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國家治理思想的現代詮釋與借鑑

古代治理思想中哪些成分是有益於現代社會的

中國古代的治理思想帶有濃厚的倫理色彩，在近百年來的歷史中，曾經遭遇激烈的批判、否定。隨着環境變遷，對古代思想文化歷史的態度也常發生變化，對古代思想的理解和需求也會不同。然而，不論怎樣變化，古代思想總是有其價值的，只不過需要根據不同時代的環境來理解其中的價值。以現代知識來評價中國古代的治理思想，首先需要明確區分其中哪些是有有益價值的。只有如此，才能明確回答如何在現代社會古為今用。

（一）民本思想。民本思想中的重民、親民、貴民說，即要求執政者關心民眾疾苦，重視民意，以善治獲得民心。古書中記錄的君主如何『恤民』，以體現國君的仁慈之心。不過，古代的『民』與現代的『民』是不一樣的。現代社會的公民在法律上是具有平等政治權利的主體，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普通的公民也可能會成為國家的領導人。在現代治理中，政府應及時了解和回應公民的訴求，政府設計了多種制度渠道依法保障公民表達訴求的權利。凡此種種，現代的『民』相對古代的『民』不僅有權利，也更有尊嚴。

民本思想中無益的內容主要是君與民的不對等關係，君享有絕對權威和國家資源的支配權力，而民只能『被教化』，只有極少數讀書人能夠進入官僚政治集團，絕大多數人沒有參與國家管理的機會。現代治理並不強迫要求公民遵守哪種禮的秩序，但在法治社會中則要求公民遵從法律的規定從事各種活動，包括依法參與政治和國家管理。古代對民的要求是守教，現代對民的要求是守法。

（二）德治思想。古代人希望君主是一位明德之君，這樣就能受益於君主之仁德。而現代治理中，執政者也需要注重行政倫理，所制定的政策、所實施的法規及執行過程，均應認真考量其中的倫理價值。二戰之後，部分東西方國家所實行的一系列福利政策，以及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一系列行政改革，政府決策越來越重視公民參與、重視生態保護，公民的國家榮譽感和社會責任感得以提升，說明現代治理中『德』並未消退，而是部分轉化為政府的公共行政倫理了。

德治思想中無益的部分主要是將國家民族的命運繫於君主的仁德，也就是說古代的國家治理依賴君主個人的品德，卻並未對君主的權力約束做多少制度設計。有史家認為古代的皇帝並非都是獨斷者，古代的官僚制度中也包含了權力制衡，例如宰相、諫官就能夠起到限制皇帝權力的作用。這種看法並非主流，大多數史家仍然認為古代皇帝享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宰相諫官難以對皇帝形成實質性的權力制衡。而且歷史上昏君遠多於明君這一事實也說明，在『一家一姓之私』的皇家範圍內的權力繼承，不僅不能對改善國家治理起到根本作用，而且往往由於治理不善而導致國家衰頹、民怨四起、朝代更替。因此，對現代政府應以『性惡論』為假設前提，進行嚴密的制度設計防範政府之『惡』，而不能再將國家民族的命運寄託給『性善』假設基礎之上的『明君』了。

（三）禮治與法治。古代的禮發源於祭祀禮儀，後世俗化為人與人之間的禮節，並進而成為規範倫理關係的社會政治秩序。禮是德治的教化途徑，通過長期的沉澱，禮教中的倫理觀念已深深地刻印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之中。其效果也確如孔孟等思想家所期望的那樣，整個社會形成『上下尊卑、長幼有序、各安其位』的宗法倫理秩序，使中國文化普遍傾向於泛道德化的政治與社會生活。尤其是士大夫、官僚知識分子和讀書人，內心均具有『天下為己任』的道德責任意識、精英意識，『修身』、『齊家』等條目使他們對自身、對家庭普遍具有較為嚴格的道德要求。大多數知識分子在學習儒家思想時也融合了道家、佛家的處世哲學，一向十分重視內在修為。

古代的禮，不僅是倫理秩序，也是內在信念，對現代國家治理來說具有一定的借鑑價值。不過古代的禮教與倫理秩序，需轉化為現代公共倫理和公民精神，以正義精神來凝聚公共倫理，促進具有公義精神的現代社會秩序。古代士人知識分子所重視的『內在修為』，也可以轉化為現代知識分子和公務員（包括幹部）的內在品德修養，不過現代人的品德不是通過閱讀四書五經獲得的，而是綜合了各種教育培訓、社會普遍意識及環境文化而逐漸養成的，對現代人的倫理規範和道德要求也遠不如古人那麼嚴格。在現今這樣一個市場經濟發達、趨於後現代解構、公義價值尚未確立的時代，借鑑古人的『禮治』還是有一定意義的。

不過古代禮治所強調的倫理品格並不能直接適用於現代社會。過分推崇禮治容易忽視法治建設，過分強調內在修為、忽視外在的法治環境，人的內在欲望就會逐步膨脹。因此，在現代的國家治理中，應在公法範疇里實現獨立審判，拒絕干預司法，高度重視法治對政府、公務員（幹部）的制度約束，使政府『不作惡』，使公務員不能貪。同時在私法範圍里健全私法體系，突出對公民權利和私有財產的保護。古代的法治僅限於德政和禮治的輔助，現代的法治則是整個國家政治社會規則的基礎，有着完全不同的意義。

中國古代治理思想中包含了許多原創的智慧和國家治理的部分原理。從中西文化差異角度論，中國古代的治理偏重於維護皇權專制統治的穩定性，德禮之政雖然日趨成熟，但實際也越來越依賴刑法手段來維護權力穩定。古代中國受地理因素制約，缺乏對外的文化交流，文化上長期處於自我封閉狀態，因此治理思想和治理方式也一直因襲前人，無法走出由盛及衰的朝代循環。只有體現社會公義精神和法治精神的現代國家治理，才能超越古人。不過，在現代國家治理中，適當地了解和學習古代治理思想，對於傳承中華文明、融合古今思想仍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作者系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博士、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