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的世紀大討論：儒學復興與中國崛起相互相成

問題一：一個日益強大，但已經卸去革命色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如何建立自己的正當性？作為一個龐大的政治共同體，它要體現一個什麼價值？啟蒙式的自由主義民主，馬克思主義式的共產主義運動，乃至毛澤東的不斷革命，在當下的中國，顯然都不再符合中國當下的國情。這個時候，有不少人，比如儒家知識分子，有義務、有資源、有權利來彌補這樣一個論述的空洞。

問題二：中國崛起經常被認為不只是一個民族國家的崛起，而更是一個文明的復興。其本性與使命，必然與西方文明分庭抗禮。但中國文明怎麼來界定自己？儒家是不是最明顯的答案？

問題三：當前中國的政治體制必須要調整，自由派鼓吹的西式體制，幾乎是唯一能夠說明的具體的選項。但在現狀之下，顯然不可行。這樣一來，傳統的治理方式，特別是儒家，很可能是一個選項。

問題四：革命話語以及相應的革命倫理全盤崩潰以後，大陸社會的道德滑坡與人心的虛無十分嚴重，就是我們說的價值危機、信仰危機，這種情況下，儒家可能是一個資源。

立國之道的基本要素，中華民族自我鑑定，政治體制想象，生活方式重建，整個四個問題是儒學復興的一個大背景。想請丁耘就前面我們講的這幾個問題發表看法。

丁耘：從2013年到現在，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世紀初開始，通過保守主義的復興，接着就把儒家給帶出來了。我早年寫李澤厚的那篇文章，實際上立場很明顯，是保守主義的，並且在文末指向了作為思想選項的儒家。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我頭上戴了個『左翼』帽子。我戴上了這個帽子以後呢，儒家的兄弟很高興，左派的兄弟也很高興。那我就不把這個帽子摘下來了。我先做一個梳理，把儒家復興大約分為三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