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偽正統：放棄華夷分辨原則，終難容【孔氏家儀】

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一月十一日，曲阜原任四品執事官孔繼戍上告孔繼汾，上折曰：

『革職捐復主事孔繼汾，著【孔氏家儀】一部，內有增減複製，並有「其今之顯悖於古者」、「於區區復古之苦心」等句，違背之處，卑職閱之心寒。伏查我朝會典，禮儀制度，昭然大備，中外臣民，莫不遵行。職父孔傳炣曾任江寧藩司，卑職參系四品官，世受主恩，至優至渥，捐軀難報，不敢不據實稟報，對【孔氏家儀】一書，不敢匿藏，將原書呈上。』（轉引自黃立振【孔氏家儀禁毀及作者罹難經過考】，【孔氏家儀】山東友誼書社1989年版，第646頁）

孔繼戍何以在【孔氏家儀】書成二十年後再舉揭發，在孔繼汾看來，皆因去年的一次過節，孔繼戍因『曾因太常博士懸缺，繼戍圖得此缺，前衍聖公不允，咨補繼汾之子廣冊，想因此誣首』（【東撫為查辦孔繼汾一案請旨奏摺】，【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第三編，第一冊，第531頁）。

山東布政使馮晉祚閱後，隨即於十一月十五日向正在曹濟勘察水利的山東巡撫白鐘山做了匯報。白鐘山閱後大為心寒，即刻一面上奏請旨，一面飭兩司再行逐佃磨勘，並派馮晉祚、署按察使陳守訓至曲阜查取【孔氏家儀】的版片，傳喚孔繼汾赴省城訊取確供。

拿到書籍，經核對後與孔繼戍上呈的原書互有不同，且多挖改之處，並少了【家儀問答】四卷。關於此書的具體情況，孔繼汾供稱：

『【家儀】一書繫於乾隆二十七年前衍聖公孔昭煥續娶時，咨問儀注，彼時有浙江人江衡勸繼汾何不將家庭吉凶諸事俱撰成儀注，是以纂輯此書，於三十年刻成。不過記載家庭儀節、俗間通行之事，原不關係朝廷典制。惟服制一項必應遵照律令，而律文以簡該繁，原有待人推原比照之處。俗人不盡通曉，往往疑不能決，故此書於嫡孫條內申明不善於讀律者恐失律意之語，間有竊取欽定儀禮儀疏之處，因義疏系欽頒之書，故敢與律參用。書刻成後，每自己見文理未協之處，即行更正。故近年刷印之本與舊本略有不同，其鐫改先後年月不能記憶。』（【東撫為查辦孔繼汾一案請旨奏摺】，【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第三編，第一冊，第531頁）

關於孔繼戍所指責的書中有『今顯悖於古者』及『萬萬不可從』之語，孔繼汾解釋道：

『自序內今之顯悖於古者一句，說底是家庭現今行事有顯悖古昔祖風之處。凡書內古今二字都是指今俗古語，並非指斥今制有干違悖。後來自思，此句就是下文俗之萬萬不可從者，文意犯復，所以改過，並非因知繼戍呈首故行挖改。【家儀】之外原有【答問】四卷，因俗行失禮之事，正書注內未經說完者，又別論之，備人採擇。本與家儀各行，不常刷印送人。上半年因修改家譜，曾將答問板改用數塊，是以不全。』（【東撫為查辦孔繼汾一案請旨奏摺】，【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第三編，第一冊，第531頁）

而對於服制上的刪改，孔繼汾認為：

『繼汾世受國恩，身登仕版，何敢萌狂悖之心。當初做這書時，並不是無端要議論服制，因家庭之間遇有喪事就要穿服，不得不考較一番，俱繫於律內推求，並非於律外添設。如服制四條內從繼母嫁一條原是遵的律圖，本生庶母一條原有例可比照，乳母及嫁女無夫與子兩條亦原本欽定義疏。不過要發明律意，並不敢議律妄作，求詳情。』（【東撫為查辦孔繼汾一案請旨奏摺】，【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第三編，第一冊，第531頁）

經過白鐘山的會審，對於此案，他給出了初步的處理意見，並把【孔氏家儀】逐條粘上黃簽，上報請旨：

『臣查孔繼汾身為聖裔，世受國恩，又備員部曹，乃著【家儀】一書，逞其臆見，妄生議論，指摘令典。迨經傳訊，猶復強詞支飾，殊屬狂妄。相應請旨，將孔繼汾革職，送交刑部嚴行治罪。孔繼戍收藏此書有年，既知其有違礙，何以不早行舉首，有無挾嫌，亦應解部質訊。【家儀】一書據系三十年刻成，衍聖公孔憲培襲職後何以不行查辦，臣現在移查，應聽自行陳奏。』（【東撫為查辦孔繼汾一案請旨奏摺】，【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第三編，第一冊，第532頁）

與此同時，白鐘山還命布政使馮晉祚前往曲阜，會同衍聖公孔憲培嚴查孔繼汾【孔氏家儀】的流傳情況及孔繼汾所著所有書籍。

三月十日，乾隆皇帝根據山東巡撫的奏請下了諭旨：

『孔繼汾曾任司員，在軍機處行走，其人小有才幹，若能安分供職，自必早加擢用，以其居鄉多事革職，本非安分之人，故棄而弗用耳。彼應安分改過，乃敢著【家儀】一書，則因其平日抑鬱不得志，藉以沽名紓忿，其心更不可問。若使仕宦通顯，必不以著述為能。此等進退無據之徒，最可鄙恨。其書中動以遵聖為詞，則伊從前於啟聖林內為伊母豫造生壙，上年欲將伊母營葬一節，為遵聖乎？為違聖乎？其居心行事，豈不顯然相背。孔繼汾著革職，拏交刑部，交大學士、九卿會同該部嚴審定擬具奏。孔繼戍亦著解部質訊。至孔繼汾身系聖裔，即其書果有狂妄，亦祇應罪及其身，其子弟族眾，均毋庸連及。以示朕尊崇先聖、加恩後裔之至意。』（【高宗純皇帝實錄】第1226卷）

接到諭旨後，乾隆五十年（1785）三月十四日，山東巡撫明興迅速把孔繼汾拿解到部，並將孔繼戍解送前來，聽候審訊。至四月初，將孔繼汾押解到北京，大學士公阿會同九卿、刑部當即對其會審，將【孔氏家儀】書內簽出各條逐一指駁。

據孔繼汾供：

『書內所說今之顯悖於古及今俗之萬萬不可從的兩條，今字我實指今俗而言，並不敢指斥今制。因此書說喪儀的最多，我見家中遇此事儀節多與禮相悖，如卷五內所說，古禮斂必掩形，今俗衾不覆首，古禮束帛依魂，今俗魂帛結成人形。又如卷六內所說，古禮大祥棄杖，今俗葬後三日即棄杖等事，都是世俗顯悖於古不可從的。但我不說顯悖於禮，竟說顯悖於古，並用復古等字樣，就是我糊塗不通，該得重罪了。』（【大學士公阿等為遵旨會審孔繼汾奏摺】，【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第三編，第一冊，第542頁）

又書中所說，『律本簡略遂成漏文，及指出增減會典內圖次字樣各節，我因□典降服報服間有無明文的，如妻為夫之庶母一條，服制未詳，是以於書內增入，其實律文內既有正服則降服報服自可類推，並非簡略漏文，我又補入，實系我無知妄作，還有何辯呢？』（【大學士公阿等為遵旨會審孔繼汾奏摺】，【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第三編，第一冊，第543頁）

而後大學士公阿等又指出：『惟所稱後王德薄不能以身教，又卷五內所稱行服時或應以明令參酌等語，語近違悖，嚴加究詰』（引文同上）。

孔繼汾供：

『後王德簿是指晉唐時而言，下文才說到朱子作家禮一節，又說到我家沐盛朝之化、尚循古法等句，只求將原本閱看就是恩典。至應以明令參酌，系專指殤服而言，原是汪琬喪服雜說內的話，我抄襲舊文並不檢點，這就是我的罪了。』 （引文同上）

而針對公阿指出的挖改之處，孔繼汾辯稱：

『我書內挖改處，都是隨時看出措詞未妥陸續刪改的，孔繼戍呈出的就是我的原本，但求查對其中多字句未妥之處，若知道孔繼戍要將書呈首方才挖改，書內簽出各條我何不全行改去呢？求詳情。』（引文同上）

最後，孔繼汾自責道：

『總之我一家世受國恩，至優極渥，繼汾具有人心，何敢稍萌悖逆之念。只因我曾經出仕，緣事革職後在籍閒居，無可見長，妄意著一部書，希圖宗族中說我是有學問的人，可以邀取名譽。我又糊塗不通，不知檢點，以致措詞種種舛繆。今蒙指駁詰訊，追悔無及，只求將我從重治罪就是恩典。』（【大學士公阿等為遵旨會審孔繼汾奏摺】，【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第三編，第一冊，第542頁）

大學士公阿等『再四研鞫，孔繼汾惟有俯首認罪，無可置辯』，在會同刑部、九卿，參考孔繼汾的供述及大清律載『增減制書未施行者，絞監候等語』（【大學士公阿等為遵旨會審孔繼汾奏摺】，【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第三編，第一冊，第542頁），於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月十日，議定了處理意見，上奏乾隆皇帝：

『孔繼汾身系聖裔，曾登仕版，世受國恩，自宜明理安分。前以居鄉多事，蒙皇上不加嚴譴，僅予擯棄，孔繼汾尤宜愧悔改過，乃復因不能出仕，抑鬱無聊，妄著【家儀】一書，異邀名譽。誠如聖諭，此等進退無據之徒最可鄙恨。且【會典】為奉行定製，典則昭然。孔繼汾率以己意，援引舛繆，雖只為伊家所行禮節起見，尚非有心違悖，與增減制書者較屬有間，但竟照增減制書律量減一等，擬流不足以示懲儆，孔繼汾應從重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以為在籍人員無知妄作者戒。除家儀板片現經山東巡撫查起外，所有此項書籍亦應一併查繳銷毀。······再孔繼汾所著【家儀】，繫於乾隆三十年刊刻，衍聖公孔憲培並未舉出，亦有不合，業經自行具折請罪，蒙皇上俯念聖裔，予以寬免，孔憲培亦毋庸議。』

收到奏摺的當日，乾隆皇帝就做出了『依議，欽此』的批語。至此，前後審查長達半年的孔繼汾【孔氏家儀】案蓋棺定論，孔繼汾被『發往伊犁』，【孔氏家儀】一書也遭焚毀。在此之前，在乾隆皇帝首次做出硃批的第二天——三月十一日，山東巡撫明興就做出了要求『無論近房遠族，各生倘有存貯【家儀】一書，並此外有繼汾所著別書，立即呈繳』（【牌四氏學族長為傳諭合族限期呈繳孔繼汾所著書籍事】，【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第三編，第一冊，第533頁）的牌令。命馮晉祚會同孔憲培，至孔繼汾家搜查，搜繳出『【闕里文獻考】一部，【闕里儀注附劻儀糾繆集】三卷，【喪祭儀節】一本，【樂舞全譜】一本，【孔氏家儀】兩本』（【東撫為查明孔繼汾別無不法著述緣由奏摺】，【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第三編，第一冊，第537頁），並傳喚孔繼汾親屬並其族人，隔別訊追，反覆開導，曉以利害，在做出『情願具結，此外如敢隱諱，情甘認罪』（【東撫為查明孔繼汾別無不法著述緣由奏摺】，【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第三編，第一冊，第540頁）的保證後才作罷。

而對【孔氏家儀】的收繳工作，一直持續到孔繼汾被遣戍伊犁之後。最後，孔族的六十戶戶頭、戶舉，四氏學學錄、教授，衍聖公府的大小執事官員，都一一做出書面保證，此事才得以了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