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而思：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是根植於中華傳統文化的漢語高校 ...

這樣，中國大學不僅學校管理體制趨向市場化，內部教師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學科體制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大學重科研而輕教學，重研究生而輕本科生，重實用學科而輕基礎學科和人文學科，重當代學科而輕古典學科。今天，中國大學中被普遍垢病的科研項目和論文發表的GDP主義管理體制，以及由此所帶來的課題項目和學術成果水平下降，大學教授日趨傳媒化、公知化甚至娛樂化，日趨嚴重的官本位化等等，其深層根源乃是對『服務於市場經濟』這一邏輯的曲解。

全球化首先是美國化，這自然導致全球文化的美國化趨勢。英語由此在全球取得了惟我獨尊的絕對優勢地位。於是，在這個急速變化的世界面前，『世界一流大學』差不多是清一色的英語大學，法國、德國、俄羅斯、日本的大學如果勉強排在世界一流大學後面，也不過是作為多元主義文化的一些點綴。與此同時，在西方人推出的形形色色的世界大學排行榜中，為香港600多萬人口培養人才的香港大學，竟然經常排名在為全中國培養人才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之前。原因就在於，香港大學是全英文教學，教師聘任和學生生源實現了國際化。僅以這一條，香港的大學竟然成為中國大學『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無形標準。

在這一形勢面前，中國大學如何回應全球大學美國化的挑戰，如何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中國高等教育領域一直存在兩條路線的分歧。一種可以稱為『國際化路線』或『美國化路線』，其核心就在於複製西方大學（尤其是美國大學）的教育模式、教學體制、學科體制、教材以及由此形成的問題意識和學術研究傳統。

這條路線一開始主要依靠引入海外留學生回國任教。然而這樣引入的速度太慢，而且引入的海外留學生比較年輕，在學術成長過程中很容易本土化。於是，最直接、最簡便、最能見效的方式就是直接與美國的大學接軌，高薪引入國際人才，實現教授聘任國際化。而教授聘任的國際化直接推動了英文教學，再加之追求學生來源國際化，推進英語教學似乎大勢所趨。一句話，與其我們把學生送到西方留學，不如直接引入西方大學在中國辦學（比如寧波的諾丁漢大學、上海的紐約大學），進而發展出中國人辦的美式大學，從而加速中國大學教育的美國化。

另一條路線可以稱為『本土化路線』或『中國化路線』，其核心在於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中國應當以我為主，立足於中國本土的實際需要，學習借鑑西方大學辦學經驗，更尊重教育客觀規律，管理體制、教學模式要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比如中國大學實行黨委領導制，如果拿西方標準來套，當然不符合世界一流大學章程的要求。

而在學科體制、學術研究的理論傳統和問題意識等方面，本土化路線絕不是排斥西方，而是立足中國的需要，以更加開闊的胸懷理解西方，並試圖消化西方文明的成就，成為中國文明的有益組成部分。由此，本土化路線在學習西方理論的同時，試圖從中國本土經驗和現實中生發出自己的研究傳統和理論範式，既挑戰西方現有的理論，又能夠對西方思想有所啟迪，有所貢獻。

教育本土化路線不反對留學，但希望通過留學而儘快『結束留學』，以確立中國自己的學術傳統。本土化並不反對教授的全球聘任，但關鍵是要培育造血功能，培養中國大學的本土教授。本土化不反對學生的國際化，但必須以接受中文教育為前提，讓他們進入中文的世界，用中文來思考中國和世界。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高等教育領域以及中國文化思想領域始終伴隨着兩條路線的分歧，而2004年的北大教育改革爭論以及最近『燕京學堂』引發的爭論，不過是兩條路線分歧的直接衝突而已。

總體而言，在全球化、與國際接軌的意識形態背景下，國際化路線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

從2004年北大教育改革劃分『海龜』和『土鱉』開始，高校紛紛引進『海龜』，本土培養的『土鱉』很難在北大、清華這樣的一流高校任教，導致優秀學生紛紛選擇出國留學，本土的研究生培養水平越來越差。新東方成了中國最成功的教育機構，而中國大學生的夢想，也不過就是歷經種種磨練後能夠在美國人面前說一口流利的英文。高校教師聘任的國際化，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趨勢。外國教授和本土教授的等級制甚至導致留學生畢業不願回國教學，而希望在外國謀取教職，經年之後作為特殊人才引進。一句話，國際化路線始終關注如何引進人才，而很少關注如何培養人才。『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努力反過來進一步強化了英語教育與中文教育的等級制，中國大學已經天然地淪為二流、三流大學。

當國家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相互合作，形成向西方輸送留學人才，然後再從西方高薪引進留學人才，逐漸形成產、購、銷一條龍的文化教育產業鏈的時候，中國的家庭開始紛紛在高中、初中、小學就把孩子送到國外。於是，全國的重點高中紛紛辦起了國際部，紛紛把孩子儘可能早地送到國外，而有的家庭乾脆選擇移民。根據【2011胡潤財富報告】，在中國人海外移民潮中，絕大多數移民的考慮是為了子女教育。中國精英階層為其下一代設計的留學計劃，無疑會導致未來中國精英階層與中國民眾之間的巨大文化鴻溝。

高等教育上的兩條路線分歧，實際上是兩條不同的改革路線在教育領域的反映。這兩條路線的分歧貫穿於中國近現代史的始終，也是所有後發達國家面臨的普遍問題。中國共產黨早期就曾面臨克服『洋教條主義』的問題。經過延安整風，在全黨明確了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路線。而今天，我們處在『兩個一百年』的關鍵時期，意識形態和教育領域的兩條路線分歧比當年更為嚴峻。能否實現中華文明偉大復興，關鍵在於如何處理這兩條路線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