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的世紀大討論：儒學復興與中國崛起相互相成

另外一點，中國崛起當然有其理由和正當性。但任何用外在東西做正當性準則的，都不是真正的正當性論述，依靠這種外在的方式是建立不起來正當性論述的。對於一個給定的政治共同體來說，他要做的是把共同體自我構建的歷史活動升華為真正的理論自覺，而不僅僅是作為自我構建一部分的意識形態，這才是真正的正當性論述。所以不管是革命階段還是崛起階段，儒家要願意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一個正當性論述，是要在中國崛起自己的經驗中接引他，給他一個理論解釋。

這個接引不是外在的論述層面。比如，如果我們用某些儒家的決絕態度來談新文化運動，你一直走錯路，不聽我的話，現在突然你這麼強大，所以你現在需要我了，這個邏輯是說不通的。就是沒有我你已經很成功了，你要進一步成功，你就需要我了。這個邏輯怎麼聽都有點荒唐。儒家中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不是全部儒家）抱着貪天功搶桃子的心理，準備引導中國崛起，這個是我們要警惕的地方。

現在我特別擔心儒家復興走到第三階段，被沖昏頭腦。非常簡單粗暴的解釋、非常美麗但是激進的訴求只能把儒家耽誤掉。我希望這個政治的階段趕緊過去，回到第二次學院階段上，先好好地為往聖繼絕學，先別着急為生民立命。儒學傳統實際上非常豐富，而現在的所謂儒家只是把這個傳統當兵器庫用的。現在一些儒學知識分子非常像八十年代以來搞西學的知識分子。先這個熱一陣，然後覺得不行了，啪，拋掉，再找下一個，再用全身心的熱情投入過去。海德格爾熱了一陣子，現在漸漸歇了，不能引導思想界了。然後施特勞斯派熱了十年，現在也漸漸歇了。儒家現在大有和整個理學傳統割斷關係的趨勢，不管是推進儒家也好，還是公共領域思想討論也好，這種方式都沒幫助。這種態度我們叫始亂終棄。

理學和經學，我是等量齊觀的。理學和經學都有了不起的地方。但是理學和經學的偉大傳統都需要梳理和消化，這是需要好幾代人努力的。要思索脈絡、糾結和困難在哪裏？不是依據任何一個小的學術成果，或者根本談不上學術成果的微薄讀書感悟，就提出一個極嚴重的意識形態的主張。我覺得在這個方面保守主義復興進入到儒家對儒家也有所誤導，儒家的極右翼出現了非常激進的一面。這是讓我非常不安的。前面這些問題最根本的一個前提就是他應該怎麼解釋中國崛起。這個東西沒有做，後面這些東西都是虛的。

回到港台新儒家現在對大陸新儒家的批評，他的出發點未必是港台『新儒家』，很可能出發點就是香港和台灣。港台新儒家有兩面，有他的『儒家性』也有他的『港台性』。它對大陸崛起的不安出自『港台性』，用儒家的或其他什麼家的語言表現出來而已，但這不是『儒家性』。我覺得要解決問題的是他們，港台怎麼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這個新的世界格局中，怎麼放下歷史造成的怨恨？如果到現在還不覺得港台自己危機重重，並且這個危機之難以走出，與他們對大陸的歷史猜忌妨礙了產生更大的思考格局有極大關係，那麼港台思想界恐怕就是毫無希望的。

大陸上的所謂儒家，如果對中國革命和崛起始終無法擺正態度，那麼也進入不了新的思考格局。他們就會和他們嘰嘰喳喳反對的港台新儒家一樣，也是毫無希望的。差別僅僅在於港台新儒家還出了一些原創的大書，而所謂大陸新儒家只有口號、古裝、拜鬼、民間書院、媒體言論和通俗讀物而已。大陸新儒家目前出了一點新氣象，但還沒有任何一部堪同牟徐唐的貢獻相比的著作。殺伐氣重，求變心切，抱着改造世界而非求道的心態讀書，這根本不是儒家應有的心態，而象極了儒家最恨的新青年——你們以為喜歡穿古裝的就不是新青年了？這是儒學復興的最大障礙。這點，希望大陸對儒家保有嚴肅興趣的年輕人，引以為戒。

陳贇：丁耘的問題是對大陸崛起怎麼解釋，但重點可能不是在解釋大陸的成功，而是從當下中國的危機出發來展望儒家的未來，從未來的角度講儒家的重要性。儒學能不能為現代人提供一套生活方式？

丁耘：政治儒學是一個制度，我一直不認為制度是設計出來的。制度是生長出來的，在實際生活中有它實體般的存在，任何東西，它的實體就是它的表現，是他的屬性，這是黑格爾講歷史哲學的術語。目前中國的政治制度就是實體。剛才有人講左翼是烏托邦。現在給出最美好、最遙遠、最不接地氣的烏托邦的，是儒家，而不是參加革命的左翼。左翼的烏托邦性體現在所謂的否定性上，他不明確說一個什麼好，而是針對一個什麼不好，體現在他的批判活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