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安國《尚書序》真偽及史料價值辨證

二、關於《尚書序》中的“三皇五帝”說問題

“三皇五帝”之說屬於對遠古歷史的追憶，在東周秦漢間實有多種樣本，彼此間既有聯繫，亦有分歧。就其統系、名號而言，已有多家之說，而新出上博簡《容成氏》又別列一家；至以“製作”傳說而論，則尤紛紜不一。據此以否定孔《序》，恐難令安國及他人心折。

但孔《序》“三皇五帝”說確有特出之處，其稱“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7頁。）即以前者當“三皇”，後者當“五帝”。然《孔子家語•五帝德》、《大戴禮記•五帝德》均載孔子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史記•五帝本紀》采之。安國既為孔子後裔，常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參見《孔子家語後序》）又嘗承太史公問故，不宜對孔子之說漠視如此。不過，這似可從另一角度說明，該序恐非他人偽作。蓋據一般造偽常識，作偽者總會力摹其真，很難想像其會留有如此明顯不合常理之處。

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將此“三皇五帝”說與漢代特殊的政治社會背景相印證，竟亦有別樣的合理性。大體而言，東周秦漢時期，“三皇五帝”說實與“五德終始說”相表裡，而“五德終始說”溝通天人，與政權更替、政治運行等現實問題密切相關。有漢以前，中國古代社會以貴族世襲為特徵，歷代王朝皆具有雄厚的血緣組織與文化積累，較易為邦國、臣民等信服、臣服。漢代統治者則起于草莽，若高祖僅為泗水亭長，相當於今日鄉鎮派出所所長；其父母稱劉公劉媼，義同阿公阿婆，實即不知誰何之人；其麾下之臣，則多吏掾白徒之輩。所謂“漢初布衣將相之局”，（[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訂補本）》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6-37頁。）實隱含其時統治階級政治、文化之資源、憑藉等相當匱乏之弱點。概而觀之，為穩定國祚，漢室君臣在精神層面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第一，神化高祖所自出，假託為“天子”：《史記》、《漢書》所載高祖斬白蛇故事，附會為赤帝子斬白帝子，赤帝、白帝分居“五方帝”之一，高祖既為天帝之子，自可為天子；第二，聖化血緣，定劉漢為堯後：《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載“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第6冊，臺北：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922-923頁。）聖王之後，自可代有天下，故漢代學者頗為重視這一記載，以為劉氏出自唐堯之依據；第三，探索國家治理的中心思想，最終以孔子儒家學說當之。

東周時期，“五德終始”說與“五方帝”觀念甫一產生，即很快糾合一起，並為現實政治所重視、利用。但直至漢初，這一理論並未完全成熟，仍有不少漏洞。如秦始皇既定本朝為水德，但卻忽視秦處西方，色應屬白，德應屬金；漢代總體尚赤，然高祖之時曾赤黑兼尚，以至進退失據。（參見楊權：《新五德理論與兩漢政治——“堯後火德”說考論》，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96-123頁。）“五德終始”說、“五方帝”觀念等皆與“三皇五帝”說關係密切，甚至是彼此相對應。大致而言，“五德終始”說屬於時間維度之觀念，“五方帝”屬於空間維度之觀念，“三皇五帝”說則代表時人將天與人、歷史與現實相溝通之觀念。在這一問題上，觀念的內容是主觀的，但觀念的存在卻是客觀的。結合歷史社會，分析觀念的內容與意涵，其所存在的時代倒可試加推測。

孔《序》“三皇五帝”說將黃帝上升為三皇之一，而於顓頊之前增一少昊，其要點即在於能確保堯為火德，漢為堯後，故色尚赤。若按一般說法，黃帝色尚黃，必為土德；土生金，則顓頊為金德；金生水，則帝嚳為水德；水生木，則堯為木德；木生火，而舜為火德。然若按《尚書序》之說，黃帝為土德，少昊為金德，顓頊為水德，帝嚳為木德，而堯則恰為火德。顯然，此點與漢代的政治文化需求是密切相應的。

《後漢書•賈逵傳》言：

“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

正表明“三皇五帝”說、“五德終始說”與漢代現實政治皆存在密切關係，並非僅是文獻考證的問題。呂思勉先生于此指出：

此為古學家于黃帝、顓頊之間增一少昊之由。然實六人而為五，於理終有未安。造“偽古文《尚書》”者出，乃去遂人而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如是，則少昊雖增，五帝仍為五人矣。此實其說之彌縫而更工者也。（呂思勉：《先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5頁。）

按呂先生所謂“彌縫而更工”，意指《尚書序》偽作而成。但是，若探析此序“作偽”之情由、鵠的，其最大受益者應為漢代統治階級。即以此點而論，也很難將孔氏《尚書序》判為漢以後人偽作。

此外，《尚書序》言“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閻若璩謂：

《說文序》以初造書契為黃帝之史倉頡，此自從《易•繫辭》及《世本》來，極確。安國“大序”妄以為伏犧氏，孔穎達從而傅會，正可一筆抹殺。（[清]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校點：《尚書古文疏證（附：古文尚書冤詞）》下冊，第569頁。）

按，許氏《說文解字敘》雲：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

《周易•繫辭》下雲：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世本》秦嘉謨輯補本載：

沮誦、倉頡作書，並黃帝時史官。宋衷注曰：倉頡、沮誦，黃帝史官。黃帝之世，始立史官，倉頡、沮誦居其職。

固然，許慎《說文解字敘》可與《周易•繫辭》下、《世本》相應，自有其依據。然作為對遠古史跡之追憶，《尚書序》未必即為無據，可以“一筆抹殺”。

其實，《漢書•藝文志》亦雲：“《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關於這一記載，葛志毅先生在研究《尚書》起源問題時指出：

《漢書•藝文志》……把《尚書》的起源與河圖洛書聯繫起來，難免使人想到彌漫於漢代的讖緯家說，因而有荒誕不經之感。……但現代學者大多忽略的是，河圖洛書說又與文字起源的傳說相關，而《藝文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把它與《尚書》的起源聯繫起來。（葛志毅: 《試論<尚書>的編纂資料來源》，收入葛志毅：《譚史齋論稿續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41頁。）

葛先生其言有據，且頗有啟發意義。而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河圖洛書問題，至少其中“河圖”又與伏羲密不可分。也就是說，《尚書序》此說應是與《漢書•藝文志》之說相應的，因此，亦不宜輕易將其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