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世纪大讨论：儒学复兴与中国崛起相互相成

另外一点，中国崛起当然有其理由和正当性。但任何用外在东西做正当性准则的，都不是真正的正当性论述，依靠这种外在的方式是建立不起来正当性论述的。对于一个给定的政治共同体来说，他要做的是把共同体自我构建的历史活动升华为真正的理论自觉，而不仅仅是作为自我构建一部分的意识形态，这才是真正的正当性论述。所以不管是革命阶段还是崛起阶段，儒家要愿意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一个正当性论述，是要在中国崛起自己的经验中接引他，给他一个理论解释。

这个接引不是外在的论述层面。比如，如果我们用某些儒家的决绝态度来谈新文化运动，你一直走错路，不听我的话，现在突然你这么强大，所以你现在需要我了，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就是没有我你已经很成功了，你要进一步成功，你就需要我了。这个逻辑怎么听都有点荒唐。儒家中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不是全部儒家）抱着贪天功抢桃子的心理，准备引导中国崛起，这个是我们要警惕的地方。

现在我特别担心儒家复兴走到第三阶段，被冲昏头脑。非常简单粗暴的解释、非常美丽但是激进的诉求只能把儒家耽误掉。我希望这个政治的阶段赶紧过去，回到第二次学院阶段上，先好好地为往圣继绝学，先别着急为生民立命。儒学传统实际上非常丰富，而现在的所谓儒家只是把这个传统当兵器库用的。现在一些儒学知识分子非常像八十年代以来搞西学的知识分子。先这个热一阵，然后觉得不行了，啪，抛掉，再找下一个，再用全身心的热情投入过去。海德格尔热了一阵子，现在渐渐歇了，不能引导思想界了。然后施特劳斯派热了十年，现在也渐渐歇了。儒家现在大有和整个理学传统割断关系的趋势，不管是推进儒家也好，还是公共领域思想讨论也好，这种方式都没帮助。这种态度我们叫始乱终弃。

理学和经学，我是等量齐观的。理学和经学都有了不起的地方。但是理学和经学的伟大传统都需要梳理和消化，这是需要好几代人努力的。要思索脉络、纠结和困难在哪里？不是依据任何一个小的学术成果，或者根本谈不上学术成果的微薄读书感悟，就提出一个极严重的意识形态的主张。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保守主义复兴进入到儒家对儒家也有所误导，儒家的极右翼出现了非常激进的一面。这是让我非常不安的。前面这些问题最根本的一个前提就是他应该怎么解释中国崛起。这个东西没有做，后面这些东西都是虚的。

回到港台新儒家现在对大陆新儒家的批评，他的出发点未必是港台“新儒家”，很可能出发点就是香港和台湾。港台新儒家有两面，有他的“儒家性”也有他的“港台性”。它对大陆崛起的不安出自“港台性”，用儒家的或其他什么家的语言表现出来而已，但这不是“儒家性”。我觉得要解决问题的是他们，港台怎么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新的世界格局中，怎么放下历史造成的怨恨？如果到现在还不觉得港台自己危机重重，并且这个危机之难以走出，与他们对大陆的历史猜忌妨碍了产生更大的思考格局有极大关系，那么港台思想界恐怕就是毫无希望的。

大陆上的所谓儒家，如果对中国革命和崛起始终无法摆正态度，那么也进入不了新的思考格局。他们就会和他们叽叽喳喳反对的港台新儒家一样，也是毫无希望的。差别仅仅在于港台新儒家还出了一些原创的大书，而所谓大陆新儒家只有口号、古装、拜鬼、民间书院、媒体言论和通俗读物而已。大陆新儒家目前出了一点新气象，但还没有任何一部堪同牟徐唐的贡献相比的著作。杀伐气重，求变心切，抱着改造世界而非求道的心态读书，这根本不是儒家应有的心态，而象极了儒家最恨的新青年——你们以为喜欢穿古装的就不是新青年了？这是儒学复兴的最大障碍。这点，希望大陆对儒家保有严肃兴趣的年轻人，引以为戒。

陈赟：丁耘的问题是对大陆崛起怎么解释，但重点可能不是在解释大陆的成功，而是从当下中国的危机出发来展望儒家的未来，从未来的角度讲儒家的重要性。儒学能不能为现代人提供一套生活方式？

丁耘：政治儒学是一个制度，我一直不认为制度是设计出来的。制度是生长出来的，在实际生活中有它实体般的存在，任何东西，它的实体就是它的表现，是他的属性，这是黑格尔讲历史哲学的术语。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实体。刚才有人讲左翼是乌托邦。现在给出最美好、最遥远、最不接地气的乌托邦的，是儒家，而不是参加革命的左翼。左翼的乌托邦性体现在所谓的否定性上，他不明确说一个什么好，而是针对一个什么不好，体现在他的批判活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