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曾亦：当代儒家如何看待婚恋问题，婚姻法

郭晓东：听了曾亦这番话，我从感情上是有些难以接受，觉得新《婚姻法》把温暖的家庭搞成了一个冷冰冰的契约关系，这还不如我们过去的《婚姻法》呢！

郝兆宽：这么做，像是把以前罩在家庭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给撕开了。（众笑）

齐义虎：其实文革时的那种革命家庭，夫妻双方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关系，还真不那么温情。

曾亦：不过，我觉得，冰冷的现实并不必然导致完全负面的后果，甚至可能为家庭的健康发展提示了某种积极的可能性。按照新《婚姻法》的规定，一方父母为自己的子女购房，并不必然融人夫妻“共同财产”之中，这条规定固然削弱了“夫妻一体”，却强化了“父子一体”。这样，新《婚姻法》表面上蕴涵的个体主义伦理，却实现了一种集体主义的回归，当然，这种集体是以“父子一体”为主要内容的。我们将来或许看到。传统孝道将在“父子一体”的基础上得以重建，婚姻也将回归到儒家“合二姓之好”的这种古老观念。

黄铭：而且，我觉得，只有在“合二姓之好”这种家族联姻的模式中，男女才可能是平等的。古人讲，“妻者，齐也”，只有在这种情况才可能，因为夫妻双方代表的家族是不能讲尊卑的。然而，现代人把婚姻看作男女两个个体的结合，则彼此很难相敬如宾，反而容易发生冲突，走向新的不平等。

方旭东：下面请齐义虎作主题发言。

齐义虎：中国与西方的家庭不一样。中国传统的家庭，以父子关系为主体，因而表现为一个绵延不绝的实体，个人在家庭中会获得一种安身立命的心灵依靠。璧生兄讲的祠堂，还有族谱，都有这方面的意义，都是一个家庭永恒性的体现。这种永恒的家庭，可以说是“铁打的家，流水的人”，每一代人都在传递祖先赋予我们的血缘，因而有义务把这个血缘传递下去。

西方的家庭则不一样，以夫妻关系为轴心，是一个横向结构，没有时间性，是不能延续的。随着夫妻个体的终结，家庭就消失了。因此，在这个短暂的家庭中，人的生命不可能获得安顿，对希腊人来说，只有到一个永恒的城邦里，个体才能获得存在的意义。近代以后，西方人讲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离，这不过是延续了自古以来“家一国”分离的二元结构。中国不一样，家与国不分，政治与社会也不分，因此，《大学》讲修齐治平这样一个连续的次第，正与这样一种家庭结构有关。

中国这样一种家庭结构，体现在财产制度上，就是一种集体财产制。即家产制。可以说，这是一种财产共有的制度，《弟子规》讲“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就是这个意思讲。因此，在五伦关系中，父子、兄弟之间，甚至包括非血缘的朋友，彼此都有通财之义。显然，共有家产不属于任何一个家族成员，即便是家长，也没有以个人意志支配家产的绝对权力。家产是用来养育后代、传承血缘的，因此，家产不是满足个人的需求，个人的存在不过作为家产的传递者，而不是最终的所有者。

正因为如此，离婚的妻子不能分割其丈夫之财产。理由有二：其一，离婚意味着妻子离开这个家庭，不再是家庭的成员，当然失去分享家产的地位。其二，家产是夫家的，而不是丈夫个人的，任何个人，包括其丈夫，都无权把集体的财产转让给他人。当然，离婚的妻子可以将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带走。从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赞同曾老师的观点，即最高法院关于新《婚姻法》的司法解释，正是对传统家产制的回归。但是，仅仅回归到这里还不够，因为法律上还没有承认家庭的法人地位，更没有承认家产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近代以来，西方发展出民族国家这种形态，而民族国家的结构乃上有国家，下为公民，中间则为虚位。因此，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看似左右两个极端，实则一脉相承。个人主义是国家主义的前提，国家主义则是个人主义的反动，包括西方人批判的极权主义，都是这样一种结构的产物，是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一种政治建构。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伦理社会中，由于“家一国”之间的差序格局，是不可能产生这种极权主义的。

清末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不断深人的西化运动。尤其是第三次的新文化运动，采取了一种打碎家庭的激进做法，以实现个人之解放。我们看到当时许多文学作品，比如巴金的《家》、《春》、《秋》，就是鼓动个人离家出走，把个人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因为只有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国家作为一个更大的团体，才可能号召你、吸引你，使你成为国家的战士、苦力，乃至螺丝钉。因此，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国家的建构，实际上是先破家，再建国，如此而团结所有国人的力量，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以抵御外辱，救亡图存。

从历史上看，国家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一种是近现代的民族国家，第三种就是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就“国家”这个中文词而言，既有国，也有家，然而，我们现在使用这个词，完全变成“有国无家”了。在王朝国家时代，我们可以“移孝作忠”，孝是源头，而忠不过是孝的外推。但到了近代民族国家，则要求“非孝而忠”，即个人必须放弃对家族、祖先、父母的孝，而只是忠于国家。文革前有句话，“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我们看到文革的时候。恰是通过鼓励你揭发父母亲人，来调动你的阶级意识、国家情怀。可以说，对待家庭，现代国家完全采取一种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态度。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家庭虽然还在，但家庭成员越来越像独立的个体，可以说，新中国的所有《婚姻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和现实的基础之上。

现代人认为，家庭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之上，然而，这个观念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果只讲感情的话，其实不需要结婚，因为两人世界多浪漫，男欢女爱的，何必结婚呢？可见，家庭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就爱情，而是为了完成生育，从而实现家族和人类的延续。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康有为讲的大同世界，都崇尚男女基于感情之自由结合，而视契约式的家庭为对感情的限制，因此都主张要消灭家庭。现在我们的法律，不论是对婚姻的缔结，而是对离婚的裁决，都以感情的有无为依据，这完全误解了婚姻和家庭的本质。

夫妻之道以义合，妾妇之道以爱合。夫妻之结合，是为了“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然而，现在的女性多不愿和公婆住在一起，也不愿意生孩子，只想着小两口卿卿我我，恩恩爱爱。如此，夫妻之道将亡，只有妾妇之道而已。更可悲的，我们的法律竟然支持这种妾妇之道。古人有“七出”之条，其中有一条就是嫉妒，然而，现在的婚姻关系恰恰追求这种感情的排他性独占。现在许多年轻女孩子，老是说什么“你不爱我，我就怎样怎样”，追求某种短暂感受，搞得死去活来的。（爆笑）我们看古代那些尊贵的女性，才不会用爱情这种小情小志来满足自己，而是有一种更高的德行追求。这是什么呢？就是以做一个母亲为荣，以辅佐自己的丈夫为志，正所谓母以子贵、夫贵妻荣。这才是高贵的女性典范，值得现代女子好好学习。（众笑，鼓掌）

黄铭：齐老师讲得非常有道理。古人对夫妻关系的理解，其实有多方面内容。《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何休注中说道:“妻事夫有四义：鸡鸣縰笄而朝，君臣之礼也;三年恻隐，父子之恩也;图安危可否，兄弟之义也;枢机之内，寝席之上，朋友之道。”现代人讲的夫妻关系，仅仅强调了“朋友之道”这个方面，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且，对古人而言，“朋友”之道是排在最后的，前面更有君臣、父子、兄弟之义，还有“合二姓之好”的目的。

我也觉得，现代人视感情为婚姻之基础，在学理上是不成立的。因为人的感情是不断变化的，如果以感情之有无作为基础，那么，出墙、外遇，都可视为理所当然，可谓祸患无穷。对此，古人对婚礼有种种规定，譬如，昏礼不称主人，是为了养廉耻；以酒食昭告乡党僚友，是为了防隔内外;女婿亲迎，讲究交接以渐，如姆受绥、媵御沃盥交之类，就是说夫妻之间，也要注意男女有别。这些做法，都是要把感情的冲动排除在婚姻之外，因为这不符合婚姻的本质，且容易出毛病。

当然，到了现代社会，男女之间接触太多了，少男少女有冲动是很自然的，因此，夫妻结合，是不可能没有感情因素的，但是，应该淡化感情因素，并发掘夫妻关系中更为丰富的内容。

曾亦：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也谈到了感情易变的特点。不过，他的立场完全相反。他认为，既然感情如此善变，婚姻和家庭就应该顺应这种变化，而不是去约束感情。因此，婚姻作为一种契约关系，应该缩短其有效期，最多三个月就够了，以便双方可以另觅新欢。康有为甚至还主张，最理想的婚姻应该是“跟着感觉走”，想和谁好就和谁在一起。因此，康有为的这套理论，实际从反面表明，如果婚姻和家庭以感情为基础，是多么的脆弱。现代离婚率之高，正与人们对婚姻：家庭的这种错误认识有关。

刚才黄铭还讲到，现代人的婚姻不可能没有感情，确实如此。食色性也，放眼现在这个社会，到处都是诱惑，搞得大家都成了欲女欲男，是很难不动心的。（众笑)但是，我们在理论上要清楚这样一点，古人看重“媒妁之言”，是因为男女没有机会接触，就需要媒妁来作介绍，跟现在婚介机构一样。现在自由恋爱了，感情就充当了媒介的功能。当然，那些剩男剩女们,还是要媒人来介绍的。古人有一整套防隔内外的措施，目的就是防止人们把持不住自己的感情。古人讲“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二门就是中门，如果不得已要出中门，还得用黑纱拥蔽其面，就象现在的伊斯兰女子一样。而且，女子还不能见到自家的下人，有时不小心碰见了，得赶快用袖子把自己的脸遮住。（众笑）

今天的少男少女们，太在乎一面之间的感觉，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就宁愿不娶不嫁似的。其实，即便当初有感觉，久而久之，这种感觉就消失了。此时的夫妻之间，搞得像左手摸右手一样，就只想着找另一份感觉了。现在的婚姻观太让人不安份了，整个就像一发情的母猫似的。（众笑）我有一位朋友。就是前面提到的贺志忠，他说结婚以前曾经找了两个姑娘，长得还不错，都曾带回家见过长辈。后来，他爷爷临终前，只给他说了一句话:“女人到三十岁以后都一样。”这话太有人生智慧了。虽然，男人本性不免好色，尤其年轻时更是如此，总想找漂亮姑娘。然而。红颜易老，再漂亮的姑娘，过了三十也就那样了，即便保养得还不错，但是，夫妻初见时的那种感觉也没了。所以，我一直觉得，男女之情只是媒而已，一旦因此而成婚，就不要老想着追寻以前的感觉。毕竟两人一起过日子，真正需要的还是日久而产生出来的亲情，如同与父母兄弟在一起。古人不重自由恋爱，原因就在这里。我想，如果总是想着追寻那种“人生只如初见”的感觉，这种婚姻总是不稳定的。

齐义虎：我最后讲一点。现代社会把家庭摧毁了，破坏了人类最自然的那种伦理关系，然后才想着去重建一个人造的法律关系，伪造一个契约社会。不论是《物权法》，还是《婚姻法》，都把个人作为权利主体，都不承认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法人地位，可以说，种种社会问题皆由此而生。譬如，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女子甘愿做小三，还挖空心思去骗婚呢？这就是个人财产制的结果。试想在古代，男人权力再大，他有可能把财产留给自己心爱的小妾吗？可以送给和他私通的奸妇吗？肯定不行，因为财产不是他一个人的。家庭如此，国家也是如此。因此，当皇帝想恣意妄为时，臣子一定会这样劝谏:“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可见，古人“家天下”的观念中，其实还蕴涵了共有制的原则。

曾亦：关于“国-民”这个结构，其实西方早就意识到这里面的毛病了，所以搞非政府组织，就是要纠这个偏。现在中国学西方，也不得不搞了。问题在于，为什么不能充分利用传统的资源，容许一种自然基础上的宗族组织呢？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中常常是无根的，容易为政府和国外势力操纵，宗族则不一样，它是一种原生态的组织形态，避免了非政府组织那种无根的毛病。而且，刚才义虎强调家庭的公有制成分，而宗族则是一种更大的公有制，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宗族这种形式，把社会主义的一些原则在这个基础重建起来。马克思主义是把家庭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故尔多有批判，因此，我们以前搞社会主义，就总是想着反封建，其实是过头了，不免把封建社会中许多公有制的原则给抛弃了。

丁耘：曾亦这个思路很好，我们应该努力发掘社会主义中那些与中国传统相一致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