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安国《尚书序》真伪及史料价值辨证

二、关于《尚书序》中的“三皇五帝”说问题

“三皇五帝”之说属于对远古历史的追忆，在东周秦汉间实有多种样本，彼此间既有联系，亦有分歧。就其统系、名号而言，已有多家之说，而新出上博简《容成氏》又别列一家；至以“制作”传说而论，则尤纷纭不一。据此以否定孔《序》，恐难令安国及他人心折。

但孔《序》“三皇五帝”说确有特出之处，其称“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7页。）即以前者当“三皇”，后者当“五帝”。然《孔子家语•五帝德》、《大戴礼记•五帝德》均载孔子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史记•五帝本纪》采之。安国既为孔子后裔，常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灭”，（参见《孔子家语后序》）又尝承太史公问故，不宜对孔子之说漠视如此。不过，这似可从另一角度说明，该序恐非他人伪作。盖据一般造伪常识，作伪者总会力摹其真，很难想像其会留有如此明显不合常理之处。

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此“三皇五帝”说与汉代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相印证，竟亦有别样的合理性。大体而言，东周秦汉时期，“三皇五帝”说实与“五德终始说”相表里，而“五德终始说”沟通天人，与政权更替、政治运行等现实问题密切相关。有汉以前，中国古代社会以贵族世袭为特征，历代王朝皆具有雄厚的血缘组织与文化积累，较易为邦国、臣民等信服、臣服。汉代统治者则起于草莽，若高祖仅为泗水亭长，相当于今日乡镇派出所所长；其父母称刘公刘媪，义同阿公阿婆，实即不知谁何之人；其麾下之臣，则多吏掾白徒之辈。所谓“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6-37页。）实隐含其时统治阶级政治、文化之资源、凭借等相当匮乏之弱点。概而观之，为稳定国祚，汉室君臣在精神层面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第一，神化高祖所自出，假托为“天子”：《史记》、《汉书》所载高祖斩白蛇故事，附会为赤帝子斩白帝子，赤帝、白帝分居“五方帝”之一，高祖既为天帝之子，自可为天子；第二，圣化血缘，定刘汉为尧后：《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6册，台北：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922-923页。）圣王之后，自可代有天下，故汉代学者颇为重视这一记载，以为刘氏出自唐尧之依据；第三，探索国家治理的中心思想，最终以孔子儒家学说当之。

东周时期，“五德终始”说与“五方帝”观念甫一产生，即很快纠合一起，并为现实政治所重视、利用。但直至汉初，这一理论并未完全成熟，仍有不少漏洞。如秦始皇既定本朝为水德，但却忽视秦处西方，色应属白，德应属金；汉代总体尚赤，然高祖之时曾赤黑兼尚，以至进退失据。（参见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6-123页。）“五德终始”说、“五方帝”观念等皆与“三皇五帝”说关系密切，甚至是彼此相对应。大致而言，“五德终始”说属于时间维度之观念，“五方帝”属于空间维度之观念，“三皇五帝”说则代表时人将天与人、历史与现实相沟通之观念。在这一问题上，观念的内容是主观的，但观念的存在却是客观的。结合历史社会，分析观念的内容与意涵，其所存在的时代倒可试加推测。

孔《序》“三皇五帝”说将黄帝上升为三皇之一，而于颛顼之前增一少昊，其要点即在于能确保尧为火德，汉为尧后，故色尚赤。若按一般说法，黄帝色尚黄，必为土德；土生金，则颛顼为金德；金生水，则帝喾为水德；水生木，则尧为木德；木生火，而舜为火德。然若按《尚书序》之说，黄帝为土德，少昊为金德，颛顼为水德，帝喾为木德，而尧则恰为火德。显然，此点与汉代的政治文化需求是密切相应的。

《后汉书•贾逵传》言：

“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

正表明“三皇五帝”说、“五德终始说”与汉代现实政治皆存在密切关系，并非仅是文献考证的问题。吕思勉先生于此指出：

此为古学家于黄帝、颛顼之间增一少昊之由。然实六人而为五，于理终有未安。造“伪古文《尚书》”者出，乃去遂人而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如是，则少昊虽增，五帝仍为五人矣。此实其说之弥缝而更工者也。（吕思勉：《先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按吕先生所谓“弥缝而更工”，意指《尚书序》伪作而成。但是，若探析此序“作伪”之情由、鹄的，其最大受益者应为汉代统治阶级。即以此点而论，也很难将孔氏《尚书序》判为汉以后人伪作。

此外，《尚书序》言“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阎若璩谓：

《说文序》以初造书契为黄帝之史仓颉，此自从《易•系辞》及《世本》来，极确。安国“大序”妄以为伏牺氏，孔颖达从而傅会，正可一笔抹杀。（[清]阎若璩撰，黄怀信、吕翊欣校点：《尚书古文疏证（附：古文尚书冤词）》下册，第569页。）

按，许氏《说文解字叙》云：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

《周易•系辞》下云：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世本》秦嘉谟辑补本载：

沮诵、仓颉作书，并黄帝时史官。宋衷注曰：仓颉、沮诵，黄帝史官。黄帝之世，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

固然，许慎《说文解字叙》可与《周易•系辞》下、《世本》相应，自有其依据。然作为对远古史迹之追忆，《尚书序》未必即为无据，可以“一笔抹杀”。

其实，《汉书•艺文志》亦云：“《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关于这一记载，葛志毅先生在研究《尚书》起源问题时指出：

《汉书•艺文志》……把《尚书》的起源与河图洛书联系起来，难免使人想到弥漫于汉代的谶纬家说，因而有荒诞不经之感。……但现代学者大多忽略的是，河图洛书说又与文字起源的传说相关，而《艺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它与《尚书》的起源联系起来。（葛志毅: 《试论<尚书>的编纂资料来源》，收入葛志毅：《谭史斋论稿续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41页。）

葛先生其言有据，且颇有启发意义。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河图洛书问题，至少其中“河图”又与伏羲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尚书序》此说应是与《汉书•艺文志》之说相应的，因此，亦不宜轻易将其否定。