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5月9日到10日,在華東師範大學舉行的『中國文化論壇』上,即以此爲主題。與以往對新文化運動的研究和討論不同的是,此次會議由於持儒家立場的學者的參會,『打倒孔家店』究竟錯了還是對了成爲討論的熱點話題。此前,觀察者網已刊發復旦大學丁耘教授參加的對話,本文爲中山大學甘陽教授的相關言論。甘陽未在此次論壇上做主題發言,但參與了相關討論。本文由觀察者網馬雪根據會議錄音,整理甘陽的相關發言而成,未經作者審訂。】 如果新文化運動不是以打倒孔家店爲主調的話,那新文化運動是沒有意義的,也沒有必要開這個會。嚴格地說,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不能並列起來。甲午以後每一年變化都非常大,從1915年新青年剛開始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間有很多可能性。1915年完全是帝制崩潰的一個反應,所以要做一些區分。新文化運動毫無疑問,根本的意義就是打倒孔家店,否則新文化運動那份雜誌沒有必要討論,這是我個人看法。 我提出通三統,並不是說三通可以化爲一統。這三統的張力非常大,但這這個張力可以成爲比較健康的張力,也可以成爲一個消耗性的張力,這要看整個社會的氛圍。 無論是霍布斯鮑姆的『短二十世紀』還是阿銳基的『漫長的二十世紀』,這兩種提法都非常西方中心主義。從中國的角度來講,中國的二十世紀,我認爲是從1895年開始,從甲午中日戰爭開始。一是甲午根本改變了整個東亞局勢,二是甲午導致整個中國驚慌失措,過度反應。其實大清沒到非要推翻的時候。康有爲的基本主張,就是帝制是不能推翻的,所以必須保皇,只有在整個君主制不推翻的前提下,中國才有和列強有充分打交道的可能性。在這一點上,康有爲的認識比任何人都深刻,而且從未動搖。梁啓超就差多了,對於重大政治問題,最核心的政治問題,梁啓超是二流的。 甲午戰爭以後,事實上是有一個可能性的。整整二十年時間,列強在東亞的軍事侵略都存在,所以說,中國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外部壓力沒有增大。如果康有爲的改良操作得法的話,實際上是有可能成功的。從一個更長的歷史來看,我認爲中國的二十世紀起點是1895年,而且還沒有結束。我們今後的思考要有一個更大的空間。蘇聯雖然存在了六七十年,如果再過五百年,可能就沒有那麼重要了。無論學的是蘇俄也好,英美也好,所有這些對中國來說,都是個手段,目的是什麼?目的是回歸中國。假如從這個角度來看,從1895年爲二十世紀的起點來看,可能我們對歷史的描述和想像都會不一樣。1895年之後,整個士大夫對於中國傳統文明徹底失去信心了。鴉片戰爭對於中國倒是沒有那麼大的傷害,對於士大夫來說,是個很局部的問題。但是甲午以後變動太大了,主心骨沒有了。 我們現在看西方左派60年代的歷史,強調偶然性,否定必然性。西方左派越批判資本主義,越變成資本主義的蜉蝣,基本上是在文化上爲資本主義開道。文化的資本化基本上是西方左派完成的。我們要擺脫掉這種歷史必然性。大家都認爲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人類不能接受的地步,爲什麼會這樣?實際上是我們不斷向資本主義作爲歷史必然性的一個投降和妥協。我剛才提出大清的問題,就是說是有這種可能性,也不排除另外一種可能性。如果帝制不被推翻,中國仍然在一個比較有序的狀態,並不是說沒有另外一種歷史可能性。蘇聯的意義就在於以社會主義來抵制資本主義的過程中曾經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爲什麼會走向完全失敗的道路?馬克思最大的問題就是把這個東西完全變成歷史必然性。中國作爲一個歷史文化主體,是不是有一個足夠的力量來抵制、消解或者說緩和西方左派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仍然要有更強的文化自信心。否則就是資本主義把全世界都毀滅掉以後,人類文明再重新開始。我認爲,至少在理論上要擺脫這樣一個歷史必然性。 我們今天這個會是紀念新文化運動一百年,我們也意識到中國已經進入不斷重新思考一百年的問題。再過幾年,是五四運動的一百年,再過幾年會是中國建黨一百年。所以會有一個問題,怎麼樣來思考一百年?我個人認爲要加上一個一百年,你要想想今後的一百年,也即如何看待以前的一百年,需要我們想想,一百年後的中國怎麼樣,也要想想,起碼要想想一百年後我們自己期望中國怎麼樣。要有這樣一個角度,我們才能比較好的、而不是就事論事地去談從前的一百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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