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先生的學術貢獻

今年9月9日，我國當代著名哲學家、中國哲學史家湯一介先生（1927—2014）仙逝。他一生致力於中國傳統哲學的深度發掘、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工作，為中國哲學的精華在當代中國與世界之可能的貢獻不懈陳辭。筆者謹以此文，深切懷念湯先生，緬懷他的學術貢獻。

在古今中外大的學術文化思潮的碰撞交融及當代世界文明對話的過程中，湯先生以健康開放的心態、深度的同情理解、內在的自我批評，繼承並超越前賢，力求做到對中國傳統哲學完整準確的理解與創造性的詮釋，經世致用，推陳出新。

湯先生繼承並宏大乃父用彤先生的學術傳統，在魏晉玄學、早期道教史、佛教、儒學、中國文化與哲學、中西文化與哲學之比較等領域都做出了深入的、精專的微觀與宏觀研究。

在魏晉玄學領域，湯先生以郭象為紐結，着力於玄學本體論及其範疇的研究。他指出：『魏晉玄學是指魏晉時期以老莊思想為骨架企圖調和儒道，會通 「自然」與「名教」的一種特定的哲學思潮，它所討論的中心為「本末」「有無」問題，即用思辨的方法來討論有關天地萬物存在的根據的問題，也就是……形而上 學本體論的問題。』（【湯一介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二卷，第12頁）在這一研究領域中，先生的特點是：1.資料先行，個案為基礎。竭 澤而漁，吃透有關郭象及玄學的所有材料並予以細膩的梳理。2.以哲學問題與範疇系統為骨架。他的專著【郭象與魏晉玄學】（修訂擴充後，現為【湯一介集】第 二卷）之方法學的原則是邏輯與歷史統一的方法論。該著的優長恰恰在於揭示了【易】【老】【莊】三玄，特別是魏晉玄學的體用、本末、有無、動靜、言意之辨， 以及『知』與『無知』、聖人可否『學致』、『外資』與『獨化』、『入世』與『超世』、『自然』與『名教』、『無待』與『有待』等問題。3.小中見大，前後 貫通，透過郭象把握整個玄學思潮及其發展脈絡。他重視剖析每位思想家內在的矛盾與緊張，又把圍繞魏晉玄學中心問題而展開的各位思想家之間的邏輯聯繫清理出 來。他把郭象與正始時期的何晏、王弼，竹林時期的嵇康、阮籍、向秀，以及同為元康時期的裴頠等人的學術異同梳理得清楚明白，並論證了郭象如何下啟東晉的張 湛，彼此間的理論聯繫是什麼。他尤其能通過郭象哲學探尋儒道之間的真實關係，以『游外以弘內』『無心而順有』統一內聖與外王、個體精神自由與社會倫常。 4.湯先生當時的這一研究仍不免有時代印痕，受黑格爾哲學史觀的影響過重，而他日後努力修正、彌補這些缺憾，對玄學的人生哲學、精神境界與方法有了更深的 體驗。

在早期道教史領域，湯先生於1988年出版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一書，以後更名為【早期道教史】，續有補充修訂，現為【湯一介集】第三 卷。他着力對中國本土的宗教——道教的創立與早期發展、最基本的教義、主要的經典與代表人物的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特別對【道德經】【太平經】【老子想爾 注】【老子河上公注】等經典，對葛洪、寇謙之、陸修靜、陶弘景、成玄英等思想家的分析尤為精到。誠如作者在2012年的新版自序中所說：他在上一世紀80 年代即區分了『宗教』與『迷信』，肯定宗教對人類社會生活，對人的心理與精神需求的意義；他論證了道教成為一種完整意義上的宗教，經過了兩三百年的時間， 其間形成了該教的理論、教規儀式、經典系統、神仙譜系與傳授歷史；他注意到道教不僅與道家思想密切相關，而且與儒家社會政治理論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同時大 量吸收了印度傳來的佛教的思想與教規；注意到道教與民間信仰的緊密聯繫；對道教特有的概念，如『道』『氣』（元氣）等作了多層次、多角度的分析，努力揭示 其內涵，沒有簡單地扣帽子。他肯定東晉葛洪對道教理論的貢獻，很重視北朝寇謙之、南朝陸修靜、陶弘景在建立齋戒軌儀、道教組織與神仙譜系方面的重大作用。 在研究葛洪成仙理論的影響時，湯先生指出，宗教哲學與一般哲學所討論的問題與表現形式是不同的，如用一般哲學史上的問題來要求宗教中的哲學問題，就會抹殺 宗教的特點。例如葛洪實際提出的是成仙是否可能、如何才能成仙、神形關係和個體與整個宇宙的關係問題，這不是一般哲學問題，但正是道教必須回答的理論問 題。關於唐初成玄英的重玄學，先生認為，成玄英深受佛教三論宗的影響，促進道教理論精細化、系統化，開啟了『內丹學』，從而使『內丹學』與『外丹學』成為 道教不可或缺的兩個重要部分。他認為重玄學實開宋代理學心性論的先河。先生從總體上認為，道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特點，通過道教可以使我們了 解我們的民族心理、宗教信仰和思維方式，了解我們的傳統科學技術、醫藥衛生發展的道路及其缺陷所在。他同時分析了道教的理論與實踐上的內在缺失。

在佛教領域，湯先生謙虛地坦承自己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特別是沒有系統研讀佛經，沒有學習梵文與巴利文，缺乏進一步深入探究的基礎。這是他對自 己的嚴格要求。實際上，他對魏晉到隋唐的佛教哲學資料的理解很有深度，詮釋非常精到。我們從他1999年出版，爾後又補充增訂的【佛教與中國文化】一書 （現為【湯一介集】第四卷），可以發現他在佛教哲學義理與佛教史的研究上，有不俗的成就。先生在佛教傳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及其與儒、道、玄學的關 系、僧肇【肇論】的哲學意義方面，在隋唐以來的中國化佛教宗派天台宗、華嚴宗、禪宗哲學要旨及儒釋道『三教歸一』方面，在普林斯頓大學所藏【磧砂藏】等佛 教典籍考訂及【心經】的解讀方面，極深研幾，創見迭出。湯先生是哲學家，他深入到佛教哲學的深層，對華嚴『十玄門』與禪宗『明心見性』說有透徹的領悟與哲 學的詮釋。湯先生善於提出問題、思考問題、回答問題。從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到中國化佛教宗派的形成，到宋明理學的產生，湯先生思考了『文化的雙向選擇』問 題。一方面，中國文化不斷吸收印度佛教文化而極大地豐富了自己；另一方面，中國文化的『入世』精神卻沒有被『出世』思想所改變，『相反，佛教在中國的發展 卻越來越走向世俗化，而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實現成佛的理想，「挑水砍柴，無非妙道」。因此，只要前進一步，「事君事父」也可以成聖成賢，這正是宋明理 學（儒學的發展）可以在中國取代佛教的根本原因。這就說明，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為適應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要求而不得不變形。』 （【湯一介集】第四卷，第8頁）湯先生提出並回答了為什麼其他佛教宗派先後衰落而禪宗影響越來越大，終至一家獨秀的問題，究其根本原因，是禪宗較好地吸收 了儒道重要思想，真正中國化了，而與印度佛教不同。宗杲禪師所謂『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表明禪宗不再否定『孝養父母』等，而禪師則表白，『愛君 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相同。荷蘭皇家科學院院士施舟人教授曾向湯先生提出問題：『為什麼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發生過戰爭？而其他國家、 民族、地區在歷史和現實中常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發生過這種或那種的宗教戰爭？』湯先生研究後認為，原因是儒、釋、道之間雖有矛盾衝突，但仍能共存共榮，並 從內部提出『三教歸一』『萬善同歸』等思想協調三教關係。這『或許對治理今日世界的因宗教思想文化的不同引起種種戰爭的亂象有所貢獻』（【湯一介集】第四 卷，第214~2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