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曾亦：當代儒家如何看待婚戀問題，婚姻法

方旭東：接下來是自由發言。

唐文明：兩位的發言，很像一種男性主義的宣言。（眾笑)不過，我覺得，在女性強權的今天，重申男尊女卑的道德，我認為是有必要的，也是符合儒家經義的。但是，考慮到當下的處境，尤其是如何說服女性接受這一點，也許採取溫和些的態度，更為關鍵。

干春松：讓女性朋友接受，這不是『與虎謀皮』嗎？（爆笑）

唐文明：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到一個例子，這是我老師的親身經驗。他說自己讀中學的時候，正值『文革』時期，他所在大院裏大都是政府官員的家庭。有一天，大院的孩子們都在喊要打到自己的父親，於是他也跟着喊，恰好他的母親聽到了，操起一條扁擔就打了過來。這個故事讓我很有啟發。因為有了孩子。作為母親的女性就有可能承認作為父親的男性的尊位。就是說，如果父子關係是家庭的核心倫理，考慮到孩子的因素，女性是可能接受男尊女卑的觀念。舍此而外，我們還找不到其他合適的可能性。這是我想補充的第一點。

第二點，關於儒學如何進入公共生活，現在許多儒家是主張宗教的進路，而剛才曾亦和齊義虎的發言，則揭示了一條司法的進路。這一思路對我有很大啟發，我認為，這與傳統儒家『經義人律』的做法是一致的，非常值得思考和重視。

第三點，關於【婚姻法】的問題。上次我們在莫干山開會，趙曉力對新【婚姻法】的司法解釋三提出了批評，他的意思是，過去【婚姻法】是強調家庭的共有財產，而解釋三則強調個人財產，當時我覺得很有道理。後來，曾亦談了他的看法，認為司法解釋三反而與儒家的思想比較合拍。乍一聽，我覺得很成問題，不過，我後來想想，還是覺得曾亦講得對。

因為曾亦思路的關鍵在於，按照新的司法解釋，夫妻財產並不是完全歸屬於個人，而是歸屬於夫妻各自原來的家庭。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司法解釋其實是強化了家庭的價值，特別是強化了上一代與下一代的關係，即父母和子女的關係。本來結婚意味着子女離開父母，獨立成家，然而，新的司法解釋卻給出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子女雖然結婚了，卻依然通過這種財產的共有，而保持着與自己父母的聯繫。儒家素來主張『同居共財』，沒想到，新的司法解釋卻為這種倫理提供了一種新的制度基礎，可謂向前進了一步，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一步。可以說，司法解釋三扭轉馬克思主義時代的婚姻觀念，使得婚姻不再只是男女兩個人的事情，而是兩個家庭的事情，從而為現代婚姻回歸到傳統的『合二姓之好』的路子。多少提供了一些可能性。

因此，現在我覺得曾亦的這個思路可以理得很順。趙曉力的文章是【婚姻法吹響資本主義的號角】，然而，從曾亦的思路來看，或許資本主義的號角和儒家『經義入律』的號角，很多方面還是聲調一致的。

曾亦：文明剛才講的比我自己表述得還好。（眾笑）

丁耘：莫干山會議時，我就很震驚於曾亦的這個觀點，非常不理解。不過，現在聽文明兄這麼一說。覺得還是很有道理的。

郭曉東：前面休息的時候，我和璧生聊天。就說他講得很好。因為我也覺得，儒家要想在當下的政治現實中有所作為，法律可能還真是一個最佳的途徑。如果我們能使法律在其立意和闡釋上，能夠往儒家的方向稍稍靠攏一些，這不僅易於為學者和民眾接受。而且，對現實來說，也是最無害的。當然，儒家朝這個方向還有很多事情要，路也很長，不過確實能夠大有作為。前面璧生對【訴訟法】的解釋，與剛才曾亦、齊義虎對【婚姻法】的解釋，都是有開創意義的一步，我想，以後我們應該有更多這方面的討論。

齊義虎：確如郭老師所言，在目前的政治現實下，不論自由派取代共產黨的圖謀，還是一些儒家『儒化共產黨』的努力，都不太可能。我覺得，最現實的辦法還是政府讓出一部分權力，也就是司法領域的權力。【春秋】講『實與而文不與』，我們應該有這種智慧，對中國近代史要有一個不同於國、共兩黨的儒家式理解。我們應該把中國共產黨視為近現代救亡史留給我們的最大財富，應該在這樣一份財富的基礎上，來講儒家的復興。

對此，我想提出這樣一種折衷的構想，即政教一體，卻有所分工。政教一體，指功能上的教養兼備;有所分工，指結構上的組織分立。譬如，我黨作為一個有效率優勢的現代組織，可以處理行政，發展經濟，進行社會管理，提升軍事力量，充分發揮我黨在組織、動員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關於道德教化的領域，儒家則更為擅長，諸如教育、文化、司法等方面，應該由儒家來擔當。尤其是司法。雖然是一種消極性的權力，但是，司法判決往往具有強大的社會教化和引導規範的效果，也就是古人講的『明刑弼教』。如果儒家能夠重新回歸司法領域，援禮人法，實現法律的儒家化。恢復中華法系的司法傳統，這樣，儒家雖然沒有直接掌握積極的行政權力，但是，儒家的價值和倫理完全可以活生生地進入現代社會。我認為，目前講政治改革?必須打破西方那種『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模式，拓寬我們的思路。否則，我們國家總是不免被西方列強牽着鼻子走，永遠沒有出路。

曾亦：義虎關於政治制度的設計，有很完整的一套想法,不過，現在由於時間限制，就不能讓他多講了。（眾笑）

郭曉東：談到中華法系來說，我們首先要問：立法的目的到底何在？對儒家而言，這個問題似乎很簡單，不過勸善禁惡而已。關鍵在於，儒家講的善惡到底是什麼？與西方倫理觀不一樣，在儒家看來，維護人倫就是善，破壞人倫就是惡。剛才曾亦與齊義虎的意圖是一致的，即都注意到了新的司法解釋對於維護人倫的積極作用，尤其是維護了家庭中的父子之倫。可以說，這就是司法解釋三的積極意義。當然，制訂新司法解釋的人可能沒有考慮到這一點，不過，兩位現在都把它解讀出來，從而重新確立了父子之倫在家庭中的軸心地位，進而確立家庭或家族在社會中的軸心地位，我覺得，這是本場發言最為精彩的地方。

當時莫干山會議時，我對曾亦發言的感覺與丁耘差不多，也很驚訝，當時我還提了自己的不同考慮。後來回來後，曾亦、我和老郝對這個問題討論了好些次，覺得這個思路很有道理。

另外，我覺得，齊義虎和曾亦對家庭財產的看法有些分歧。因為義虎對解釋三還是有些批評的，畢竟其目的還是為了保護個人財產，從而破壞了家庭財產，是這樣嗎？

齊義虎：我是有這個意思。因為在目前的法律體系裏，還只是承認個人產權制，而不承認家庭產權制。借用剛才郝老師的一句話，我覺得，新的司法解釋只能算是『黨國一大步，儒家一小步』。（眾笑）

郭曉東：看來，你與曾亦的態度確有不同。據我的了解，曾亦差不多是充分肯定司法解釋三的。

郝兆寬：不過，我倒覺得這個分歧不是太大。因為曾亦着眼的是黨國走的這一小步，雖然還很不夠，但起碼邁出了一小步。（眾笑）

郭曉東：趙曉力認為司法解釋三使個人財產與家庭財產重新造成了一個張力，而曾亦好像是認為【婚姻法】本身就存在着張力，只不過以前沒有凸顯出來而已，現在，新的司法解釋則縮小了這種張力。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黨國走了一小步。

前面曾亦還說到一點。解釋三的出台,造成了一個客觀的後果，就是離婚率的極大提高。而且，歷次【婚姻法】的頒佈都會造成這個後果。從這個意義上講，解釋三雖然有可能回歸父子之倫，卻對夫婦之倫是有破壞性的。其實，在莫干山的時候，我就對這點提出了疑問。現在，我依然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曾亦：趙曉力是由『共同財產』這個概念的分析入手，他認為，以前的【婚姻法】只講『家庭財產』，現在卻提出了『共同財產』的概念，這意味着夫妻財產的個人化。我不同意這種說法。

首先，『共同財產』的概念其實很早就提出來了。不僅50年新中國的【婚姻法】中有這個概念，而且，30年代國民黨的【民法】中就有相關的內容。

其次，我覺得，曉力對『家庭財產』概念的理解有些偏。前面齊義虎反覆講一個道理，就是『家庭財產』本就與妻子無關，而是一個世代相傳的『祖產』概念。曉力則認為，『家庭財產』本來就是以夫妻為軸心建立起來的，現在新【婚姻法】搞出『共同財產』這個提法，好象夫妻就見外了，原先的家庭財產就個人化了。關鍵在於，古今家庭有一個根本的變化。古代家庭以父子為軸心，而現代家庭則以夫妻為軸心，因此，『家庭財產』的內涵也就不一樣，有一個古今的變化。可以說，曉力是站在現代家庭的立場，而義虎是站在古代家庭的立場，因而兩人對公有財產的理解也不同：古代家庭的公有財產是由父子相承構成的，妻子的財產卻不包括在裏面，只是私有財產;現代家庭的公有財產則是由夫妻共同建立的，而雙方父母的財產則不包括在內。

因此，從30年代開始，國、共兩黨的婚姻法規都是站在現代家庭的立場上，自然就有『共同財產』的內涵。曉力只是想維護舊【婚姻法】所反映的家庭模式，我和義虎則不一樣，則試圖回到更古老的家庭模式，即以父子關係為軸心的傳統家庭，而新【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恰恰昭示了這樣一種可能性。而且，新的司法解釋把夫妻財產重新分割開來，而把父子財產融為一體，這完全是儒家關於家庭的主張，就此而言，我對新【婚姻法】的肯定比齊義虎要更多。

另外，前面曉東關於儒家司法解釋的意義，講得非常好。我相信，司法解釋還只是開始，隨着時間的推移，儒家對所有現實問題都將展示其強大的解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