物保護事業奔波60載 羅哲文:盼蜀道申遺成功

　　　　　　羅哲文，中國古建築及文物保護專家。1924年出生，四川宜賓人。1940年考入中國營造學社，師從著名古建築學家梁思成、劉敦楨等。1946年在清華大學與中國營造學社合辦的中國建築研究所及建築系工作。1950年起曾先後任職於文化部文物局、國家文物局、文物檔案資料研究室、中國文物研究所等。羅哲文曾經總結，三件事在他人生中占了很重的分量：完成長城申遺，推進大運河申遺進程，啟動蜀道申遺。　

　　古建築及文物保護專家羅哲文走了，5月14日老人停止了呼吸。有人感嘆，中國赫赫有名的古建築研究的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最後見證人也走了。

　　就在幾天前，伴隨羅老身邊近10年的助手齊欣還看望了生病的他，齊欣回憶，『羅老在發高燒，很難受，緊緊抓住師母的手，師母也緊緊握住羅老的手，這個景象持續了好幾個小時。』儘管如此，齊欣看到，羅老的辦公桌還是3月底住院前的樣子，上面有許多沒有寫完的關於文化遺產保護的信。『直到羅老住院前，他都沒有停下手頭的活。』齊欣說。

　　在周圍的人眼裡，羅老樂觀、可愛、不言放棄，齊欣提到羅老總會想起幾個情節：永遠不讓別人為自己拎包，永遠在別人向自己敬酒時讓人家坐着。齊欣回憶，即使在醫院，『當他和護士要給羅老翻身換褥子，我們喊一二。羅老就會自己喊三』。

　　羅哲文27歲時調到文化部文物局，開始了漫長的文物保護生涯。從那之後的半個多世紀，羅哲文服務中國文物保護事業的初衷不改，老而彌堅。從北京古城的改造到故宮的大修,從長城的保護到運河的整治,從歷史文化名城的設立到世界文化遺產的申報,每一個國家大中型文物建築保護項目中都不難見到羅哲文忙碌的身影。

　　上世紀50年代初，國家提出開發長城、向國內外開放，國家文物局把修長城的任務交給了羅哲文。羅哲文每天騎着小毛驢上八達嶺勘察，反覆斟酌後擬定了維修規劃圖。他參與了八達嶺長城修復工作，後又參加了山海關、嘉峪關等段長城的維護工作。因為多年來一直為長城奔走，羅哲文被朋友們譽為『萬里長城第一人』。

　　　　　　1985年，羅哲文和兩位政協委員一起提出我國應儘早加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公約的提案，開啟了中國的『遺產』時代，中國現今能成為文化遺產、自然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大國，與羅老的開創工作密不可分。很多人認為，羅老的努力讓我們每個人至今受益。　

　　與羅哲文同為『運河三老』的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朱炳仁回憶，2005年，他們給京杭大運河沿線18個城市市長寫信，使得運河保護獲得了很大關注。當時提出『運河保護要打破行政區劃，建立一個機構，聯合申遺』的觀念影響深遠。

　　同時，羅老也注意到文化遺產保護是一把雙刃劍，需要處理好開發和保護的關係。在保護理念上，羅老等人提倡『零干預』的概念，儘量保持文化遺產的原汁原味，留下一些事讓後代去做，防止產生開發性破壞。

　　『羅老在運河保護和申遺的事情上花費了很多心血，前後關注了十幾年，如果京杭運河2014年申遺成功，那是多麼高興的事！遺憾的是，羅老看不到那一幕了。』朱炳仁說。

　　『羅老的晚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全國各地奔波，不停地出席各地的古建、文物專業聚會，提供諮詢、論證和建議，隨身還帶着兩台相機，看到遺址馬上拿出相機記錄。』朱炳仁說，羅老為文化遺產不折不撓的精神令人感佩。

　　『作為梁思成的學生，羅老也有着「古建築不僅屬於某一國家，也屬於全人類，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的理念。他相信，古建築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朱炳仁說。

　　事實上，羅老對文物保護的熱情也影響了很多人，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詹長發回憶，1991年他和羅老相識於羅馬，羅老看到意大利大街小巷密布的市井古街被保護得安然無恙，感嘆之餘，細細詢問意大利保護法規和機構設置，不斷叮囑他要學習保護理念，學成為國效力。

　　羅老曾經總結，三件事在他人生中占了很重的分量：完成長城申遺，推進大運河申遺進程，啟動蜀道申遺。『我現在還記得我們去考察蜀道的時候，羅老為我們做的T恤衫，寫了5個字「我們愛蜀道」，「愛」字寫了兩遍，供我們做T恤的時候選。羅老在推動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時候，往往是參與的，而不是說教的。』齊欣說。

　　在羅老看來，未來的文化遺產需要有一代人來承擔。他希望推動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立法，並讓公眾參與到文化遺產保護中。

　　今年春節，朱炳仁去看羅老，羅老說他的心願是，再活5年，能夠好好挖掘祖國西部的文化遺產，推動蜀道的申遺和保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