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會給中國帶來哪些變化？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主題是『依法治國』，公報對『依法治國』的性質、制度基礎、總體目標、主要任務作出了詳盡的闡述，在中共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法治國家建設目標，極大地豐富了『依法治國』的理論內涵，也進一步拓展了這一理論在中國社會治理過程中的實踐空間，必將對中國社會的治理模式的轉變、政治運行過程、行政決策和行政執法、司法制度等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漫長的傳統社會中，中國文明形成了較為獨特的治理模式。廟堂內的皇帝---官僚士大夫與廟堂之外的鄉紳—儒生形成了較為穩定的聯盟關係。作為社會的治理主體，他們以儒教意識形態為主要的知識背景、思維方式和價值準則，在處理各種政治、行政和司法事務中，逐漸形成了相對固定行為模式。雖然當時的法律在社會治理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治理者不能隨意違背的重要準則，但是因為法律難以規範千差萬別的具體事務，在實踐中，往往需要治理者根據儒教意識形態的原則做出臨機決斷和自由裁量，各層級、各部門主官的主觀意志往往成為行政和司法決策中的決定性力量。

新中國成立之後，由於相關法律制度的缺失，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各級黨政機關都是依靠『紅頭文件』來指導和規範自身的工作。因為這些『紅頭文件』，給予各級黨政機關的只能是對某些問題的原則性指示，其規範類型與法律原則相近，遠不能具備法律規則所特有的具體而微的規範效力，因此，事實上，仍是賦予各級黨政機關較為寬泛的自由裁量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立法進程有了跨越式的發展，包括行政法規在內的各種法律規範逐步地建立健全起來，但是由於改革本身所必然具有的創新性和革命性本質，突破各種條條框框的束縛本身，在許多時候，就難免會有超越現行法律規範界限的可能。再加上各級黨政機關在推動地方經濟建設過程中，每遇社會矛盾，在解決中，為節省成本、提高效率，很少考慮現行法律規定，往往選擇法律以外的解決途徑，有時甚至不惜通過法外交易來化解矛盾，實現廉價的穩定目的。

以上之治理方式，在本質講，仍帶有明顯的中國傳統的儒家式人治特徵。雖然在某些時候或某些具體的個案中，可能達到節省行政成本、提高決策和執行效率的效果，但總體上卻是導致全國範圍內政出多門、政令不一、司法不公、地方保護主義盛行、矛盾集聚、群體性事件頻發的重要癥結之所在。因此，大力推進『依法治國』，做到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全民守法，最終必將完成對上述人治主義的治理模式的革命，構建起以法律為基本準則的現代治理模式，極大的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社會治理效率。

依法治國，社會治理的法治化模式的構建，需要有較為完備的法律體系。這種法律體系不是以『統治』或『維穩』為目的，而是以彰顯『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旨，以『保障公民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權利得到落實』為目的。它必須凸顯全國人大作為最高立法機關的立法主導地位，杜絕政府及其部門越權立法的現象，建立起行政機關在人大指導下起草行政法規的運作機制，完善有廣大公民參與的相關立法程序，實現民主立法和科學立法。

客觀地說，經過30多年的立法工作，當今中國，依法治國的最大障礙已經不是法律制度的缺失，而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執法不公，進而導致執法環境的不斷惡化。當然，某些地方黨政機關在工作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也有一定的客觀原因。近年來，地方政府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維穩的壓力越來越重，為快速推進本地經濟發展、提升各項經濟指標，地方政府在很多項目開發中往往採取先建設、後報送審批的做法，明顯違反國務院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這不僅造成很多項目在建設初期缺乏合法性依據，處於非法狀態，也導致這些項目一旦引起糾紛，地方政府很難挺直腰杆嚴格執法，依法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利，不得不對鬧事群眾姑息遷就，最終導致惡性事件的爆發。近期雲南晉寧縣晉城鎮富有村發生的血腥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公報中要求各級黨政機關都必須對行政決策進行合法性審查，建立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過、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的『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這意味着各級黨政機關在行政決策的過程中，不僅要考慮到決策的民主性、科學性，還必須注重其合法性，不能再以時間緊、任務急等理由為各種違反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的工程、項目、任務擅自打開方便之門，也意味着在任何行政工作中，國家的法律法規都必須首先得到維護和遵守。通過政府的守法、保證決策的合法性，以確保執行的嚴格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